中国计量大学 测控:宋代郭茂倩的资料!

郭茂倩
郭茂倩，字德粲（《宋诗纪事补遗》卷二四），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宋史》卷二九七《郭劝传》）。劝孙，源明子。神宗元丰七年（一○八四）时为河南府法曹参军（《苏魏公集》卷五九《郭君墓志铭》）。编有《乐府诗集》百卷传世，以解题考据精博，为学术界所重视。

千百年来，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以此为题材而写成的《木兰诗)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木兰诗》和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被誉为我国古代叙事诗中的“双壁”，异曲同工，前后生辉。但自《木兰诗}被发现后，一直存在着一个创作年代的问题，众说纷纭，有的还把著作权归之曹植和韦元甫。在众多的说法之中，把《木兰诗》视作北朝乐府民歌和隋唐民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理由也较充分。

持北朝说者以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的《古今乐录》已著录《木兰诗》的篇目为主要依据。《古今乐录》今已失传，但《隋书。经籍志》、《旧唐收•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了这一书名，题陈沙门智匠撰。既然《古今乐录》已录有《木兰诗篇目》，这是《木兰诗》决不可能作于陈以后的铁证。同时，并朝说者认为《木兰诗》叙述的故事是以北魏北伐蠕蠕(即柔然)的战争为背景，北朝战争频繁，好勇尚武，这首诗正反映了这一特定的社会风貌。《木兰诗》中称居主为可汗，出征的地点又均在北方，说明了它也是北朝乐府民歌的产品。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隋唐文人的润色，但就全诗看，仍保持着北朝民歌的特色。

持隋唐说者认为北朝说者除了以《古今乐录》的著录为证据外提不出任何其它材料证明《木兰诗)作于北朝的有力证据。恰恰相反，以《木兰诗》在身提供的材料来考察，只能证明《木兰诗》绝不可能作于北朝。

隋唐说者详细考察了《乐府诗集》中所引《古今乐录》的记载，认为《古今乐录》著录《木兰诗》一说也不可靠，郭茂倩只是在转引《古今乐录》之后所加的按语中提到“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如果《木兰诗》已编入《梁鼓角横吹曲》中，郭茂倩就不会提出“不知起于何代”的疑问，郭氏没有对《梁鼓角横吹曲》66首歌中任何一首提出疑问，而对《木兰诗》提出疑问，正说明《古今乐录》没有著录这首歌辞。宋人黄庭坚在《题乐府木兰诗后》—文中写道：“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得于民间”。第一个借鉴《木兰诗}章法、诗句作诗的是杜甫，韦元甫和杜甫是同时代人，《木兰诗》从民间流入文人手中后，势必会引起杜甫注意，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古今乐录》已著录了《木兰诗》，如此优秀的长诗在被人发现后的200年间竟未发生任何影响，长期被冷落，只是到中唐才被人注意，群越模仿，岂不成了咄咄怪事？

隋唐说者还从《木兰诗》所反映的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例证：

一、府兵制。据诗中自市鞍马的情节，《木兰诗》应产生在府兵制实行以后。府兵制起自西魏后周，但寓兵于农的府兵制是隋以后的事。《木兰诗》中写到的情况和《新唐书》关于府兵制的记载相符。

二、可汗。《木兰诗)写的是汉族生活，而混称“天子”、“可汗”，这正反映了隋代的政治特点。隋文帝受禅于北周，统—中国，但由于北部中国长达二三百年的异族分裂统治，政治制度很难一朝纯，“天子”、“可汗”混称，正说明隋天子和各部胡人的关系。

三、策勋。据《唐天典》载：隋开皇初，采后周之制，置上柱国以下十一等，以酬勋劳。十二级的戎勋制度确立于唐高祖武德七年三月。

四、“对镜贴花黄”。额黄、眉间黄这一富有时代特点的妆扮起源于北周。《通鉴•陈纪》太建十—年载：周宣帝宇文斌“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官人，皆黄眉墨妆”。说明《木兰诗》产生年代不能早于北周宣帝末年。

持隋唐说者的论据是十分充足有力的，但对《乐府诗集》转引《古今乐录》所加按语的理解似有值得商榷之处，据此来否定《古今乐录》没有著录《木兰诗}还显得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众所周知， 《木兰诗)产生年代问题的提出始于宋代，郭茂倩是宋人，他在转引《古今乐录》时对产生年代争议的《木兰诗》题上一笔L“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指明关于《木兰》一曲产生年代的宋代已有争议，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足以构成推翻北朝说的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