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 奶牛场 规模:唐太宗的事迹

唐太宗作为贤明君主的表现概括成一个词就是“贞观之治”。其重点有四：

　　1 安定百姓与重视农业

　　唐太宗在位的贞观（627年～649年）年间，由于比较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他与其辅佐大臣房玄龄、魏徵等入特别关注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十分注意与民休息，留心治道。这个时期，政治较清明，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安定，国势强盛，民族关系融洽，被赞誉为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及其辅臣认识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最害怕像隋朝那样覆舟。他认为，隋朝之所以覆亡，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唐太宗便采取了与隋朝针锋相对的做法，他“去奢省费，轻谣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这样做，便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稳定，大唐的统治也就可以长久。唐太宗也确实这样做了。

　　唐太宗以好大喜功、奢侈淫逸、滥用民力的隋炀帝为戒，他生活比较节省，基本上不求仙，终其生不封禅，他少修或不修宫殿，他减少冗宫，这些都是“去奢省费”，自然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唐朝全面实行庸法，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便可代替力役，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唐大宗一再推迟修复洛阳宫殿，其他建造也较少，使力役减少。唐朝的租调较隋为轻，遇到灾荒，规定可以减收租调，这就是“轻徭薄赋”。唐大宗十分重视选用清廉官员，尤其是州、县临民之官。他将各州刺史的姓名写在宫中屏风上，有功有过都记于其名下，以便奖惩；他多次下令惩办贪官，严禁官吏贪赃在法，奖励清廉之官。这样，他做到了“选用廉吏”。据载，贞观年间，“官得其人，民去叹愁”。

　　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唐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全面推行“庸法”，不仅减少了谣役，而且增加了农民从事生产的时间，尤其是在农忙之时，以绢、布代役，可以不误衣时。这对于农业生产的益处是十分清楚的，唐大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他还说：“省徭赋，不夺其时”。唐太宗关心农业生产，注意不夺农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这样，经过农民的辛勤劳动，基本上做到了“使民衣食有余”。

　　唐太宗十分重视救灾，这也是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措施，贞观元年至三年，关中、关东发生水、旱、蝗、霜之灾，唐太宗当即“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即使这样，还有不少农民因无法生存，“多卖子以接食”，唐太宗便“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经过努力，终于克服了灾害，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百姓。唐太宗的这些做法，无疑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也不能不看到，比起不救灾、或暴君如隋炀帝，要好多了。人民已到了卖儿卖女地步，再不接济，便有可能发生隋未农民起义那样激烈的事件。唐太宗赎回儿女，起到了收买人心、安定百姓、保有劳动力的作用，是更为高明的统治术。

　　2 知人善任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便定下了“僵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又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在人治社会里，必须要用人得当，这些方针、政策才能贯彻执行。唐大宗对用人问题，十分留意。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他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以，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唐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力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正因为如此，他所任用的，大多为有识才能之士，这些人，有的是旧部下，有的是旧日敌人，也有新出现的才智之士，或疏远之人。如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嫌旧仇，而加以信任和重用，以至做到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又如马周，本不知名，唐太宗见到他为将军常何写的奏事，认为很有才能，立即召见。马周确实能干有才，以后官至中书令。唐太宗就是这样，随时留心、发现和任用贤才。 唐太宗认为，对有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使用。唐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当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之上时，唐大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唐大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周马“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唐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了突厥等族的将领，如那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 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在他身边困聚了当时的众多才能之士，正是在这些才能之士的协助下，唐太宗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唐太宗虽然基本上做到了知人善任，但也有不妥之时，不过，他能及时纠正，这在封建帝王中也是难能可贵的。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后来听房玄龄说“李纬大好髭须”，便知自己任错了，随后便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知人善任、任人唯贤，是封建帝玉都知道的，但是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帝王科用手中权力搞“任人唯亲”是常有的事，唐太宗注意“任人唯贤”，也有其局限性，不过，即使这样，亦应看到它给贞观政治带来了清醒的风气。

　　3 兼听纳谏

　　兼听是指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偏听偏信；纳谏是指君主接受正确的意见和批评，改正缺点、错误，防止政治上和个人的失误。兼听纳谏是封建帝王重要的个人政治修养和品质、作风。要兼听纳谏，也是封建君主都知道的，但要做到却是十分不容易的。

　　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徽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希望唐太宗能够“兼听纳下”，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唐太宗很重视魏徵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 唐太宗与直言进谏的魏徵的关系，以及对魏徵进谏的态度，证明了他确实是个善于纳谏的君主。魏徵有“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唐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要冒犯唐太宗，也不退却。唐太宗也认为，魏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徵进谏，唐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唐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有关的。唐太宗也从兼听纳谏中获得政治上极大的好处。唐太宗深深体会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他要求臣下“务尽忠谠，匡救朕恶”。他也以“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相许。而且每次都和颜悦色听取批评意见。事实上，唐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而且给以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引导进谏的作用。

　　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当以直谏著名的魏徵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受，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久之。像唐太宗这样以身作则兼听纳谏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为了让子孙也能兼听纳谏，巩固唐朝的统治，唐太宗还对进谏、纳谏作了具体规定。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人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人，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唐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多少得以上达。 知人善任、兼听纳谏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也是他成为杰出封建政治家的重要的政治素质。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楷模，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4 撰修氏族志

　　唐太宗为了压抑士族势力、抬高李氏皇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进行了修撰氏族志的工作。

　　唐初士族，主要有四个地域集团，并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娅，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李唐起自关中，唐政权中关陇士族最强，左右着唐初的政局。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经没落；以崔、卢、郑、李、王为首的山东士族，虽经农民战争打击，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时，仍有一定势力。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龄、魏徵、李昉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山东士族依然保留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士族势力的强大，对皇权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东士族凌驾于自己所属的关陇士族之上。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东士族崔民干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很是不满，他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新修订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贯彻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 唐太宗修《氏族志》，表面上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传统，实际并不如此。在魏晋南北朝时，谱籍是选官的根据，划分门第是看历代做官的情况而定，列为门阀的，都是累世冠冕之家。而唐太字修《氏族志》，并不用它来作选官的根据，至于划分门第等级的标准，更不考虑过去做官的情况，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土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有关陇士族大致保持了旧日地位。通过修《氏族志》，唐太宗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门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

　　总结：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历史地位

　　唐太宗在其统治的贞观时期，除采取了上述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治理国家的举措外，还十分注意执法，加强文化教育，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政策比较开明，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促成和衬托了“贞观之治”。唐太宗作为封建社会突出的明君，“贞观之治”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唐宋以来对唐大宗和“贞观之治”都有较高的评价。

　　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当然不能说这些全无根据，但溢美成分也是不少的。总起来说，贞观时期，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轻徭薄赋，他用贤勤政，政治较为清明，人民生活基本有了保障，社会秩序安定，阶级矛盾缓和，民族关系较融洽。这确实是封建社会的治世，它比平世自然好得多，更不要说乱世了。唐太宗是实现“贞观之治”的领导者，他比封建时代的平庸君主要强得多，更不要说昏君、暴君了。明君、治世，给人民多少带来了一些好处，对社会发展有利。从这个角度看，唐太宗和“贞观之治”是应当基本予以肯定的。

　　贞观治世，不仅是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造成的，更应看到，它的出现是隋未农民起义推动的结果。农民战争打击和教训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唐太宗及其辅佐在制定政策时，不能不对农民的要求有所考虑，以至在其中有所反映。如轻徭薄赋就是农民战争反对繁重徭役兵役的反映，庸法全面实施，同样反映了农民的愿望。更何况，贞观冶世的出现，完全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由此可见，“贞观之治”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证明。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即使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遗风犹存”。它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阶级矛盾还相当尖锐。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在统治的初期，留心治道，注意兼听纳谏，注意节俭。但是，在统治稳定之后，也就不同于前了，他逐渐骄傲起来了，纳谏也少了，“营缮”则多了，行幸游猎频繁了，还出兵征高丽。总之，贞观后期的政治大不如贞观前期，说明贞观政治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这些，都是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局限性。当然，这在唐太宗和整个贞观时期，只占次要位置，并不影响唐太宗作为杰出封建政治家和“贞观之治”是封建社会著名治世的历史地位。

唐太宗李世民，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599年1月23日）出生在今陕西武功的李家旧宅。他4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位自称会相面的书生，对其父李渊说：“公，贵人也，且有贵子。”当见到李世民本人时，竟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为儿子取名曰“世民”。唐太宗不仅是唐朝最富盛名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他在位的贞观时期，成为后世艳称的一代太平盛世，太宗也因此被称为一代“明主”、“英主”。

名君事功：贞观之治

太宗即位以来，一直对隋末天下大乱的场景心有余悸。所以贞观时期注重“以民为本”、不夺农时，他说：这样做不只是“忧怜百姓”，也是为了“长守富贵”。基于这样的目的，他在位时期，以国家稳定为政策要务，以稳定求发展，居安思危，终使天下大乱之后达到了大治。

房玄龄像对于贞观之治，人们比较喜欢引用《资治通鉴》中的一段描述：“（贞观）元年，关中饥，斗米直（值）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是岁（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于道路焉。”其中包括了农业丰收、物价低平、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社会经济得以恢复、社会财富相对富足等内容，这也的确是一代盛世的具体写照。太宗因此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一代名君，并成为后代帝王膜拜的偶像。

太宗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简单地说，他能够从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符合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政策措施，杜如晦像

重新确立和完善了统治秩序，使社会步入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政治上，完善国家政治体制的各项制度，重视吏治，严格执法与守法，所谓“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严惩违法与贪污渎职，重新树立起百姓对官府的信心和信赖。经济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增加农民负担，提高生产积极性。其中最可以说的还有他的善于用人和纳谏。

魏徵像太宗纳谏图太宗把用人与保持政治稳定结合起来，所谓“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选用官员不分出身、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亲疏贵贱，无论是中原、关陇、山东、江南的汉族，还是周边高鼻深目的胡人，都能得到重用。他重在选贤任能，喜看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同时，他用人又不求全责备，所以臣下能够心情舒畅，像“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房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的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的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的魏徵、“激浊扬清，嫉恶好善”的王珪等均能各尽所能。特别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前者善谋，后者能断，二人配合默契，同心报国，世称“贤相”，被并称为“房谋杜断”。一个精诚团结又深得皇帝信赖的宰相班子对于实现贞观之治，显然是功不可没的。

太宗还是封建社会少有的善于纳谏的君王。他非常赞同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说法。他曾说过，自己自幼精于弓矢，自以为尽得其妙，后来得到十几张良弓给专业工匠验看，结果被告知这些弓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并不是真正的良弓。他由此悟出，对自己最拿手《资治通鉴》中有关唐朝攻灭突厥的记载的事还有失误，更何况天下之大，四海之广，只凭他一人之力是不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因此，太宗主动要求臣下就政事得失发表意见。魏徵就是以直言极谏而著名的大臣，有人统计过，魏徵在贞观时期进谏多达二百余次。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十七年正月，64岁的魏徵病死，太宗认为自己痛失一镜。

天可汗太宗君临天下，威服四海，他借东突厥因内乱势力削弱之际，于贞观四年（630）派李靖、李世绩率大军深入大漠，一举俘获东突厥颉利可汗。贞观九年，任命李靖、侯君集率军平定位于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十三年，又派侯君集出兵攻打交河（今新疆吐鲁番），于次年收服高昌，之后又擒获龟兹王，安西都护府地方官印

平定西域大部地区，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重新打通了沟通中西的陆路交通——丝绸之路。唐朝在东到大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的广袤疆域内设立州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由于太宗相信“中国既安，四夷皆服”，所以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自东突厥灭亡以后，西北各部首领都来长安朝见，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可汗”是西北各部对君主的称呼，称“天可汗”就是拥戴太宗为他们共同的君主。唐朝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主要是任命各民族上层首领担任地方长官，不改变原有民族习惯与生活方式。他们职务世袭，代表中央政府对当地进行管理。到太宗晚年，漠北地区各部又相继归附。为了方便来长安朝拜唐朝皇帝，他们在大漠南北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称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68处，备有马匹与食物供应往来使者。太宗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各少数民族也把太宗当成了自己爱戴的可汗。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番将的名字，铭刻在昭陵的祭坛上。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松赞干布是吐蕃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与英雄人物。吐蕃是很早就生活在松赞干布像文成公主像青藏高原一带的古老民族，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吐蕃民风骁勇，以战死为荣。松赞干布做赞普（藏语“伟丈夫”之意，后为对君王的尊称）的时候，基本统一了各阎立本《步辇图》，记录了吐蕃使者朝见太宗求婚的场面
个部落，迁都逻些城（今拉萨），并建筑碉堡式的布达拉宫。在松赞干布多次求婚的强烈要求下，太宗答应以文成公主出嫁。

唐朝许婚的消息传来，吐蕃人民欢呼雀跃。为了减少文成公主入藏途中的艰难，他们沿途准备了马匹、牦牛、食物和水。松赞干布非常兴奋。他说：“我父祖没有和上国通婚的，我能娶大唐公主，深感荣幸。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松赞干布仿照唐朝的建筑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他亲自前往青海迎接，并以皇帝女婿的身份拜见唐朝的护婚特使，然后陪文成公主回到逻些城。

在逻些城，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举行了盛大婚礼。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许多工艺品、谷物、菜籽、药材、茶叶以及历法、生产技术与各种书籍，大大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唐蕃密切交往的基础。正如唐朝诗人陈陶《陇西行》诗中所写：“自从贵主和玄奘像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后来，松赞干布又接受唐朝授予他的西海郡王的爵位和驸马都尉之职。据不完全统计，从634年到846年的200多年间，唐蕃之间的使臣往来共191次，唐使入蕃66次，蕃使入唐125次。

玄奘西行玄奘是唐朝高僧，又称三藏法师。贞观初年，为了求取佛经精义，他从长安出发，毅然西行前往佛教圣地天竺（唐朝时对印度半岛上各部的统称，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途经我国新疆及中亚诸国，一路上备尝艰辛。在天竺，他用大约17年的时间遍游各地，寻师访友，研习佛法，因佛学造诣精深而获得极高声誉。

玄奘从天竺带回佛经657部，又经过20余年的努力，共翻译出75部1335卷，约1300多万字。他是第一个把天竺佛教、历史、地理、宋刻《大唐西域记》书影

风土人情等完整地记录下来并介绍到中国的人。太宗亲自为他的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还把自己西行途中的见闻口述下来，由弟子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他还曾把《老子》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天竺。贤德“良佐”，内助名君贞观十年（636）元月二十一日，皇后长孙氏在京师长安大内的立政殿殡天驾崩了。殿内的太宗皇帝，禁不住心中的哀伤，放声痛哭起来，这哭声没有丝毫的矫饰，确实悲痛至极。

长孙氏在与太宗共同生活的23年中，实在是起到了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那一桩桩，一件件，此时此刻，在太宗的脑海里历历闪现，那一切不能不令哀痛之中的太宗皇帝铭心刻骨。

少年结缘长孙氏嫁给李世民时，正值13岁妙龄。时在大业九年（613），李世民也是一位16岁的翩翩少年。

长孙氏家住长安永兴坊。她的祖上是北魏献文帝第三兄，本来姓拓跋氏，因为祖上在北魏时功劳最大，世袭大人之号，为宗室之长，后来改姓长孙氏。她家是出身代北的名门望族，当时号称“门传钟鼎，家世山河”。她的父亲长孙晟，武艺超群，精于骑射，又有奇谋远略，隋朝时甚得朝廷倚重。她的母亲高氏是隋朝刺史高敬德之女，高士廉的妹妹。高士廉是位精通文史的儒雅之士，隋大业中任治礼郎。长孙氏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熏染，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

据说，还在长孙氏很小的时候，她的伯父长孙炽很折服李世民母亲窦氏夫人的见解，就和长孙晟约定日后与李家结为姻亲。长孙氏长大后，高士廉便为她选中了李渊的二郎李世民。
唐朝建立后，长孙氏便成了秦王妃。在李世民策划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长孙氏坚决地站在丈夫李世民一边。太宗即位后，长孙氏便被立为皇后。
贤良国母贞观年间，她以克己奉公、阴柔明哲的品性，默默地影响着壮年天子太宗，在幕后发挥着她的作用。正是这种贤良的品格，使她能够遵循法度，永不超越现实的界限，从太宗的长治久安出发，处处为大唐着想，并且决无僭越之举，甘做配角。她与太宗志同道合，感情笃睦，一直受到太宗的尊重。

太宗即位之初，正是大动乱之后，长孙皇后深知国困民贫，便率先提倡节俭，平日的穿着打扮从不求华丽，日常不讲排场，物品也仅够用而已。

长孙后很注意加强自身修养，总是抽空读书学习，希望从古人的活动中得到借鉴。据说，她在梳头时，也不忘把书卷放在面前读上几页，太宗对此深表敬佩。长孙后把宫里的事情也处理得很好，她从来不在宫内耍威风，对手下的嫔妃宫人，总是以礼相待，有时候，哪个妃子病了，她都要亲自前往探视，详细询问病情，嘱咐有关人员好生照料。这样一来，宫中的各种关系显得比较融洽。

太宗耳闻目睹，对长孙后更增几分敬意。日常相处，太宗对长孙后显得优礼有加。饭后茶余，床前灯下，太宗常常与她论及天下大事，尤其是朝廷中的赏罚和人事安排。当太宗想听听她的见解，她却闻而不答，一言不发。其实，长孙后这样做是担心由她开始启后宫干政之源。实际上，长孙后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皇帝的一言一行，她往往以独特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向他提出劝谏。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她常常与太宗讨论历史上的事情，借古喻今，“因而献替，裨益弘多”。

有时候，长孙后也见机行事，随事变通。太宗有时由于大臣进谏过于逆耳，冒犯了他的尊严，心里不痛快，当着群臣不便发作，回到宫主明臣直（明《帝鉴图说》）

内却无法掩饰怒容。遇到这种情况，长孙后总能很巧妙地化解。一次太宗退朝回宫，满脸怒容，嘴里不住地说：“我一定杀了这个乡巴佬。真是气死我了。”长孙皇后见他这副样子，心里已猜到几分，连忙问：“皇上这是生谁的气呢？”太宗道：“魏徵那个糟老头子，他在朝廷上羞辱朕，让朕下不了台。”长孙后听罢，一言未发，转身回到内室，换下常装，穿着皇后大朝时的礼服径直走到太宗面前，施以款款大礼。太宗摸不清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忙问：“皇后这是做甚？怎么穿得如此郑重？”长孙后答道：“妾闻知，主明臣直。今魏徵犯颜直谏，足见皇上是有道明君，这样的事，我怎能不郑重道贺呢！”太宗听长孙后说自己是明君，顿时转怒为喜，杀魏徵的想法也云消雾散了，他因此能更好地听取臣下的谏诤。

长孙后对待子女，更是严加训教，决不允许奢华与超越礼法规范。一向崇尚节俭的长孙后，平日训导诸子，常常是谦俭为先，让他们生活节俭，行为举止谦逊循礼，不要做有伤大体的蠢事。正是长孙后的表率作用，贞观时期的法令、制度能够较好地贯彻执行，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
在长孙后的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她对外戚预政的防范。
长孙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布衣之交。他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在玄武门之变中，更是打了头阵，因而深得太宗恩信，出入卧内，委以腹心。太宗即位后，曾几次想任命他为宰相，执辅朝政，都遭到长孙后的坚决反对。长孙后的这一做法，虽有保全家族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为防止外戚威胁李氏子孙，以永保大唐的长治久安。长孙无忌及其家人，也始终表现得谦虚谨慎，从不仗势傲物，目空一切。这保证了贞观时期的政治丝毫没有受到外戚的干扰，一直遵循既定的道路前进，终于迎来了一代盛世——贞观之治。

长孙皇后对这一治世的鼎助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长孙皇后逝世后，被加谥号为“文德”，所以史书中称为长孙文德皇后。到她的儿子高宗李治时，又为她加上了文德顺圣皇后的尊号。去世的当年十一月，长孙氏被安葬在醴泉县（今陕西省礼泉县）内的九嵕山上，称为昭陵。太宗为示悼念，亲自写了表文，记叙了修建山陵的始末，让人刻石，立于昭陵，表彰皇后的克己奉公和严于律己。

有心的人也许能够看到，自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死后，太宗越来越不像从前那样英姿勃勃，晚年的太宗不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开始饵食丹药，还逐渐陷于骄傲自满和个人陶醉之中，兼听纳谏的作风也已冲淡；发民力，兴作役，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谨慎。这个时候，太宗怎么不去重温长孙皇后的临终遗言呢！

李世民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世民出生：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599年1月23日）

出生地：陕西武功属相：马

卒年：贞观二十三年（649）卒所：终南山翠微宫中

享年：52岁谥号：文皇帝

庙号：太宗陵寝：昭陵

父亲：高祖李渊母亲：太穆顺圣皇后窦氏

皇后：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子女：14子，21女

继位人：儿子高宗李治最得意：开创贞观盛世

最失意：发动政变才取得皇位最不幸：误食金丹而死

最痛心：长孙皇后之死
最擅长：骑射、书法

统一疆土、与蒙古定盟、和亲，招聘贤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