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萍进销存2016破解版:刚刚看完乔家大院,有了解晋商更多些的吗?

有一部纪录片叫<<晋商>>,里面有详细介绍,可以一看.

余秋雨——抱愧山西（一）

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
生过怀疑。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吧，《走西口》山西、陕西都唱，大体是
指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一把眼泪一把哀叹地背景离乡
呢？也许还受到了赵树理和其他被称之为“山药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
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
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度被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份了，但在大多数中
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
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厚
的大寨人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过日子的方式，
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但是，当
这个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的参观学习队伍浩浩荡荡地挤满山路的时
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义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深层的蕴涵了。我觉得，大寨的走
红，是因为它的生态方式不经意地碰撞到了当时不少人心中一种微妙的尺度。大家并不喜欢
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大家花费几十年时间参与过的那场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号
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夺富裕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
和罪恶划上等号。结果，既要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
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别，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住整齐划一的艰苦生活。因为不存在富
裕，也就不存在贫困的感受，与以前更贫困的日子相比还能获得某种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
上消灭了贫困；消灭了贫困又没有被富裕所腐蚀，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
这就是人们在这个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广价值的尺度。

当然，一种封闭环境里的心理感受，一种经过着力夸张的精神激情，毕竟无法掩盖事实
上的贫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们看到了一切，眼圈发红，半是感动半是同情。在当
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陪衬出来的是一个同样的命题：感人的
艰苦，惊人的贫困。直到今天，人们可以淡忘大寨，却很难磨去这一有关山西的命题。

但是，这一命题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
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
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
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
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
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
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
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
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
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
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
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
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
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822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
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
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和河北、河
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
产，无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一是江浙一带，
那里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06页）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
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海内最富”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见所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事例也曾
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们忽略了。便如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
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
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
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
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
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记得当时我也曾为此发了
一阵呆，却没有往下细想。

又如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
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
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
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
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
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
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我对山西的误解完全
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唯一可以原谅的是，在我们这一辈，产生这种误解的远不止我一人。
误解容易消除，原因却深可玩味。我一直认为，这里包含着我和我的同辈人在社会经济观念
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颇，亟须从根子上进行弥补和矫正。因此好些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
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记得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演讲时总有学生
问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课题是什么，我总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更多请见：
http://info.news.hc360.com/zt/ztswbz_jinshang/index.shtml

晋地表里山河，农田不足以敷赡养。一家之中，兄弟数人，必有出外贸易者，乃能维持其生活。于是南则江汉之流域，以至桂粤。北则满洲、内外蒙，以至俄之莫司叩（莫斯科）。东则京、津、济南、徐州。西则宁夏、青海、乌里雅苏台等处，无不有晋商足迹……”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晋人多商、善商，更说明了晋人的商业经营已通达四海，足迹遍布天下。如此宏大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在中国商业史上前所未有。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一度呼风唤雨，左右行业经济，曾经官商一体，操控国家财源，其交易的不断繁荣，势力的不断膨胀，财富的日积月累，成就了他们“西商”或“西帮”的尊称。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五百年的辉煌。由于遍及各地的晋商涉及众多行业并有很大的规模，各地商人因业务交往常需银钱往来转运，山西商人庞大的市场网络、雄厚的资本、良好的信用正好能够完成商人之间的银钱转运和划拨。山西商人发现这种银钱的转运亦可获利，并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新的利润领域时，就将这种银钱的转运、划拨汇兑等业务视为主营业务，并不断转移经营重心，即开始金融事业的经营，于是就产生了山西商业史上最为著名的票号。
对于山西商人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但由于票号是山西商人的最高创举，自成流派，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煊赫一时，并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现代银行业的产生、以及现代公司管理等众多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对于晋商的研究大多着墨于明清时期的晋商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