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是属于什么学:查找一下天才与智慧的故事。

一个"弱智"的研究生 一个"禁闭"孩子的母亲 一场失败的教育"实验"
7月，湖南湘北某县。
一则消息令整个县城感到震惊。
“那个天才连研究生都没毕业就回家了，生活上的智商还不如十来岁的孩子！”

引起话题的少年叫严永明，8岁上中学，13岁便以高分考进大学，17岁又考取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20岁肄业回家，现在21岁。

学习上的天才和生活中的“弱智”集于严永明一身，其仅有高中文化的母亲李腊梅从中起了关键作用。

跳级跳过了童年

7月6日晚，严永明在家中与记者对面而坐。他已在家里悄无声息地蹲了一年。

他的手不停地搓着裤腿，间或拿起桌上的西瓜放进嘴里，直吃到露出白瓤，然后把瓜汁抹在身上。

他说话十分有限，加起来不会超过100个单词———“谢谢哥哥、谢谢叔叔”，“是的吧”，“我不知道”……眼神极少与人正面接触。

严永明家中的墙壁上残留着一行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这行字，像标签一样烙在了严永明身上。

1983年出生的严永明2岁就掌握了1000多个字。儿子的过人才智，极大地膨胀了母亲的理想。母爱从此像掘井机一般没日没夜地挖掘着他的潜力。他的生活中，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伙伴，也没有玩具。

1991年10月，8岁的严永明跳到了县属重点中学，也跳过了他的童年。“学生就得读教材，就得围绕教学计划、高考提纲这根指挥棒来转。”李腊梅总是这样说。

“让他母亲陪读是个错误”

为了让小永明在高考中一鸣惊人，李腊梅把他生活上的事全部包办了，甚至连吃饭也喂。儿子稍微不服，就“武力”制服，丈夫干预也无济于事。

1996年9月，13岁的严永明跻身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新生之列。

学校考虑到严永明年纪小，把李腊梅接去陪读。学校破例给母子俩安排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还安排李腊梅在物理系做勤杂工，每月有几百元收入。

在人高马大的同学中，小永明仿佛是“稀有动物”。他极不合群，与人交往的方式仅仅是一句话———你好，一个动作———握手。礼仪常识他也知之甚少，甚至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他很少与人打招呼。到老师家里去玩，也不管人家是否已休息，就“砰、砰”地敲门。门开了，一句话不说，就朝老师的电脑房奔去。去拜访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师，见到别人在看报纸，他二话不说，从人家手里拿过报纸，就自顾自地看起来，弄得老师在一旁发愣。

还有更荒唐的事：读大一时，一天在系办公室玩，他突发灵感，一个电话拨到119，称学校发生火灾。几分钟后，消防车呼啸而至……

另一个问题是，严永明生活自理能力极其欠缺。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一些老师说，在北京读书时，天冷了，他不知道自己去加衣服，有时下雪天也穿着单衣、拖鞋到处跑。 “当初就不应该把他妈妈接到学校来。”时至今日，湘大的教授们仍在为这个决策后悔不已。

湘大历史系一位教授回忆说，“当时我就住在严永明的对面，他很喜欢找我谈历史和下象棋，但每次都被他妈妈拉回去温习功课。” 母亲与学校教育发生冲突

“为学须得先为人”，湘潭大学的班主任黎培德教授开始对严永明进行矫治训练。

黎教授给严永明看一些科学家传记等书籍。“但他妈妈很不高兴，认为是些闲书、杂书，不准他看。”李腊梅还自己掌握了一份课程表，以便随时对儿子的课程进行检查。

学校教育与李腊梅的教育像两股力量，总是在相互拉扯。

读大三时，物理系领导和老师下决心，将严永明从“保护区”搬到集体宿舍，和同学们朝夕相处。

李腊梅的脚步也跟了过来，她开始站在教室外面看儿子上课，她似乎不放心学校的教育。

大四毕业前往北京参加中科院面试时，这两股教育力量的较量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李腊梅坚持要陪儿子上北京，以当时物理系主任颜晓红教授为代表的学校老师坚决不同意，颜晓红甚至向李腊梅发出最后通牒：“你要是送他去北京，我们马上通知中科院取消他的资格。” 2000年4月，从未离开过妈妈半步的严永明，独自一人去了北京。

几天后，严永明回来了。“很开心的样子，和我交流了好久。”颜晓红教授回忆说，那是他与严永明惟一一次长时间交流,“他很兴奋地和我讲起在北京的见闻。”颜晓红说，那一刻真的被他那股小鸟出笼的兴奋劲感染了。

赢了学校，输掉了孩子

尽管学校作出种种努力，最终还是被李腊梅“打败”了。颜晓红教授说，“学校始终没能解开他身上的‘天才烙印’，没有让他融入社会。”

自始至终，母亲只给了严永明一个目标———学习课本、参加考试，没有告诉他读这么多书是为什么。

上大学后，在教授们的关照下，严永明学习范围曾有所拓展。他迷上了电脑，很快就学会了编程，会破解别人的电脑密码。他也很快开始犯错，一次，他将一个同学存在电脑里加密的情书破解了并公布出来，同学扑上来要揍他时，他正读得哈哈大笑。

“因为他对社会一无所知，一些书上的观点他接触后觉得非常新奇。”湘大物理系一位电脑被他攻击过的教授，事后还不得不替他解释———完全是孩子的恶作剧。

到中科院后，他又一次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差点被开除回家。

但一个更为可悲的事实———在常年管束下，严永明已习惯于依赖母亲和书本，这最终让他失去了在中科院继续深造的机会。

“很难想象，如果严永明不继续深造或做学问的话，他将如何生存。”颜晓红教授说。

在严永明“硕博连读”申请表上，颜晓红教授曾这样写道：如果把握好方向，能成大器。

关于严永明从中科院肄业回家的理由，李腊梅告诉记者，是因为严永明犯了个错误，被学校处分并取消硕博连读资格。

严永明自己则说，那次处分并没有影响他继续深造，肄业回家是因为没有写出研究生毕业论文。

现在，严永明开始逃避自己的母亲———母亲进房间给他抹席子、点蚊香，他几步就冲了出来；母亲出来，他又马上回房把门锁上。

严永明从北京回来一年，这对母子间的间隙越来越大，一天难得说上一句话。

“现在儿子看到我就像仇人一样，我为他付出的难道还不够吗？”在记者面前，李腊梅流下了委屈的泪水。（潇湘晨报供稿）

数学天才——高斯的故事

高斯（C.F.Gauss,1777.4.30-1855.2.23）是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出生于德国布伦兹维克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格尔恰尔德·迪德里赫先后当过护堤工、泥瓦匠和园丁，第一个妻子和他生活了10多年后因病去世，没有为他留下孩子。迪德里赫后来娶了罗捷雅，第二年他们的孩子高斯出生了，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父亲对高斯要求极为严厉，甚至有些过份，常常喜欢凭自己的经验为年幼的高斯规划人生。高斯尊重他的父亲，并且秉承了其父诚实、谨慎的性格。1806年迪德里赫逝世，此时高斯已经做出了许多划时代的成就。

在成长过程中，幼年的高斯主要是力于母亲和舅舅。高斯的外祖父是一位石匠，30岁那年死于肺结核，留下了两个孩子：高斯的母亲罗捷雅、舅舅弗利德里希（Friederich）。弗利德里希富有智慧，为人热情而又聪明能干投身于纺织贸易颇有成就。他发现姐姐的儿子聪明伶利，因此他就把一部分精力花在这位小天才身上，用生动活泼的方式开发高斯的智力。若干年后，已成年并成就显赫的高斯回想起舅舅为他所做的一切，深感对他成才之重要，他想到舅舅多产的思想，不无伤感地说，舅舅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天才"。正是由于弗利德里希慧眼识英才，经常劝导姐夫让孩子向学者方面发展，才使得高斯没有成为园丁或者泥瓦匠。

在数学史上，很少有人象高斯一样很幸运地有一位鼎力支持他成才的母亲。罗捷雅直到34岁才出嫁，生下高斯时已有35岁了。他性格坚强、聪明贤慧、富有幽默感。高斯一生下来，就对一切现象和事物十分好奇，而且决心弄个水落石出，这已经超出了一个孩子能被许可的范围。当丈夫为此训斥孩子时，他总是支持高斯，坚决反对顽固的丈夫想把儿子变得跟他一样无知。

罗捷雅真诚地希望儿子能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对高斯的才华极为珍视。然而，他也不敢轻易地让儿子投入当时尚不能养家糊口的数学研究中。在高斯19岁那年，尽管他已做出了许多伟大的数学成就，但她仍向数学界的朋友W.波尔约（W.Bolyai,非欧几何创立者之一J.波尔约之父）问道：高斯将来会有出息吗？W.波尔约说她的儿子将是"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为此她激动得热泪盈眶。

7岁那年，高斯第一次上学了。头两年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1787年高斯10岁，他进入了学习数学的班次，这是一个首次创办的班，孩子们在这之前都没有听说过算术这么一门课程。数学教师是布特纳（Buttner），他对高斯的成长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说，高斯10岁时算出布特纳给学生们出的将1到100的所有整数加起来的算术题，布特纳刚叙述完题目，高斯就算出了正确答案。不过，这很可能是一个不真实的传说。据对高斯素有研究的著名数学史家E·T·贝尔（E.T.Bell）考证，布特纳当时给孩子们出的是一道更难的加法题：81297+81495+81693+…+100899。

当然，这也是一个等差数列的求和问题（公差为198，项数为100）。当布特纳刚一写完时，高斯也算完并把写有答案的小石板交了上去。E·T·贝尔写道，高斯晚年经常喜欢向人们谈论这件事，说当时只有他写的答案是正确的，而其他的孩子们都错了。高斯没有明确地讲过，他是用什么方法那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数学史家们倾向于认为，高斯当时已掌握了等差数列求和的方法。一位年仅10岁的孩子，能独立发现这一数学方法实属很不平常。贝尔根据高斯本人晚年的说法而叙述的史实，应该是比较可信的。而且，这更能反映高斯从小就注意把握更本质的数学方法这一特点。

高斯的计算能力，更主要地是高斯独到的数学方法、非同一般的创造力，使布特纳对他刮目相看。他特意从汉堡买了最好的算术书送给高斯，说："你已经超过了我，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你了。"接着，高斯与布特纳的助手巴特尔斯(J.M.Bartels)建立了真诚的友谊，直到巴特尔斯逝世。他们一起学习，互相帮助，高斯由此开始了真正的数学研究。

1788年，11岁的高斯进入了文科学校，他在新的学校里，所有的功课都极好，特别是古典文学、数学尤为突出。经过巴特尔斯等人的引荐，布伦兹维克公爵召见了14岁的高斯。这位朴实、聪明但家境贫寒的孩子赢得了公爵的同情，公爵慷慨地提出愿意作高斯的资助人，让他继续学习。

布伦兹维克公爵在高斯的成才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如此，这种作用实际上反映了欧洲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模式，表明在科学研究社会化以前，私人的资助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高斯正处于私人资助科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社会化的转变时期。

1792年，高斯进入布伦兹维克的卡罗琳学院继续学习。1795年，公爵又为他支付各种费用，送他入德国著名的哥丁根大家，这样就使得高斯得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勤奋地学习和开始进行创造性的研究。1799年，高斯完成了博士论文，回到家乡布伦兹维克，正当他为自己的前途、生计担忧而病倒时—虽然他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了，已被授予博士学位，同时获得了讲师职位，但他没有能成功地吸引学生，因此只能回老家-又是公爵伸手救援他。公爵为高斯付诸了长篇博士论文的印刷费用，送给他一幢公寓，又为他印刷了《算术研究》，使该书得以在1801年问世；还负担了高斯的所有生活费用。所有这一切，令高斯十分感动。他在博士论文和《算术研究》中，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献词："献给大公"，"你的仁慈，将我从所有烦恼中解放出来，使我能从事这种独特的研究"。

1806年，公爵在抵抗拿破仑统帅的法军时不幸阵亡，这给高斯以沉重打击。他悲痛欲绝，长时间对法国人有一种深深的敌意。大公的去世给高斯带来了经济上的拮据，德国处于法军奴役下的不幸，以及第一个妻子的逝世，这一切使得高斯有些心灰意冷，但他是位刚强的汉子，从不向他人透露自己的窘况，也不让朋友安慰自己的不幸。人们只是在19世纪整理他的未公布于众的数学手稿时才得知他那时的心态。在一篇讨论椭圆函数的手搞中，突然插入了一段细微的铅笔字："对我来说，死去也比这样的生活更好受些。"

慷慨、仁慈的资助人去世了，因此高斯必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由于高斯在天文学、数学方面的杰出工作，他的名声从1802年起就已开始传遍欧洲。彼得堡科学院不断暗示他，自从1783年欧拉去世后，欧拉在彼得堡科学院的位置一直在等待着象高斯这样的天才。公爵在世时坚决劝阻高斯去俄国，他甚至愿意给高斯增加薪金，为他建立天文台。现在，高斯又在他的生活中面临着新的选择。

为了不使德国失去最伟大的天才，德国著名学者洪堡（B.A.Von Humboldt）联合其他学者和政界人物，为高斯争取到了享有特权的哥丁根大学数学和天文学教授，以及哥丁根天文台台长的职位。1807年，高斯赴哥丁根就职，全家迁居于此。从这时起，除了一次到柏林去参加科学会议以外，他一直住在哥丁根。洪堡等人的努力，不仅使得高斯一家人有了舒适的生活环境，高斯本人可以充分发挥其天才，而且为哥丁根数学学派的创立、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和数学中心创造了条件。同时，这也标志着科学研究社会化的一个良好开端。

高斯的学术地位，历来为人们推崇得很高。他有"数学王子"、"数学家之王"的美称、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位（或四位）数学家之一"（阿基米德、牛顿、高斯或加上欧拉）。人们还称赞高斯是"人类的骄傲"。天才、早熟、高产、创造力不衰、……，人类智力领域的几乎所有褒奖之词，对于高斯都不过份。

高斯的研究领域，遍及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各个领域，并且开辟了许多新的数学领域，从最抽象的代数数论到内蕴几何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从研究风格、方法乃至所取得的具体成就方面，他都是18—19世纪之交的中坚人物。如果我们把18世纪的数学家想象为一系列的高山峻岭，那么最后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巅峰就是高斯；如果把19世纪的数学家想象为一条条江河，那么其源头就是高斯。

虽然数学研究、科学工作在18世纪末仍然没有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但高斯依然生逢其时，因为在他快步入而立之年之际，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各国政府都开始重视科学研究。随着拿破仑对法国科学家、科学研究的重视，俄国的沙皇以及欧洲的许多君主也开始对科学家、科学研究刮目相看，科学研究的社会化进程不断加快，科学的地位不断提高。作为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高斯获得了不少的荣誉，许多世界著名的科学泰斗都把高斯当作自己的老师。

1802年，高斯被俄国彼得堡科学院选为通讯院士、喀山大学教授；1877年，丹麦政府任命他为科学顾问，这一年，德国汉诺威政府也聘请他担任政府科学顾问。

高斯的一生，是典型的学者的一生。他始终保持着农家的俭朴，使人难以想象他是一位大教授，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他先后结过两次婚，几个孩子曾使他颇为恼火。不过，这些对他的科学创造影响不太大。在获得崇高声誉、德国数学开始主宰世界之时，一代天骄走完了生命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