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 英语:詹天佑的历史

詹天佑，字眷诚，江西婺源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 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6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儿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P116）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带着测量队，身背仪器，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于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复勘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迭，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1.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至1919年4月24日，英文名：Jeme Tien Yow），汉族，字眷诚，号达朝 。 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现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十二甫西街芽菜巷42号），12岁留学美国，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他是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被誉为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其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2.詹天佑在1905—1909年主持修建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创设“竖井开凿法”和“人”字形线路，震惊中外；在筹划修建沪嘉、洛潼、津芦、锦州、萍醴、新易、潮汕、粤汉等铁路中，成绩斐然。著有《铁路名词表》《京张铁路工程纪略》等。

一、汉口俄租界俄哈路9号

资料：詹天佑故居：汉口洞庭街51号，原汉口俄租界俄哈路9号。1988年和1992年，湖北省武汉市组织有关人员考查了楼房的建筑历史档案，詹天佑故居的文物价值得到了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的确认。 1993年，作为武汉市第一家科技名人纪念馆——詹天佑居对外正式开放，同时在故居内设武汉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汉口俄租界与英租界紧邻，在“汉口租界示意图”上，这两个租界的分界线划在合作路和兰陵路之间。十九世纪末俄租界划定，租界内的建设随之而起，不用几年的功夫就后来者居上地变成了一块商埠和居屋并存的繁华之地。

一条窄窄的长街沿着长江的流向从这一块地面上横穿而过，经过俄租界的这一段名“俄哈路”（今洞庭街）。二十世纪初，詹天佑来到汉口，将住宅建在在合作路和兰陵路之间的俄租界地面上，当年门牌号码为：“俄哈路9号”（今 “汉口洞庭街51号”）。

2001年11月，电影《詹天佑》首映城市选在武汉，因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汉口生活了七年，直到1919年病逝。但是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段历史，包括武汉人自己。

提到詹天佑，必然要提到中国早期的铁路建设，因为他的一生都和铁路紧密相连，因为一条京汉铁路，所以他才来到汉口。那么，在这一个篇章的开头，我们还是先来谈谈铁路吧。

1864年，一个名叫斯蒂文的英国人提出一个“以汉口为中心，修筑全国四大铁路干线”的设想[1]，第一次把武汉三镇摆到了一个有重要发展前景的城市的地位。虽然这英国人的“设想”是充分地考虑到他们国家自身的殖民利益的，但是无论如何修铁路总是一件大好的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上书清朝廷，力排众议，争取到“在中国腹地的铁路修筑权”。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来到武汉主持修筑芦汉铁路——北京北郊卢沟桥至汉口的大铁路。

1906年，对于武汉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大日子，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14.49公里的铁路全线建成通车。那天，慈禧也挺高兴，毕竟是在中国国土上修筑的第一条大铁路，派了直隶总督袁世凯来汉口和张之洞一道举行验收仪式，并改“卢汉铁路”为“京汉铁路”。

京汉铁路，贯通中国南北交通的一条大动脉。原先，从汉口到北京，走陆路驿站，马车紧赶慢赶，最快也得二十八天，有了铁路之后，乘火车时间为三天，如是快车只需三十六个小时，与先相比，一路上简直就如同风驰电掣——铁路的铺设标志着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科技现代化时代的开始，从此汉口更是一跃而居中国城市商业贸易发展的前列。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全力振兴他一贯倡导的实业救国的宏图大略，这个宏伟蓝图的第一个规划就是主持设计全国铁路图。长年身处海外的他，亲见了铁路运输在西方大工业发展时期所显示出的巨大的推动力。例如美国因为修筑了横贯东部和西部的三条大铁路，从此飞速地改变了北美洲蛮荒封闭的历史。

1912年，孙中山视察了粤汉铁路总公司，与公司当时任总工程师的詹天佑相遇。一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工程师就这样相识了，那一天，他们或许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之前，他们所走的人生之路不尽相同，但是对于国家发展和建设关注，使他们今天有了太多的共通之处。那一天，他们谈得很投合很默契，孙中山当即发出了邀请，请詹天佑到他新设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任职，他很欣赏这位面容憨厚眉宇深沉的留美铁路工程师，很早就听说过他在山海关外修筑铁路的了不起的业绩。他明白，像这样卓越的技术才干，正是羸弱贫病的中国所急需的。

同年，詹天佑任汉粤川铁路总公司会办，后提升为督办，来到武汉，主理修筑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具体事务。

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从来都是以四海为家的，何况当时他身兼粤汉铁路总公司负责人的职务。1912年他来汉口，和他同来的还有妻子和孩子。

洞庭街是一条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建起来的老街，与沿江大道和中山大道平行，紧临沿江大道，由现在的江汉路步行街（过去的歆生路）开始，贯穿老汉口的英租界俄租界和法租界。顺着街口往下走，穿过整个英租界，过天津路、合作路之后便进入俄租界，此间经过詹天佑故居，街道两边的建筑很漂亮，有洋行大楼、公寓、公馆、有花园别墅、商店、电影院，环境幽雅而安静，即使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条街也属于汉口的富人街区。

2001年夏天，当我经过洞庭街上段的某一街区，举目所见尽是一片破败和萧条。

街边很多火锅店，街道地面很油腻，老旧的混凝土建筑的洋楼被拆毁了，剩下半拉子石灰砖墙在路边竖着，灰飞土扬的。年久失修的砖木结构老式公寓房，墙面斑驳、门窗颓朽，蒙着尘土和油垢。菜市场的菜摊摆到了洞庭街的街心，汽车过不去，骑自行车的也得下地推着车走，来来往往的都是拎着大大小小塑料袋买菜的居民。菜市场往前一段的街面上干脆堆起了垃圾，煤屑菜皮剩饭，渣滓污秽四下散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城市中心向中山大道和解放大道那一头转移，这块地面上的商家和办公机构逐渐搬迁，住这一带的居民逐渐离开，最后剩下一些老房子和一段老街沐在风雨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半个世纪过去了——老房子愈来愈旧，老街愈来愈老，最后剩下的就是我在这个夏天看到的这般景象……

街边出现一扇黑铁门，黑铁镂空花门扇和门柱，柱子顶上装着复古式的六面体玻璃街灯。门两边各建有一幢式样丑陋的简易水泥房。黑铁镂空花的大门右侧挂一块木牌，上写“武汉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几个大黑体字，旁边的水泥墙上镶嵌着一方白底绿字刻石——“詹天佑故居””

铁门里边有一方小小的院落，院落里有一幢大房子，两层楼，灰白相间的墙面，开着大大的长窗，正门对着小街，门前几级石头台阶。

这幢房子由詹天佑亲自设计，所以，“詹天佑故居”的历史价值并不仅仅只是詹天佑曾经在这里边住过而已。

1912年，詹天佑来到汉口，在俄哈路买了一块地，建起了一个家。二十世纪初的俄哈路是一个美丽幽雅的街区，绝对不似今天我看到的这般颓废苍凉。詹天佑亲自画图设计亲自监督施工，房屋很快树立起来。两层楼砖木结构的西式楼房，正面大门朝街，前有庭后有院，楼房门前以庭院和院墙与街道相隔，一个闹中取静的典型的独立式庭院住宅。

在这幢漂亮的大房子里，詹天佑本来打算居住得更长久一些，可是没有能如愿。他在汉口生活了整整七年，这是一段时间不能算是太短。那一天，在詹天佑故居陈列馆，零零星星地，我了解了一些有关这所房子和房子当年的主人的故事……

1919年，詹天佑在汉口病逝，第二年，詹夫人带着孩子离开了汉口，房子归属了一个比利时人。关于这位外籍屋主的情况在武汉市的文史档案查不到，没有人清楚这位西方人的来历以及后来的去向。

跟据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老住户回忆：抗战时期，詹天佑公馆曾经被战时红十字会急救中心使用过，当时南京失陷，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加紧轰炸武汉。从1937年秋，至1938年10月25日止，日机入侵武汉六十一次，投弹4590枚，炸死居民3389人，伤5230人，炸毁建筑物4900余幢。在大轰炸期间，这所大房子临时地充当了战时急救中心，一楼每一间房间连同走廊都挤满了被日本飞机炸伤的外国侨民和汉口市民。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居住在汉口原租界区（当时称为特别区）的外籍侨民与中国百姓的从心理上保持了协同一致。由这一片断，可以推想到詹公馆后来的屋主，也就是从詹夫人手里买下房子的那一位比利时人大约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将房子暂时腾出供战时紧急救援服务。另外一个推想就是，也许由某一团体出面临时征用作为国际红十会的紧急救援场地。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曾经在汉口居住的外籍侨民陆续离开中国，这位比利时人也不例外。资料记载：湖北省政府从这位比利时人手里赎回了这幢小洋楼，拨给湖北省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作为职工宿舍一直到1993年。

据目击者介绍：1993年，湖北省政府向湖北省五金矿业公司收回小楼筹办詹天佑故居陈列室。当时，在这幢老房子里居住了多年的一批住户刚刚搬迁，楼房内外苍夷满目，一幅劫后余生的图景——詹公馆当年的气象荡然无存，眼前残存着一个贫穷拮据的时代的印迹。

湖北省政府拨专项款，将这幢老房子重新修整还原成当年的模样。

二、1912年—1919年，詹天佑和汉口

资料：汉口詹天佑故居：建于1912年，坡状红瓦顶西式二层楼房，坐西北朝东南，楼房占地面积280平方米，连同前后院共约780平方米，门前搭有花架。

1878年，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菲尔德理工学院读的是土木专业系。给自己设计一座大屋，可能是他年轻时候的梦，这个梦终于在他五十一岁的那一年变成了现实。那一年在汉口，他好想要一个家。

那一年，在汉口，他和他的五个孩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去照相馆里照了一张像，全家人坐在一起，面对着那一架用黑布蒙着的摄影机，认真而专注的神情——詹天佑总是很严肃的——没有人对着镜头笑，他和他的孩子，那样一种严肃端庄的神情，父亲和孩子，神情非常一致。在二十世纪初的一家照相馆，把凝注了好多年的一个家庭的情感和希望留在胶片上，希望有一个温馨的家，希望过一种安定的生活，一家人从此幸福地聚在一起。

在我的印象中，詹天佑一直是中小学教科书上的一个“范例”，是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反击帝国主义干涉和制约的”民族英雄式的人物，所以人们非常强调他修筑京张铁路的业绩，而很少提到后来由他主执的“汉沙”、“粤汉”两条铁路的修筑工作。翻开中国近年的中学生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里边有一句话很能够说明问题：“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开始扩充铁路。到清灭亡之前，共完成铁路线4300多公里。其中，除詹天佑指挥修建的京张铁路外，其余几乎都是由外国人出资和设计修筑的。”

很多年来，我们就是根据这样一条简单的思维轨迹来了解詹天佑的，所以，关于他一生的事迹，他一生较为完整的人生经历和工作业绩，也许就这样地被人们忽略了，其中包括了他在汉口生活七年的这一段历史。

在通俗的历史普及读本中，很少提及詹天佑后期对中国铁路修筑史的贡献。书中避免这样的话题，即当时中国的铁路建设完全脱离不了西方各大势力的参与，因为除了我们在中小学生教科书里边大加宣传的京张铁路以外，詹天佑后期所从事的中国铁路修筑计划，从资金到技术，最重要的是铁路的管理权限，无一不是和西方国家的合作——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政体腐朽，经济落后，科技落后，长期战乱，政局动荡，国力空虚——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任何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建设，企图脱离西方国家的控制，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完成是完全不行的。如果有那样的设想，也只能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其实外国资产的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即使是在政体获得了独立主权和民族平等的情况下，利用外国商家的投资仍然是一个国家发达的重要的出路。由于中国普及教育中一贯强调的“民族主义”的教学思想，人们在提到詹天佑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总是片面地只谈清朝末年修筑的“京张铁路”，而很少提及民国初年“汉沙铁路”和“汉宜铁路”。这对于一个满腔爱国心但是又无力改变当时社会大环境的铁路工程师来说是极不公平的——詹天佑在汉口的一段历史，所以被人有意识的忽略了好多年，也许包含了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原因。

故居的陈列馆里有一张照片，在美国拍的。詹天佑参加了在纽黑文市的中华留学生的棒球队，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小孩子一样的天真活泼好动，那时候他也许还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大学生。回国后，尤其是担任了铁路修筑工程的工程师以后，照片上的他，沉稳而沉默，眉宇之间思虑重重，内忧外患的中国已经将他裹胁在其中不得解脱了。

汉口的这幢房子，依长江从上游流向下游的水道平行，也是面临洞庭街而建，坐西北而朝东南。中国居屋是最讲究朝向，讲究平行对称，讲究方正厚实。这些，詹天佑在房屋设计时都考虑到了。楼房结构和样式仍然是西式的，两层楼，砖木混凝土结构，红色西式瓦顶，瓦脊耸起宽而不高，是西方在二十世纪初期较为流行的仿日式瓦顶风格，屋顶上耸起的一只老虎窗特别醒目。

屋子正面，木质镶玻璃大门两扇对开（如图），门厅两边的木质墙面上方形镜框里写着有关陈列馆的介绍的文字。正中走廊，两边房间。走廊左边第一个门进门是客厅，现在作为了陈列室
走廊右边的是詹天佑的书房兼工作室（如图），深褐色的木质门扇历时八十年，至今也没有损坏。詹天佑在这间朝南的书房里写作了好几部作品——《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京张铁路标准图》、《华英工程学字汇》——后来都在武汉出版。

根据詹氏亲属提供的照片，这一间书房已经恢复成1919年之前的样子。

对门靠墙摆着一只矮茶几，两边各摆一把木头藤条制成的扶手椅。窗下有一张书桌，桌边一张靠背椅，书桌上摆着笔墨纸砚的中式文具，几支毛笔插在一支青花瓷的大笔筒里。左边墙壁上安有壁炉，壁炉前放着一张可以摇动的藤皮镶木躺椅。右边一整面墙开一扇宽大的半圆形拱券的玻璃镶木的门，门通往封闭式的门廊，玻璃为凸凹雕花，岁月在涂抹了淡淡的怀旧的黄色。房间所有的家具都为发亮的深褐色，典雅的古板。家具的样式和房子的风格相似，地道的西式但却带着一股浓浓的中国味道。

夏天，打开这扇半圆形的宽大的门，打开门廊上所有的窗户，南风长驱室内，一室清凉；冬天或是春天和秋天，天气晴好的日子，阳光从南面照过来，穿过门廊一直照射到茶几边和书桌边，光亮透过玻璃拱门，投下一大块灿烂的大块面。这时，将那一张躺椅移到阳光之中，微微的温暖中熏熏入睡。

一楼楼梯后面，有一扇通往后院的小门，当年，詹天佑在后院建造中式园林，垒起了数峰峭拔剔透的太湖石，中有宛延的花径，植树养花，辟一方幽静闲雅的天地。如今这个后花园早已被毁，二十世纪中叶，这里是汉口鄱阳街小学的网球场，后来，好几个机构蚕食鲸吞，只剩下眼前所见的小小一块水泥地坪了。

有这么一张照片，詹天佑和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倚在假山石头上，真没想到当年屋子周围的空间有这么大。时间将这一切吞噬，对着面目全非的一切，想象都是无根的飘萍。曾经在《序》里，我写道：“残砖断瓦，石灰和水泥的城市废墟”。其实，时代变迁，有的时候，断瓦残砖也不会给后来的人留下。

在那一个年代，洞庭街的对面没有建起高层楼房，从这二楼的阳台上，可以看很远很远，一直看见长江，风景十分开阔。

三、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资料：1919年4月24日，詹天佑因病不治在汉口逝世，享年五十八岁。其家人变卖房产，离开这一块伤心地。

陈列室里的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872年的上海：三十个准备派去美国的孩子，瘦瘦的，黑黑的，脑袋后拖条辩子，畏缩着挤在一块“轮船招商总局”的大牌子底下[2]。十一岁那年，坐着越洋的大轮船，穿过波涛滚滚的太平洋，走三千里海路到美国，那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前途、事业、责任和报负，对于一个小小的年纪的孩子来说，似乎都是一些过于抽象过于空泛的过于沉重的字眼。但是，也许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了他的思索。中国的乱世，乱世中的他乡异国，他乡异国坚持不懈的儒学教育，东方的孩子可以早熟[3]——早熟，意味着他过早地将国家的重望负荷在自己的肩上。以一百幼童留洋之举来拯救一个病入膏肓苟延残喘的古帝国，整件事有点像当年秦始皇命徐福派三千童男童女海上求仙丹一样的滑稽——对于一个即将覆亡的国家寄托着最后的希望，让一群孩子来承受希望的压力。

所以，詹天佑终其一生劳心劳力，奔波劳碌，身入险地，身先士卒，因为他生于乱世，因为他肩负了这个国家于他太多的期望，所以他一直辛劳至死。他一生之中最快活的日子在耶鲁，穿着白色运动衫手里握着棒球棍，球场上吹响着尖锐的哨子，场外看台高声的叫喊，一棒重重地击出，白色的球在蓝天下划了巨大的优美的弧线……许多年后，在汉口他的居所里的那一间书房里，灯下，面前的长条书桌上摊开了川汉铁路修筑的图纸，更深夜半，钟表滴嗒地走着，夜幕沉沉的中国，他有没有想到太平洋对面曾经有过的那一段美丽而平静的生活？此后，在他的一生之中，不会再有。

回顾他一生的故事，的确让人生出许多感叹——从幼小到成年，美国的生活熏陶和美国的文化浸染，并没有使他和他的故土远离，相反地却推得更近——回到中国，年轻的詹天佑自发地参加马尾海战中去，带着他不可遏止的悲愤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腐朽落后的中国和强盛发达的西方国家之间巨大的反差，对于一个刚刚归国的年青人是一个很深的刺激。曾经我们不断地宣传詹天佑的爱国精神和爱国事迹，但是，是否有人关注过他的内心，关注过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关注过他为这个国家所做过的一切艰辛困苦的努力？

1912年，孙中山辞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一职，以铁路总监的身份制定了全国铁路修造的计划，准备实施他建设中国的理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詹天佑来到了湖北，汉口七年，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一段岁月——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鄂云南兵变，1916年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1917年至1918年，护法运动从开始到失败，孙中山的建国之梦成为了泡影。

中华民国立国不稳，詹天佑一力主张的科学救国的道路也就走得愈加艰难。粤汉铁路的最初的一段——武长铁路（武昌到长沙）——因为事先约定好的西方国家的借款迟迟不到，再加上很多人为的牵扯，原定于1916年通车，结果延至到1918年才全线通车，全长三百里。汉口至宜昌的铁路——汉宜线——1914年开工，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德国在中国的银行停闭，约定好的铁路借款提不出来，工程进行到首期只好停工。

1914年，汉口召开“欧美同学恳亲会”，留学欧洲和美国的中国学子的一次聚会活动，詹天佑在会上呼吁年轻人：“各尽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不受外辱，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这一段话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最真切的最痛切的感受，不吐不快，数十年在中国国土上搞工程建设搞科学救国所遭遇的严酷现实让他痛心疾首，贫穷、愚昧、落后、分裂、动荡，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要想为国家为民众办一点实事，真是太难了！

他仍然留在汉口，他等待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然后再抓紧完成修筑汉川铁路和粤汉铁路的计划。有了贯通中国的南北和东西的两条大铁路，其它的一切事相应的来说都要好办得多了，他想。一个正在逐步实施的工程计划，工程进行得很缓慢很艰难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放弃。

在汉口这一幢老房子的大门口，石头台阶下不远，1919年之前在这一方院子当中是搭了一个花架子的，白色的木头架成的方格子，上面挂满了葡萄藤。在这张照片上，詹天佑和夫人，还有他们的孩子，都站在房子前面的石阶上，葡萄架树在他们的旁边，房子在全家人的背后耸立着，像一个坚固的安稳的鸟巢，然而他的心却不是安稳的安定的，永远有一种“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感觉，如同十一岁时在那一艘大海船上，身子底下是颠簸的起伏不定的太平洋。

1919年1月的去海参威开会，他不会想到死，一生受过了太多的艰辛和困苦，他认为他的意志他的身体是挺得住远东的严寒和冰雪，没想到他最终没能够挺住。

和很多事业心极强的人一样，平常，他也并不是太看重自己的身体，曾经在山海关内外修筑铁路的那一段日子，为了保证施工进程和质量，把家搬到工地，夫人小孩和他一道住进荒野中的简陋工棚，和工人一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日夜奋战”。后来几年，他来到湖北，担任川汉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行政职务），身份变了办事的作风没有变，仍然坚持亲身深入工地，直接参与指挥修筑宜昌到万县铁路的工程。

1912年来到汉口，步入了他的铁路生涯中的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1919年被任为协约国兼管远东铁路会议代表兼该会技术部之中国代表，那一年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中年已过，他愈加觉得任重而道远。

那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披上大衣提上皮质的公文包，拉开玻璃门走出这一幢房子，他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里。一年到头奔波跋涉，离家，对于他是一件平常的事。当时，惟一让他挂心的是这一次国际会议上是否能够争得中国对东三省铁路主权所有，除此以外的事，他几乎没有心情去考虑。

1919年1月，海参威会议在冰天雪地的北地严寒中召开，与会的西方各国虎视眈眈地准备好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所能够瓜分到的国际利益，羸弱的中国是不可能和列强争锋的。会议时间在利益分配不均的吵闹中一再拖延一开数月，后来开会地点由海参威移到了哈尔滨，一个纬度更高更寒冷的城市。1919年3月，詹天佑致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坚决反对中国铁路由国际共管。

1919年4月，他在哈尔滨病倒，气候的严寒加上心情的郁闷和愤激。实在支撑不住了才离开东北，一路上乘火车由北至南长途颠簸劳顿，4月20日回到汉口，当天就住进了汉口的一所教会医院。但是，已经晚了，二十世纪初，抗生素药物还没有问世，一次较为严重的感冒就可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资料记载詹天佑“因为操劳过度引起腹疾复发”，病程非常短促。躺在医院的病榻上，生命垂危之际，他留下遗嘱：“一、振奋工程师学会活动；二、慎选人才管理俄路；三、建成汉粤川铁路的全程。”此中最后一条，是他的一生的遗愿，也是他一生的遗憾，死的那一刻，他的心中一定很悲凉……

四天之后，1919年4月24日，詹天佑在医院去世，整个病程不到一个月。汉口各界名流要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仪。

当年，詹夫人便卖掉了这一幢由自己丈夫亲自设计的全家居住了七年的房子。1922年，她将丈夫的灵柩由汉阳广东山庄迁到北京西郊，同年，詹天佑的全身铜像在八达岭青龙桥火车站塑成。1982年，詹天佑的灵柩迁葬于青龙桥火车站。

1919年，詹夫人带着孩子离开汉口。

我来到这里已经是八十二年以后了，太阳光洒满了门前的小院子，白色的木格子花架没有了，绿色的葡萄藤蔓没有了，当年在葡萄架下玩耍的小孩子已经在远方老了，但是老房子还在原处，庄重地敦厚地端庄地耸立在西下的太阳光里，人去楼空的，两扇厚实的镶玻璃木门掩住了它的沧桑和寂寞。
出来走到街上，朝前走几步就是街边的集市，卖水果，卖菜，卖杂货，堆垃圾，占道经营，嘈杂拥挤，空气中飘散着瓜果腐烂的味道，街道两边的陈年老旧的房子成为这一切的背景——这就是汉口的背面，一个被现代人遗忘的角落，就像刚才的那一幢老房子一样……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1861-1919）
詹天佑(1861-1919)江西婺源人。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铁路工程专家。他自幼酷爱学习。
十二岁时被清政府选为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求学。经小学、中学毕业，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一科，二十一岁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回国后用非所学，被派去当兵轮驾驶员，曾参加中法马尾海战，英勇抗击法国侵略军。光绪十二年，改任博学馆洋文教习兼测绘海图工作。
光绪十四年，任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被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为会员。此后历任津榆、锦州和萍醴铁路工程师、新易铁路总工程师、京张铁路总办兼总工程师、洛潼铁路顾问总工程师等职。宣统元年，受赐工科进士，任留学学生主试官、邮传部顾问官、学部咨议官，并派去宜昌任商办四川铁路总工程师。民国元年，任粤汉铁路会办，被公举为"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民国三年，任粤汉川路督办，孙中山大总统晋升其为上大夫少卿衔，委为交通部总长，奖给二等宝光嘉禾章。民国八年，受北洋军阀政府派往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代表兼该会技术部的中国代表。
民国八年四月十五日，因病请假回武汉，于二十四日逝世，终年五十九岁。詹天佑的一生，为中国的铁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里我们了解到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铁路工程专家。他自幼酷爱学习。詹天佑的一生为中国的铁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爱国工程师、铁路工程专家而感到由衷的骄傲，詹天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想：今天，我们要刻苦学习，将来才能像詹天佑一样为祖国作出贡献。

历史背景
在修建津榆铁路架滦河铁桥时，英、日、法三国的工程师指挥打桩均告失败。詹天佑采用中国伟统方法配合机器进行打桩，获得成功。
新易铁路是中国工程式师自修铁路的开端。詹天佑只用四个月建成，提前两个月完工，受到慈禧太后和袁世凯的赏识。
京张铁路由于英、俄争夺筑路权相持不下，决定由中国自建。外国人讥笑中国"自不量力"，"胆大妄为"，詹天佑决心为国争光，细致测量，精心设计施工。开凿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道时，在没有新式开山机、抽水机和通风机设备的困难情况下，詹天佑创造性地采用两端开凿，中开竖井的的施工方法，顺利解决了难题。并对地势陡险、坡度大的八达岭，设计开成"人"字路线，使列车顺利行使。行车时遇到车厢脱节，还仿造了自动挂钩，人称"天佑钩"。此条铁路六年计划，四年竣工，节约投资二十八万多两白银。当时被外国工程师视为奇迹。

关于修筑京张铁路的背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从此，帝国主义列强以开设银行、强迫贷款、投资铁路、开矿设厂等方式，对中国加紧经济侵略。其中，从1895年到1899年，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攫取了近1万公里的铁路修筑权。帝国主义控制的铁路修到哪里，他们侵略的魔爪就伸到哪里。在铁路附近，帝国主义列强竞相设厂开矿，掠夺中国的资源。到19世纪末，列强争夺铁路权的斗争更加激烈，甚至以武力威逼清政府。原打算自己修筑铁路的清政府，在列强争夺面前，束手无策，只得把一条条铁路的修筑权，拱手送给外国。列强在中国投资修筑铁路，除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外，还附有种种条件，包括控制铁路和沿线地区，以及运输军队等

我们了解到当时历史背景：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遭受到许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侮。由此，我们进一步体会到詹天佑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面对种种困难，仍旧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国家增了光。
詹天佑(1861-1919)江西婺源人。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铁路工程专家。他自幼酷爱学习。
十二岁时被清政府选为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求学。经小学、中学毕业，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一科，二十一岁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回国后用非所学，被派去当兵轮驾驶员，曾参加中法马尾海战，英勇抗击法国侵略军。光绪十二年，改任博学馆洋文教习兼测绘海图工作。
光绪十四年，任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被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为会员。此后历任津榆、锦州和萍醴铁路工程师、新易铁路总工程师、京张铁路总办兼总工程师、洛潼铁路顾问总工程师等职。宣统元年，受赐工科进士，任留学学生主试官、邮传部顾问官、学部咨议官，并派去宜昌任商办四川铁路总工程师。民国元年，任粤汉铁路会办，被公举为"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民国三年，任粤汉川路督办，孙中山大总统晋升其为上大夫少卿衔，委为交通部总长，奖给二等宝光嘉禾章。民国八年，受北洋军阀政府派往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代表兼该会技术部的中国代表。
民国八年四月十五日，因病请假回武汉，于二十四日逝世，终年五十九岁。詹天佑的一生，为中国的铁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