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贞医院 心内科 好吗:农民工现象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一个又一个躁动的身影，告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义无反顾地闯进陌生的城镇，汇聚成让人叹为观止的亿万农民工大军。他们以打工者的身份吃苦受累，高强度地劳动，支撑起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建设城市，创造财富，提供税收，已成为我们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坚。如今，他们中许多人已青春不再，靠打工那点收入又不足以在城里置业安家，“打道回农村”差不多成为他们必然的归宿。“农民工40现象”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用之而不养之”，农村又怎么可能无限制地成为城市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长此以往，将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宗旨，同时还有可能制造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这些农民工的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更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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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农民工被城市“嫌弃”

　　8月14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虎坊桥附近的宣武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从中午一直到下午5点，记者观察发现，年轻力壮的农民工最受用工者青睐，一批批不断被招走。而年纪稍大些的则明显不受欢迎，迟迟找不到雇主。今年42岁、老家湖南的张大亮，等了4天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对记者说：“外出打工就趁年轻，稍微上个年纪，到哪儿都没人稀罕！”47岁的瓦工王东方告诉记者：“尽管有些手艺，找工作也是一年难似一年！”

　　不仅仅是张大亮和王东方。在各地的大中城市里，许多打工多年、人到中年的农民工正切实感受着被城市“嫌弃”的滋味。他们虽然工作更熟练、对城市更熟悉，但在体力和精力开始走下坡路的情况下，正被一批批新下火车、源源不绝赶来的年轻劳力所替代。

　　记者在一些地方的劳动力市场了解到，很多用人单位在招收农民工时，一般都明文要求年龄在40岁或者35岁以下，一些服务行业甚至要求25岁以下。而中年农民工之所以会被企业淘汰，主要原因在于体力的下降。京郊某仓库招收民工30名，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负责招工的翟先生告诉记者：“工人主要干装卸的活，年纪大的怕扛不住。”而一家被服厂只招收25岁以下的工人。招工者说：“我们需要常年夜里加班，干的也是精细活，年纪大的精神不好，手头也不活，基本就没法用。”

　　返乡农民工与农村“不合拍”

　　记者了解到，很多农民工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20定出山，40必收山。”讲的是年轻村民必定外出打工，到了中年必然回家。但是，离开城市，“收山”回家的农民工很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很多人不会干农活，他们或者从零学起，或者成为农村闲人。

　　多年来，许许多多十八九岁甚至十五六岁的农村孩子，初中毕业离开校园后就来到城市，走进工厂、工地、车间。由于基本上与土地“断绝”了关系，依靠工资生活，他们在实质上已经转化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而这些产业工人在城市奉献了青春回到农村老家后，种种不适应必然不可避免。

　　记者在河南农村采访时了解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家休假的时候，一般都不会操持农活。一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离开学校直接进入城市，根本没有进行过农业生产的训练。二是因为他们往往是家庭的收入来源，比较受宠，所以家长也很少要求他们再去干农活。这样，当地农村对打工者有这样一种略含贬义的说法：“在外当孙，回家作爷。”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批批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很多已经青春不再，而他们在无奈中回家以后，也很难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农业劳作。在河南省鲁山县金章村，一名姓杜的村干部告诉记者，在他们村，打多年工又回到家中，年龄三四十岁的人很多。这些人大致可分成三类。第一种：就是用打工的积蓄做些小本生意，或者买辆农用车搞些运输；第二种：不会干农活，也找不到好的生意门路，只好在家带带孩子、打打牌，主要依靠多年的积蓄维持生活；第三种：回到农村突然失去了定位，不知道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沉溺与打牌、赌博，将积蓄挥霍完了事。这位村干部总结说，打工回来的明显跟农村不合拍，讲究吃穿，不愿下田，半个劳动力也比不上。
　　企业对农民工“用而不养”

　　2004年4月，某科研单位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年龄从15岁到64岁不等，占90％的人为44岁以下，其中15－29岁者占到了一半（51.5％）。按说，40来岁正是壮年，农民工却为何纷纷离去？

　　记者在调查后发现，农民工之所以在40岁以后干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体力透支，同时没有其他资本可供出卖。导致农民工只有体力可供出卖的原因，是农民工普遍文化素质不高、技术技能缺乏。而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则是企业对农民工“用”而不“养”，从不提供培训和提高的机会，造成他们技能老化、无法与年轻人竞争。

　　有关专家也指出，之所以产生农民工的“40岁现象”，其实是一些企业处于控制成本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压低用于农民工的各种支出。大部分农民工无法获得培训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低水平重复劳动，在被透支了体力之后，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技能不够，到40岁左右时由于又被企业嫌弃，无奈之中只好告别城市。

　　有识之士认为，这些40岁左右，在城市工作超过10年的农民工，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是企业的宝贵财富，不该让他们回流到农村，而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他们的培训工作。

　　城市对农民工“取而不予”

　　针对农民工40岁后大量返流农村的现象，有专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城市没有给农民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导致农民工病无所医、贫无所助、老无所养，被迫返回家乡，去寻求最原始的家庭保障。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讲师杨桂宏认为，农民工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不论从哪种理论来讲，都应该覆盖这一群体，但事实恰恰相反。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最直接的深层原因就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保障体制。眼下尽管全国很多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并没有形成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下来的制度引导，也没有真正改变原来以户籍为基础二元社会保障体制，自然也就解决不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传统体制方面的原因。

　　知名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认为，眼下全国约有1.3亿农民外出务工，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但相对于中国8亿农村人口、5亿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一迁移过程仅仅是个开始，还将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他说。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在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的环境里。他呼吁城市不仅要善待农民工，关键还要使他们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分享成果。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向记者评论，农民工参与城市的建设和生产，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被隔离在城市社会保障之外，这种取而不予的做法，本身是对农民工合法权利的剥夺。他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回流农村，是一股逆潮流，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企业，应该纠正这种短视行为，作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引导城市能够留住这些曾经奉献了青春的外来工。

　　40岁，对于城市中的企业精英们来说，这正是他们走向事业巅峰的年龄。但是，对于许多民工而言，40岁却意味着他们在城镇打工生涯的终结。

　　农民工社保养老险参保率仅15％（链接）

　　据一份最新调研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参保率普遍偏低———在“五大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

　　目前，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量规模巨大。据统计，到今年5月，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约为1.2亿人，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人，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6000万。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专家近日完成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调研报告尖锐地指出，“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导致参保困难，农民工、用人单位和地方政府各有顾虑”，“社保制度门槛高、转移难，导致农民工权益难以保障”，是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由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而农民工流动频繁，如果不能实现转移接续，多数农民工参保很难达到该年限标准。有的地方还规定退休前5年必须到该地参保，这实际上把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排除在外。

　　《市场报》 (2005年08月19日 第二版)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nmg/507760.htm

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
※ 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
本节具体分析了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要构成、生活现状，以及他们是如何一步步掉落到社会最底层。
※ 杯水车薪的扶贫救济
阐述了我国现有的社会救济机制的缺陷，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进展，以及一些省会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制定。
※ 分配中的不平等问题
从非法收入对我国基尼系数的影响出发，探讨了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过大的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权力介入市场，分配机制被扭曲为以权力、人情（实际上是金钱）关系和投机为本位进行分配而形成的结果。
※ 收入分配中的金字塔结构
本节具体分析了我国各阶层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布状况，以及近期的发展趋势。
※ 民众的相对剥夺感
通过我国近几年来“基尼系数”的变化，论述了我国在短短十几年之间，走完了由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历史过程的事实。用调查结果反映了公众对贫富差距过大不满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而不是平均主义时代那种简单地对贫富分层的不满。
※ 收入集中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收入严重的集中化，强烈地（从物质和心理上）阻碍了公众对发展的参予，损害了民众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政府必须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这二者参加分配的比例上有公正的规定，以防止少数人不正当的收入过高和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张。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但在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改革以后，大家不无遗憾地发现，共同贫困的局面虽已消失，但“共同富裕”却也还只是纸上的蓝图。现在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由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有导致贫富分化的自发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共同富裕原则，避免两极分化过度，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也就成了政府必须加以解决的紧迫问题。
本章不打算论述地区的贫富差距，因为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多地是由自然条件、历史背景等多种因素造成，与当前中国城市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成因并不一样。本章集中讨论的主要是权力市场化造成的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
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
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存在，但那时社会公众的不满，和90年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份很详细的调查报告说明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主要是针对脑体倒挂，个体、私营业主收入过高，承包、承租者和一般职工收入差距过大，地区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等问题。（1）而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由于权力市场化进程加速，这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高收入者的主体加入了大批通过非劳动手段致富的人，二是国有企业职工成了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部分，三是收入高低悬殊的情况已比80年代显著得多。由于这三方面的因素，贫困问题也就成为阻碍中国发展、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主要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从1986年到1992年，国有企业职工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非国有单位：
表1：（收入总数：亿元）
类别
1986年
1992年
增长倍数
国有单位
1537.3
3913.7
1.55
城镇集体单位
401.5
885.4
1.21
合营单位
9.4
111.1
10.28
个体劳动者
120.0
495.7
3.13
从人均水平来看,1986年至1992年，国有企业单位职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增加到3594元，增长率为36.5％；城镇个体劳动者人均货币收入由2484元增至5915元，增长率为138.1％。（2）如果考虑后者的收入透明度远没有前者高，增长率决不止此数。截至1994年8月末，国有企业职工的人均月工资为325元，而其它经济类型企业职工的人均工资为477元。（3）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亏损，1994年全国有100多万退休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约有400多万在职职工未能足额领到工资。（4）
近几年我国贫困人口一直呈递增趋势，这一点可以从居民收入变化中看出来：
表2： 1993--1995年居民收入变化表
增加 （％）
没有变化（％）
减少（％）
1993年
56％
31％
13％
1994年
54％
30％
16％
1995年
40％
38％
22％

看看去年放的《生存之民工》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