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ing one:艺术符号美学

电影符号学:把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符号系统和表意现象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随着法国结构主义思想运动的勃兴，于六十年代中叶诞生的一门应用符号学理论研究电影艺术的一门符号学新分支。它运用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电影作品的结构形式，基本上是一种方法论 。1964年法国学者麦茨发表《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标志着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问世。 电影符号学以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为基础，其代表理论家及理论著作有法国麦茨的《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意大利艾柯的《电影符码的分节》以及意大利帕索里尼的《诗的电影》等。电影符号学对西方电影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西方电影理论进入现代电影理论时期。
参考资料：http://www.cgxly.com/forum/view.asp?id=3190&pt=first&page=1

《符号学原理》述略

张洪忠讲述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他的符号学理论，主要集中在《神话集》和《符号学原理》两书中，前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应用，后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建构。

自从索绪尔开始后，符号学的研究目标的确定，大致经过了一个从符号系统到意指系统又到意指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从作为产品的外在的结构化符号转移到作为过程的内在意义生产。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巴尔特在引言中首先界定了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是具体负责话语中大的意义的那部分，这是全书立论的基础。

意义是全书的核心，从这个角度切入，就把符号学的研究范围清晰地从语言学中剥离出来。正如巴尔特本人所言：

符号学研究所选择的相关性，从本质上讲涉及到所分析对象的意指活动：我们只从这些对象具有意义这一角度去考察它们，而不涉及、至少不过早地（即在系统并未完全得以重建之前）涉及这些对象的其他限定因素（如心理的、社会的、物理的限定因素）

整部书，巴尔特把符号学圈定在人类学的研究范围，这即是巴尔特这本书的出发点，又是他与以前语言学研究的不同之处。巴尔特学紧紧抓意义来开展论述。

同时，巴尔特在书中指出了每一个在人类学范围值得进行进一步探讨的符号学问题，无疑为符号学的研究指了一条路。

二

在书中，巴尔特以从语言学→符号学的论述方式，梳理出了符号学的四对概念：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与系统、内涵与外延。

语言与言语 语言与言语这对二分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中心思想。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从一片繁杂中抽象出的一个纯社会性的对象，是进行交流所必须而又与构成其质料无关的规约系统，它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价值系统；而言语则是覆盖了语言中的纯粹个人的部分（发音，规则的实现及符号的偶然组合）。两者的关系是语言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

巴尔特认为将语言/言语这对概念扩展到符号学领域，不能再遵循语言学模式，而必须对之加以调整。对此，巴尔特从生成学的角度来论述的。

首先，在大多数符号系统中，“语言”不是由“说话的大众”而是由决策集团制定的。在这里，巴尔特把符号的“任意性”理解为符号是由单方面决定的人为方式建立的，这就是决策集团。这是个范围狭小的群体，即可以是非常够格的技术专家，也可以是更分散更为匿名的集团。巴尔特所举例子是时装和汽车系统、日常家具系统。

其次，巴尔特认为，在符号学的系统中存在着三个层面：物质、语言、实用。三个层面的划分，就为语言的产生找到了一个“物质”的基础，而不是言语。为此，巴尔特举例时装中会有无言语的语言；在汽车或家具系统中，言语很匮乏。它们的语言的产生的基础是“物质”，而不是言语。

能指与所指 巴尔特把符号的构成作为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来看：在考察符号与其“环境”的关系时，提出了价值这一概念。

巴尔特认为符号学符号与它的语言学原形一样，也由能指与所指组成。但巴尔特又从符号的功能性出发，提出了功能符号（源于实用，并兼具功能性的符号学符号），其过程可表示为：词—（实用）→符号----（吸收意义）→实用物品。所以，他的能指，所指，意指从功能性这一角度出发，在语言学的基础上又得到阐发。

能指，能指的性质大致呈现相同的特点：是一种纯相关物。与所指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中介体，物质于它是必须的。

所指，在语言学中，所指是“事物”的心理再现。是符号的使用者通过符号所指的“某物”。从功能性上看，能指与所指是符号的两个相关物。

意指，可理解为一个过程，是将所指与能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

巴尔特认为，语义只有经过意义与价值的双重制约才可真正确定。对于意义与价值这一双重现象，巴尔特引用了索绪尔的一页纸的比喻：把纸切分为几份时，我们一方面得到了不同的纸片(A，B，C)，每一片相对于其他都有一个价值；另一方面，每张纸片都有正面与反面，二者被同时切分(A-A'，B-B'，C-C')，这便是意义。

组合与系统 从索绪尔---雅各布森---巴尔特，对于索绪尔所提出的组合与联想，雅各布森和巴尔特的对应是隐喻与换喻，组合与系统。组合与系统是符号学分析的双轴。

在巴尔特看来，组合根本上就是由“可加以切分的实体”构成的。而系统则是一种聚合关系。巴尔特还是以服装，膳食家俱，建筑等为例。在服装中，组合就是同一套服装中不同部分的并列：如裙子，衬衫，外套；而系统则是同一部位的不同款式，如无边女帽，窄边帽，宽边女帽等。

外延与内涵 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书中，对前面三对概念有较多论述，而对外延与内涵这部分论及很少，这似乎为本书的完美结构留下一点缺憾。

巴尔特对内涵与外延的论述，是通过分析意指过程的两个系统而建立的。首先，意指系统会延伸出第二个系统，从而使前者变成了一个简单要素，这样就有两个即相互包含又彼此分离的意指系统。如果把E作的能指。R作为意指行为，C作为所指，则第一系统就为ERC。

第一系统的ERC产生第二系统，两个切入点：第二系统的E或C。如下图：

2 E R C

↑ ↑

1 ERC or ERC

如果切入的是E，则第一系统ERC就构成外延，第二系统就构成内涵。如果切入C，则第二系统就成为元语言。

1982年，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访华，带来了一本由他的学生余也鲁译述的他的著作《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中，包括约30种符号学著作，但引介者们尚没有注意到它们。1985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召开的一次学术会上，居延安提交的大百科全书词条“传播学”初稿，把传播学的方法论基础归结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象征互动论。后者即是一种较为系统的符号学理论。这可能是国内最早谈到符号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可是，近年国内发表的传播学论文中，仍然很少见到论证传播中的符号及其意义的文章。传播学研究者注重的是较为实际的传播效果和各种劝服受众的理论，对符号学的了解也大多限于皮毛。
符号学不仅是传播学的方法论之一，而且应当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当代符号学的学派林立，其中较通行的理论系统有美国的皮尔士（C. S. Pierce）、瑞士的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法国籍立陶宛人格雷马斯（Greimas）和意大利的艾柯（Umberto Eco）等。

符号学（semiotics）在美国的创始人是皮尔士。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影响下，他为了清理形而上学造成的混乱，把观念的意义和实际效果联系起来，断言一个观念的定义是这个观念的可感觉的效果，一个客体的概念无非是那些效果的概念。皮尔士自称为“实效主义”。实效主义的根本含义是用实际效果说明和规定意义，其目的在于清晰地阐明表征事物观念的意义，确定意义存在于效果之中。在皮尔士看来，意义等于全部效果，如果没有效果，则无意义。在实效主义的基础上，皮尔士建立了他的符号学理论。他指出，人类是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都是符号活动，因而符号理论也就是关于意识和经验的理论。人类的所有经验都组织在三个层次上，依次是感觉活动、经验和符号。符号包括了使联系过程开始的东西、其对象和符号所产生的效果。从广义上说，符号的效果也就是符号的意义。

莫里斯指出，“人类文明是依赖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并且人类的心灵和符号的作用是不能分离的。”在《意谓和意义》一书中，他对符号过程作了描述：V在某种条件Z之下，在W中造成以某种方式X对某种对象Y作出反应的倾向。其中的V就是符号，W是符号解释者，X是解释，Y是符号的意谓，Z是符号的关联域。

符号学（semiology）在欧洲的创始人是索绪尔。1894年，索绪尔在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符号学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

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

巴特的《符号学原理》。

苏联的符号学是90年代以前少数可与西方进行学术交流并获得西方学界相当尊重的学术领域之一。俄国著名符号学家洛特曼。巴赫金（Бахтин，М）文学对话理论。

李幼蒸60万字的煌煌巨著《理论符号导论》是国人第一本全面介绍和研究符号学的专著。作者通晓多种语言，在约300种各国符号学著作的基础上才成就此书，展现了当代符号学庞大的理论阵容。全书4篇20章200多节、段。符号的意指关系，即在各种语言、非语言记号系统中，表达面和内容面相互关系的研究，是此书的主题。而这正是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常被忽视的问题。

李幼蒸将当代符号学划分为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三大类。注重对语言结构、语义结构和话语层面分析的各种符号学理论，被划入语言符号学。这是一种对语言符号深刻的微观研究，最早的代表性论点是索绪尔关于语言两个维面的理论。这两个维面是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前者代表语言的社会性、同时性等等，后者是前者同个人言语机能的共同产物，具有个人性、历时性等等。如同一盘棋，棋的规则是langue，而棋子（parole）的值取决于它在棋盘中的位置。除了这种对立外，一个具体的概念本身也被视为由言语的声形实体和心理概念实体合并成的双面实体。这两个实体即是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它们属于不同的存在域，前者为知觉音像，后者为意念心像。当一个人接触到某个符号时，会有一种能指与所指在心理场上的瞬间结合。从语言的结构分析到语义（semantics）、话语（discourse）、本文（text）的结构分析，符号学的研究相当深入。

从语言符号扩大到非语言符号（包括人工智能符号）的分析，即形成一般符号学（普通符号学）。这是一个居于各部门符号学之上的较为宏观的领域。居延安提到的象征互动论，即属于一般符号学范围。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一切符号、象征现象（自然的、人工的、有机的、无机的、实在的、心理的等等）都被纳入符号学的视野。信道也被广义化，包括物态（固态、液态、气态等等）和能态（光、声、热、电、化学反应等等）的各种渠道。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技术中的象征（symbol）形式、绘画和影视中的肖似记号（icon）、各种心理实体（如情绪、预感和其他心理事件）构成的心理记号、物品的代码功能、话语的意识形态，都属于一般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仅艾柯提出的一般符号学研究的内容，就包括从动物符号到大众传播符号等19项。

运用符号学的观点、方法分析社会文化中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和行为的现象，包括各种部门符号学，如建筑、电影、戏剧、仪式符号学等等，都属于文化符号学的范围。对于思想史的符号学研究，亦属于文化符号学。例如福柯（Foucault,M）在他的著作《疯癫和文明》《监督和惩罚》《性史》（1-3卷）中，分别考察了疯病史、监狱史、性史相应的各种语言表达，如何通过各自特定的形式和实质，反映了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权力和压制内容。

符号学方法论本身并非一门孤立的方法程序，而是在既定学科内部进行的各种跨学科方法论革新的努力。西方公认重要的符号学家都是各学科的首要带头人，例如：索绪尔、特鲁别斯基、雅克布森、本维尼思特、乔姆斯基（语言学），皮尔士、莫理斯、塞尔、胡塞尔、斯特劳森、利科、阿贝尔、卡西尔（哲学），巴尔特、麦茨（文学、电影和艺术理论），格式塔学派、弗洛伊德、皮亚杰和拉康（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列维-斯特劳斯、吉尔兹（人类学），勒高夫、海登怀特（历史学）。李幼蒸认为，“今日符号学的非严格研究类型，恰恰表现出符号学对一般人文研究的高度适用性。”

也许，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可以从符号学中得到一些启示。新闻学和传播学同样可以用符号学实现自我革新。举个简单的例子，1979年我国恢复新闻学研究之初，人们不约而同地认真讨论起“什么是新闻”这个显得十分简单的问题。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过这种现象属于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以后对“党性”、“人民性”、“宣传”、“信息”等概念的探讨同样属于符号学的范畴。掌握符号学，最好从传播学角度研究一二个符号学问题，是传播学研究者深化自己课题的必要的基础性工作。符号学把世界看成一个“文本”，人的有意义的行为都是符号学解读的对象。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正如马克思在科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天才纲领《费尔巴哈提纲》最后一条中所说的那样：问题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传播对人的影响，对社会实践有着巨大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要求传播学研究始终把传播看作社会实践的一环，这样才能理解传播现象。实践不仅仅包括生产劳动，还包括道德、国家与法、政治领域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于指导传播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吸收了符号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审视符号学理论，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以此作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但是，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存在着不同之处。符号学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现象”的深度模式转换为“能指—所指”的深度模式。我们要做的，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用“本质—现象”取消“能指—所指”，而是要把两种深度模式结合起来，即把意识形态分析和符号学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学研究的第三方面，符号与符号使用者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特别要强调的。

在研究方法上，注意文本阐释、政治经济学分析、民俗方法志的结合。传播是研究传播现象的科学。何谓现象？就是“就其自身显现自身者”；现象学则要求人们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按照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海德格：《存在与时间》]但是，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使得科学成为必要而且可能。如果现象不是本质的显现，那么就无从透过现象看本质，科学不可能；如果现象就是本质，科学就没有必要了。[马克思：《资本论》]

在研究传播现象时，应首先忘掉任何先验的理论前设，将它们暂时“悬搁”：忘掉拉斯韦尔和麦克卢汉，忘掉法兰克福、本雅明，忘掉马克思和葛兰西，忘掉霍尔和文化研究，也忘掉福科、波德里亚……这样“面对实事本身”才能达到现象学的还原，本质的直观。当你面对传播现象的时候，那些被悬搁的东西会以“合法偏见”的形式左右着你的直观。也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和别人看到的东西会不一样。

中国社会变化迅猛，文化的多元化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中国的媒介如何表述这多元的价值观，各种符号的意义是如何确立如何斗争的？对文本的符号学阐释就要回答以下问题：本文做了些什么？怎么做的？具体地说，包括：

1．本文的主要符号是什么？

中心话语的二元对立结构是什么（生与死、自然与社会、正义与邪恶等）？意识形态是如何建构意义的？它们如何结合在一起，又如何提炼为特定的信念体系？这些对立关系是如何解决的？

2．本文的意识形态假设是什么（本文把什么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本文强调、推进了什么？忽略、隐藏、压抑、“忘记”了什么？它们如何被理解为特定社会团体的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的？谁是相信这些意识形态含义的“标准读者”？有无替代解读（alternative readings）？

3．本文与谁共谋？（谁讲出了对谁的看法或关于哪些人的哪些事？谁被讲述了却又沉默不抗议？）

本文如何与其他本文、其他活动相连？其意识形态含义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什么意识形态系统或神话体系赋予其意义？什么是维持它们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文化秩序？

费斯克的三个文本理论：首先电视屏幕上有一个基本文本，观众演播室、电视批评和评论、有关演出和影星的特写、闲话专栏和发烧友杂志等等构成了第二个“潜层次”的文本，它们可以表明原初文本的意义是怎样被不同的观众或亚文化激活、是怎样转化为他们自己的文化的。最后是观众自己生产的文本：他们对电视的谈论，他们写给电视台的信，他们在生活中对电视所引导的服饰、言谈、举止以及思考的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