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试验工岗位职责:急求..关于烈士的资料 谢谢大家谁能告诉我关于彭干臣 ,彭干臣 ,张锡瑗的资料要快谢谢大家了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彭干臣，1899年出生于安徽省英山县（今属湖北省），1919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5月，彭干臣与许继慎等人被安徽党组织选派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10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与朱德等同班。
　　1926年秋，彭干臣奉命提前结业回国，加入叶挺独立团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927年3月，彭干臣按中央指示，带领一批军事骨干秘密潜回上海，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协助周恩来指挥南市区工人作战。5月护送周恩来到武汉。
　　大革命失败后，彭干臣潜回家乡组织革命活动，后赴南昌参与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南昌起义第二天，彭干臣被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失败后，彭干臣历尽艰险，经香港从海路潜回上海，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2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彭干臣为中共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2年春，彭干臣奉中央指示到闽浙赣苏区，参与指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协助方志敏率部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苏区。1935年1月中旬，在上饶、德兴间怀玉山地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5岁。
　　张锡瑗，河北良乡人，14岁随父迁居保定，进直隶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父亲是铁路员工，参加过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曾担任保定段铁路工会负责人。在校时，她和妹妹张锡瑞、同学李培之等，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成为该校早期团员。1925年，张锡瑗转到北京，和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邓颖超结识，由此成为至交，一起从事中共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同年她19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和妹妹张锡瑞都被组织选送到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张锡瑗不仅较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而且还结识了许多后来闻名全国的男女同学，如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张琴秋、傅学文等。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影响着张锡瑗后来一生的，就是结识了邓希贤（邓小平）。当时两人并不同班，但相互很熟，不过“只是同学，只是战友，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但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1927年春，张锡瑗姐妹应召回国，有机会到保定探望双亲，期间姐妹俩又协助父亲，成功地参与领导了一次反抗铁路当局迫害工会干部和家属的斗争，从此，在铁路工人中长时间流传着“姐妹闹革命”的佳话。大革命失败后，张锡瑗来到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在那里，意外地遇上了老同学、已改名为邓小平的邓希贤，邓当时是秘书处秘书。这次相遇，邓小平也感到格外惊喜，从此，他们一直共事。

　　中共“八七”会议后，他们随党中央机关到了上海，在1928年春结为伉俪。促成这桩婚事的“月老”，就是邓颖超大姐。婚后的张锡瑗和邓小平感情弥笃，工作上又是丈夫的好助手，是当时秘密环境下名副其实的家庭机关。1929年，张锡瑗怀上孩子，而此时的邓小平，却要辞别爱妻，受命赴广西组织武装斗争。是年冬张锡瑗住院待产，谁料遇上难产，产后又染上产褥热，不幸英年早逝。出世的孩子也遭夭折，因此，她未能为邓小平留下后嗣。

　　当时，刚巧邓小平来沪汇报工作，短时间内又急于带着中央指示，匆匆赶回广西，顾不得亲手料理爱妻后事。南行途中，张锡瑗病逝前的痛苦情景，萦绕在邓小平心头，他无法排遣心中的悲苦和惆怅，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个冬天……

　　后来，邓小平把妻子安葬之事，委托给当时在香港架设秘密电台的李强。为了安全，墓碑上刻作“张希远”。

　　上海解放后，随军进城的邓小平，依然十分惦念着张锡瑗。在李强的帮助下，通过上海市民政局，竟然奇迹般地找到了她的遗骨。同时也找到苏兆征的遗骸，而罗亦农的棺木，则无处寻觅。收敛好的张、苏遗骨，分别装进特制的新棺木，移交当时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暂安置在瑞金花园的一间密室内。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市民政局得到有关方面通知，安排人员将烈士遗骸运送到龙华公园附近秘密保存。直到1969年，才葬入当时兴建的上海市烈士陵园，墓碑仍写作“张希远”，人们对其生平依旧知之甚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上海市民政局和陵园史料工作者，又通过邓小平、邓颖超、李强以及张锡瑗的亲属，征集到张锡瑗的资料和遗照，恢复了她的原名，还编入了1983年出版的《上海烈士小传》。不过，尚未点明她就是邓小平早年的革命爱侣。1990年2月，张锡瑗逝世60周年的时候，邓小平嘱托女儿邓榕，第一次专程赶往上海祭扫了张锡瑗墓。

　　到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出版之后，人们才知道了张锡瑗就是邓小平的早年革命伴侣及邓小平对她的一片深情。如今，张锡瑗安息在90年代新建的、由邓小平亲笔题名的龙华烈士陵园。每当到了清明及其他的节日，人们都会在她的墓前献上一枝枝艳丽的鲜花。

彭干臣(1899-1935) 又名彭耐寒，化名黄春山、何樾。湖北英山人。1919年秋考入安徽省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学生爱国活动。1921年4月加入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6月参加安庆学生到省议会的请愿斗争。1922年秋被选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1923年春参与组织安庆声援二七惨案的学生游行示威。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安庆建党活动，成立第一师范中共党支部，任书记。1924年夏赴广州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在军校教导团任连党代表；被选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委员。2月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作战。6月被调到上海吴淞机厂开展工人运动，任工人夜校校长。10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与朱德等同班。1926年秋回国加入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的作战中，参加敢死队冲锋陷阵，负伤不下火线。10月独立团扩编成立第二十四师，兼武昌卫戍司令部，任参谋长。1927年春赴上海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协助周恩来指挥南市区工人作战。5月护送周恩来回武汉，6月任武昌卫戍司令部代理司令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潜赴南昌参与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南昌起义后，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起义军南昌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及党代表，负责打击市区残余反动势力，保卫前委、革委会领导机关的安全。不久随军南下，起义军失败后转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从事兵运活动。1929年夏参与开办中央军事训练班，主持日常工作，以家庭为掩护，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轮训了一批军政领导干部。1930年5月被中央任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到奉天(今沈阳)秘密组织发动东北地区武装斗争。10月遭追捕被迫返回上海。12月任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到天津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夏被调回上海，协助周思来领导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2月参与组织安徽旅沪中学师生义勇军，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不久转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先后任红十军军部参谋处处长、红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教育长。1933年1月任新十军参谋长，参与指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后任第五分校校长。同年9月因肃反扩大化被撤职囚禁。1934年11月被方志敏释放，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5年1月在怀玉山区战斗中英勇牺牲 安徽英山（今属湖北省）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优秀军事工作者。早年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6月到上海，在吴淞机器厂创办夜校。同年10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1926年秋回国，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3月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参与南市区军事指挥。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南昌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起义军失败后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曾负责主持中央军事训练班。1932年初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红十军参谋长，彭扬军校教育长、校长。1934年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谴队，1935年1月在江西怀玉山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中牺牲。
（龙华墓地2区1-1）

详细介绍：

1925年10月，彭干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时填写的旅莫中共党团员调查表。

此表是彭干臣1929年在上海为周恩来主持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时，为工作需要，由其义丈李次山送的。此指南针是彭干臣1926年在叶挺独立团率敢死队攻占武昌时的战利品。这枚图章是彭干臣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历经艰险，途经香港从海路返回上海，为谋生计，化名彭耐寒刻了一枚条牙图章，作为身份凭证。

张锡瑗，邓小平的前妻，中共早期党员，1927年参加领导了保定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后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

她和邓小平相识于国外，结合于白色恐怖的上海，1929年冬在上海死于难产，夫妻情缘仅两年。

张锡瑗1907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父亲张镜海是铁路职员，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

1925年张锡瑗来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当时的北京，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倾向国民革命，直系吴佩孚的势力已被肃清,冯玉祥又邀请孙中山北上，所以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共产党在北京可以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因此北方的革命运动也迅猛开展起来。为配合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来到北京的张锡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由中共北方党组织选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张锡瑗和邓小平相识。那时，邓小平22岁，张锡瑗20岁，她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对人很好，长相则是“少有的漂亮”。邓小平和张锡瑗在中山大学只是同学、同志、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恋人的程度。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但邓小平学习不到一年，就因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前回国了。

1927年7月初，邓小平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任秘书工作，负责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的记录等。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了这次对中国革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

“八七”会议不久，邓小平在武汉意外地遇见了张锡瑗。

张锡瑗于1927年秋经蒙古回国。回国后她参加领导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张家进行的，因此连张锡瑗当时只有8岁的小弟弟都印象很深。此次罢工后，张锡瑗到了武汉，在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老同学相遇，既惊且喜，他们这回真是并肩战斗在一起了。

不久，中共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里工作。

基于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情趣，他们相爱了。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瑗不到22岁。

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都参加了，共有30多人。

大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同住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楼下，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这三对夫妻编在一个党小组，同过组织生活，一周一次，但为了安全，经常变换地点。那时，他们6个人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刚出头，是个年轻又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战斗在龙潭虎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革命大业，邓小平和张锡瑗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了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后门看见前门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特科人员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杀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发现了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我们特科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以后半年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去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组织武装起义。邓小平告别爱妻，踏上去广西的征途。

1929年至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李明瑞等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准备分娩，邓小平离沪前，她已怀孕。邓小平汇报完工作，急忙赶到医院。夫妻久别重逢，虽感欣喜，但孩子却难产。后来，孩子虽生下来了，但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邓小平焦急地陪伴着妻子。但不幸的是，几天后，张锡瑗就去世了，年仅24岁,刚生下不久的孩子也随之夭亡。邓小平顾不得埋葬妻子，便奉命匆匆赶回广西，经过香港，遇到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邓小平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

1930年春，李强回到上海，奉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李强回忆说：“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上写的是张周氏，立碑人也是用的假名，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她的妈妈，还有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李硕勋，又名李陶，1903年2月23日生于四川省庆符县（现为高县）。15岁考入县立中学，后插班到成都省立第一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并成为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由于积极组织学生运动，被四川军阀下令通缉，被迫转道重庆等地，来到上海，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24年5月，由青年团转为中共党员。翌年7月，当选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兼交际部主任。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李硕勋还以个人身份，担任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书长。

1926年10月，李硕勋被派到武汉，任中共武昌地委组织部部长。在这里，他协助北伐军尤其是叶挺独立团做了大量工作。12月，李硕勋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后改编为第11军）第25师政治部主任，该师副师长为叶挺。

1927年4月，第25师奉令继续北伐。在与奉系军阀进行的河南战役中，李硕勋参予了指挥了上蔡、东西洪桥等重要战斗，他深入基层，在士兵中开展生动的思想动员工作，并进行了大量严谨细致的组织工作，保证了战斗的胜利进行。

1927年8月1日，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南昌城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当天上午，李硕勋接到上级通知，便以执行任务为名“紧急集合”，甩开师长李汉魂（系国民党党员），率73团全部，73团、75团一部，沿南浔铁路南下，赶赴南昌，参加起义。翌立，这支部队改编为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周士第任师长，李硕勋为党代表兼师政治部主任。

起义军撤离南昌之后，8月30日，发起攻打会昌战斗，李硕勋、周士第指挥第25师浴血奋战，率先攻入城中。9月，起义军进入广东境内，第25师转归朱德指挥，驻守三河坝，构筑工事，准备阻击两广军阀武装的进攻，掩护起义军主力进占汕头。第25师以梅江为天堑，苦战三昼夜，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歼其3000多人。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部队严惩减员，起义军遂撤出战斗。

此时得知，攻打汕头的起义军作战失利，且无法与之取得联系。于是，由朱德、周士第、李硕勋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在分析敌情后决定，起义军“穿山西进，直奔湘南。”10月下旬，进入湖南境内。为尽快与中央取得联系，朱德派李硕勋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1927年10月，李硕勋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了起义军情况之后，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江苏省秘书处秘书。在此后的三四年间，他先后在上海、武汉、杭州、南京等地来往奔波，担任过中共浙江省委军委书记、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等重要职务，1930年还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参予领导了组建红14军、15军、17军的工作，为我党早期武装力量的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1年5月，中央为了更好地开展两广的武装力量建设，任命李硕勋为两广省委军委书记、红7军政治委员。他乘船赶赴香港。此时，海南岛的革命武装斗争取得了较快发展，两广省委决定，派李硕勋去海南，主持召开琼崖游击队负责人军事会议，并指导海南扩大武装斗争。

8月，李硕勋抵达海口，住进得胜沙路中民族店。正当他与当地党组织接通联系并准备召集军事会议时，由于叛徒出卖，8月月13日，他在旅店被国民党密探逮捕。

在狱中，李硕勋以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坚贞品格和不屈意志，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刑拷打。他自知敌人手辣心狠，为了不连累家乡亲人，他改名李世勋，改籍贯为四川宜宾，并做了牺牲准备。他给妻子赵君陶写了遗书，以平静的心情交待了身后之事：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是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

9月5日，国民党琼山县宪兵队将已被打折双腿的李硕勋押赴海口市东较场行刑。李硕勋站不起来，被人用竹萝抬到刑场。他大义凛然，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面对国民党宪兵队，大声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时年28岁。
李硕勋烈士的遗书，后来通过难友、狱卒的关系，寄往香港。几经周折，才最后交到他夫人赵君陶手里。1959年，赵君陶又将这封遗书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使之成为缅怀先烈、教育人民的珍贵教材。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一进城，邓小平就去寻找张锡瑗的坟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公墓已面目全非，在李强的帮助下，才找到墓地。邓小平把她的遗骨重新放置在一个小棺木中，并于1969年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她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镶嵌着她惟一一张保存下来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