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大明理楼:帮忙说一下中国交通百年发展史

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一百年，中国交通史的研究由创始而繁荣，治交通史的学者历经艰 苦的耕耘，也取得了丰饶的收获。

一

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中讨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时所说：“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 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传统史学体系开 始动摇。20世纪20年代初问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篇幅不过6万 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编，各编均列有“中国 ”、“各国”、“综论”三章。全书以70%的篇幅论述中国历代交通，因而就中国交通 史研究而言，可以称作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著作。此后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丛报社长沙铁路协会，1928年)出版。这两部专著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仍然显 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交通史作为史学新领域的最初开辟，表现出史 家视野有所开阔，观念有所革新。

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 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五篇，分述先秦时代、 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现代中国之交通，对于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 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这部著作出版两年后就有日译本刊行东洋，在中国更 多次印行，发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中国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

此后数十年，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不过，在王倬、袁德宣、白寿 彝之后，除了几种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征的交通史读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题的综述 历代交通发展的专著问世。30年代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撰出版的《交通史 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邮政篇》(1935年)、《交通 史电政篇》(1936年)、《交通史总务篇》(1936年)等，实际上主要都是部门交通史，而 所论说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阶段亦偏于晚近。同样可以归入部门交通史范畴的研究成果 ，又有多种中国公路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航运史、中国运河史等研究专著。除了部门 交通史之外，断代交通史、区域交通史也得以创生和发展。这一现象，反映交通史研究 已经跨过粗略笼统进行历史总结的“概说”的阶段，治交通史的学者已经注重以更深入 的研究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交通历史发展的全景。

交通史的断代研究和分区研究，即取某一时间阶段或空间范围为限定对象的交通史研 究，是综合的交通史研究的基础。

作为交通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严耕望自谓“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的巨制《唐代 交通图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年)，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其 成就在于以所论证的若干史实，描绘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图景，其中多有极其重要的发 现，然而又绝不仅仅是罗列有关交通的史料而已，对于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的关系亦有透彻的论述。

《唐代交通图考》是规模与价值均有空前之意义的交通史巨著。严耕望总结其研究所 获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举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视为荒芜绝境，人迹罕到；乃 其实，自汉末至南北朝以来，岷岭、松潘草原即为西北河湟青海地区南通长江流域之一 要道。”2.“唐蕃兵争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区，盖地形所限，两国交通惟此为坦途也。 故唐人于此极力经营，州军镇戍星罗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经此详考，当时唐蕃兵争 之形势，使臣商贸之进出，皆得按图指证。”3.“凉州(近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 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谓河 西走廊，远通西域。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云‘汉唐在玉门以 西未见驿传之记载。’(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 )此非一人之见也。乃其实，唐代驿传之推行远达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孚远)以西诸 属国，唐代史志与唐人诗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瓜州常乐( 今安西县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两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碛道，馆驿名称里 距皆一一详明；西州(今吐鲁番东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东西道 上馆驿名称可知者亦数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驿，不始于唐。”4.“长安北通河上三驿道 ，分达灵(今灵武南)、丰(今狼山、晏江间约N41°·E107°41′—50′)、胜(今托克托 西黄河南十二连城E111°·N40°13′)三州，丰州驿使通传长安不过四日余，亦近中古 驿传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镇之天德军(约E109°·N41°之西北，进乌梁素海东北水滨 )，其地望久不能详，近亦准确知之。且贾耽所记天德军东通云中(今归绥、托克托间) 之塞外道，为自古用兵之要，后人无能明之者，亦得据今图，考故事，一一证之。”5. “唐与回纥邦交常睦，有丰州高阙(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兰计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约E103°30′·N42°30′)、庭州特罗堡子(今北塔 山南，约E90°30′·N45°稍南地区)三道相通。此三道今虽不能详，但大要途程可晓 。且回纥入唐先取鸊鹈泉入高阙至丰州，南下灵、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后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阙东行绕经天德、振武(今归绥、呼和浩特)，取 太原入长安，迂回千余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6.“东北边塞，居庸(今关)、古 北(今古北口)、卢龙(东晋至唐道出青陉，盖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关( 今山海关)四道并出，而取途不详，今得历历指证。”7.“飞狐(E114°35′·N39°35 ′)之险，久著史册，而关隘之要，因时代而转移，中古北魏前期，尤为入塞第一要道 ，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门反居其次，此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 意义，非一般读史者所能相像得之。”8.“剑南边区，诸道并出，而通南诏之青溪、石 门两道为著，此《蛮书》已著录者，前人考研，颇失粗疏，今皆详为比证，事乃大明。 ”9.“云南通安南交州之陆道，前人论者多家，皆以今红河线当之；实则取叶榆河谷， 今盘龙江。”以上所说，都是边区交通形势，关于内地交通，又有10.“长安、洛阳为 西东两都，交通至繁，沿途馆驿相次，榆柳荫翳，轩骑翩翩，铃铎应和，固唐代之第一 大驿道也。以云途程，必谓大抵与今陇海路相当，而实不然。自崤山以东，南取永宁( 今洛宁东北、三乡镇西北)，东循洛水，与今道异，与汉以渑池、新安道为主者亦异。 而两都间计程八百余里，置驿三十四五，今考其名号尚十得八九。他如长安太原道、洛 阳太原道、蓝田武关道、骆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荆襄道、太行东麓走廓道等，馆驿 名称亦颇有可考者。凡此馆驿多出于诗人之吟咏，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 ”严耕望还写道：“此外如褒斜、阴平诸道之名实，洛南三关、太行八陉之通塞，黄河 关津之建置，永济通渠之流程，三峡水运之兴盛，大堤商贸之繁荣，渤海海运之发达， 河套、代北水运之绩效，以及东南沿海海运之萌芽，诸如此类殆难尽列。”(《唐代交 通图考》第1册，第3—5页)。

《唐代交通图考》是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 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此书 已出版之五册，每册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线或一地区之交通路线。不但研究驿 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文中详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 理形势、物产、所经过之城市、乡村、关隘、桥梁、驿站、寺庙等，甚至某处路旁有一 奇特之大树，亦根据资料描述。并附论与该道路有关之历史事件。”(廖伯源：《严耕 望传》，《国史拟传》第7辑，1998年6月)对于这部前后历时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研究的 最终成果，学界以其工作条件和工作质量的对比，称作“一个难以相像的奇迹”，以其 丰厚的学术内涵，誉为“传之久远的大著作”(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敬悼严耕望学长》，《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 )。《唐代交通图考》的著述，对于有关资料的发掘采用，有“竭泽而渔”的称誉。作 者曾经自认为此书是其“生平功力最深、论辩最繁之述作”，“诸凡正史、通鉴、政书 、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 及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但是即使如此，严耕望依然诚恳地表示，“ 然问题不得其解者仍甚多，学术求精，固无际涯!如有同好，盼共商榷。”(《唐代交通 图考》第1册，第2—3页)

中国交通史是一门新兴的学问，许多方面的研究尚属于拓荒阶段，因而学者的辩议， 新论的琢磨，都显得尤为重要。即使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这样堪称20世纪中国交 通史研究之丰碑的学术名著，因多种原因，其中也不无瑕疵。而关于作者本人对其中某 些结论受到批评时所表示的态度，又更有令人感动的故事。

严耕望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大陆学者对其 中若干论点曾提出商榷意见。如李之勤《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 道和驿馆＝(《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1期)、知勤、肖珍《唐代傥骆道上的几个驿馆 》《(《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唐代蓝武道上的七盘岭与韩公堆》(《西北历史研 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唐敬宗宝历年间裴度重修的斜谷道及其所置 驿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以及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 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4辑)等论文都对严耕望的有关结论提出异议。由 于当时两岸学者学术交流条件方面的原因，学术对话受到限制。

据刘健明回忆，1995年9月，中国唐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6届年会，蓝勇提交的论文涉 及对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的评论。论文“肯定《图考》为中 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经典之作，但指出有五处地方可以商榷”：1.《唐代交通图考》认为 唐代牛尾驿是今永川长江边的水驿，但蓝勇认为是深处今永川内腹邮亭铺的一陆驿；2. 《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金牛道税人场在今剑阁县南，但蓝勇认为应在广元市南剑阁 县北的石洞沟与大朝间；3.《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开边县在今宜宾县安边乡，蓝勇 认为应在今云南水富县治大滩附近；4.《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白崖城不在今红崖， 而在白崖，蓝勇认为在今弥渡坝子(又称红崖平原，即明代的白崖)，白崖包括红崖平原 和白崖西北；5.《唐代交通图考》认为秦汉至今，四川通云南的主要通道是石门道和清 溪道，蓝勇认为明代以来乌撤入蜀道的地位更重要。蓝勇因有机会遍游中国西南部， 他的论据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结合而提出的。蓝勇的论文在最后还提出严耕望从 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不利因素有如下3种：1.“长期以来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流不畅，双 方多处于一种闭门造车的状态。特别是港台学者往往对大陆学者的已有成果不够了解， 尤其是对大陆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运用不够”，“在严耕望对唐代西南交通论著中几乎 没有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2.“由于交流条件的限制，很长一 段时间内港台学者不可能深入内地进行大量的徒步实地考察，这也是港台历史地理研究 多停留于纸上谈兵的原因。”3.“由于条件限制，严耕望主要参考的地图为美国Operat ional Naviqation Chart H-ll、《申报馆中国分省地图》、《国防研究院地图》、《 黎明公司中华民国全图》，这些地图不论是从比例尺大小、地名陈旧程度，还是标绘的 繁简程度和准确程度来说都是与50年代以来大陆编绘的各种地图存在差距，这也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其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蓝勇：《＜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 ＝，《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 区＞品评＝，《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刘健明将蓝勇的论文寄交严耕望后，不久就收到回信。其中写道：“蓝的评语多能中 肯，值得参考。我写图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献作一番仔细的整理研究，而不能亲履 各地勘察为憾!这样自必发生一些偏差，但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 间都很有限，纵然能有机会走遍全国，而一个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 团体来支持，组合一个团体做工作，而这些在我都谈不到，只能独力奋斗，尽我所能而 已。海外与大陆国内隔绝，能看到国内人著作本极有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 些弱点不难想像，即以蓝所提到的三泉县与牛尾驿，我写作当时本已怀疑，但为资料所 限，又不能亲履其地看看，自是无可如何。其实这类例子一定还相当不少，好在学问本 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只能尽其在我，尽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再做 进一步的工作。你如与蓝通信，请代我谢谢他，并告诉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 夫，那是最好。”这是严耕望致刘健明的最后一封信，引录者以为“信件异常珍贵”( 刘健明：《笔耕室受教记》，《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 ，1997年)，知道信中内容的学者，无疑都会心生同感。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会对待学 术探讨和学术争论的正确态度，体味到一种健康亲和的学术空气，也可以看到中国交通 史研究学者相互继承，代有推进的学术形势。

断代交通史研究的成果，还有谭宗义《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 年)，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陶希圣《唐代之交通 》((台北)食货出版社，1969年)等。

在交通史学界影响相当大的全汉升的名著《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4年) ，以交通对于经济的作用作为论述的主线。作者因宋代经济史研究的突出成就，被看作 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者。当时漕运对于经济的意义，受到了充分的肯定。潘镛《隋唐时 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文治《清代漕 运》(中华书局，1995年)等学术专著，也都对交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乃至政治权 力的重要支撑的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有关漕运的研究有较为集中的成果， 体现出对这种交通形式的历史作用的特殊重视。

如严耕望所说，交通现象往往“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意义”。有的中国交通史研 究专著则并不局限于交通于经济和政治的作用的研究，而比较重视交通的文化作用，这 样研究角度，或许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区域交通史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蓝勇 《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黎小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 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 997年)等，都值得重视。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交通史研究成果，杨聪编著《中国少数民 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一书具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在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区，往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在特殊的交通条件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特殊 的文化条件。杨著汇集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南部彝族地区、西藏、新疆、青海、 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区交通史研究的收获，进行了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只是论述各 地区古代交通的部分，内容比较简略。

上述中国交通史研究专著中，陈小平、蓝勇、王子今的成果，是以文献资料和考古资 料相结合，又借助实地考察的收获完成的。

二

以上说到的学术专著，有些是以若干篇凝聚多年研究心得的学术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 的。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已有数十篇专题论文发表，这样的专著具有坚实 深厚的学术根基。回顾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历程，应当肯定这一学科分支的基本构架，是 以一些具有厚重的科学内涵的重要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建立的。

在20世纪史学学术史上留有姓名的历史学学者，许多都曾经关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 进步，发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论著。例如，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长春真人 西游记校注》(《王国维遗书》经1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 辩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 》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的 《车服》、《塞路》、《徐福》、《禁巫祠道中》、《车与骑》等篇，岑仲勉《＜西域 传＞各国去长安及去都护里距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顾 颉刚《＜穆天子传＞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7月)，黄文弼《两 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西北史地季刊》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蒙文通《论古水 道与交通》(《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7期，第2卷第3期，1934年6月、10月)、《释古长 江下游之交通》(《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周谷城《西北交通之历史的考察 》(《东方杂志》第41卷第11期，1945年6月)，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杂 志》第17卷第3期，1943年3月，收入《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吴晗《传·过 所·路引的历史》(《中国建设》第5卷第4期，1948年1月)，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 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于省吾《武王伐 纣行程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刘敦愿《试论古代黄 淮下游之与江汉地区间的交通关系》(《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等，都是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名作。这些论著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有些并不是直接以交通 史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其内容涉及交通史，甚至关系到交通史的重大课题；有些论著发 表较早，后来因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进步，若干论点显得陈旧，但是在当时却曾 经对这一学科分支的进步发生过不宜忽视的影响。
于省吾曾经讨论殷墟卜辞中“+[外辶内至]”字的意义，以为 驲为后起的代字。”(《 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279页)《说文·马部》：“驲，传也。”卜 辞中所见乘+[外辶内至]而行的文字，说明殷代已经出现以传递信息为主要职能的驲传制度(《 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

先秦典籍中所见“周行”“周道”，传统经学均以礼制道义为释，只有朱熹在《诗集 传》中解释为“大路”、“大道”。不过，在予政治文化以特殊重视的文化背景下，以 等级列位和道德准则解说“周行”、“周道”的说法占据上风，对古代交通建设有所肯 定的朱说几被淹没。顾颉刚曾经在《周道与周行》一文中推扬朱熹之说，并且有进一步 的论证(《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杨升南的论文《说“周行”“周道— —西周时期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1984年8月)进一步明确 了“周行”、“周道”于交通史的意义，又以金文资料以为新证，指出“周道”应是由 周王室修筑，通往各地，联系各诸侯国的一种道路的专称。杨文又考定了当时由王室中 心地区通向各诸侯国的几条主要道路的大概走向，并且对于“周道”的特点及其设施也 有所探索。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收入《河山集 》，三联书店，1963年)，陈盘《春秋列国的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37本，1967年)，是关于春秋时期交通史研究的力作。卢云《战国时期主要陆 路交通初探》(《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对于战国陆路交通 形势的概况进行了总结。

对于汉代交通研究有开创作用，于中国交通史研究也具有经典意义的劳干题为《论汉 代之陆运与水运》的著名论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从陆 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两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汉代交通的历史成就。作者指出，“西北高原 对河济文化之区势成居高临下，农艺之民艰于守御，有国者不得不悉其国力以防胡虏之 南侵。于是邦国之政事与军备皆北重于南，陆重于海；而西北之区遂为国家首善。然以 民族发展之方位言之，则经济发展之趋向在南而不在北，国防发展之趋向在北而不在南 。”“今于汉世水陆交通略述其大要，以见汉朝帝国虽赖陆运以维持国家之完整，供给 国防之军资，而缘海之地则海运常重于陆运。汉人非不明海事，徒以陆上危机大于缘海 。其间不能不有所轻重。”这样的论述，已经不是就交通论交通，而涉及了交通的社会 文化背景和社会文化作用。有关“海运”乃至“海事”之轻重的分析，甚至关系到我们 民族文化方向的宏观课题。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历程中成就特别突出的历史 时期。研究秦汉时期交通史的著名的论文，还有吕思勉《汉代亭传之制》(《学林》第4 辑，1941年2月)，王毓瑚《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文史杂志》第2卷第9、10 期，1943年10月)，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 ，1944年1月，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孙毓棠《汉代的 交通》(《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卷第1期，1944年6月，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95年)，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陈 直《汉晋过所通考》(《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居延汉简综论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等。

陈沅远《唐代驿制考》(《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严耕望《唐代国内交 通与都市》(《大陆杂志》第8卷第4期，1954年2月)，章群《唐代交通》(《香港浸会学 院学报》第4卷第1期，1977年7月)，以及李之勤的系列论文(注：除上文提到的论文外 ，又有《傥骆古道的发展特点具体走向和沿途要地》、《唐代的文川道》、《川陕古道 中的青泥路和白水路》、《蓝田县的两个石门与唐长安附近蓝武道北段的水陆联运问题 》、《论唐代的上津道》、《唐代河东驿馆考》等，均收入《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 籍出版社，1994年)。)、王文楚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两京驿路考》、《西安洛阳间 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唐代洛阳至襄州》、《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唐 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唐代洛阳至魏州幽州驿路考》等，均收入《古代交通地理丛 考》(中华书局，1996年)。)、辛德勇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东渭桥记＞碑读后＝，《 唐长安都亭驿考辨》、《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 交通》等，均收入《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等，都对唐代 交通史研究有所推进。

王夔强《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第1卷第4、8、12期，1935年5月至1936年5月) ，魏重庆《两宋时代之交通事业》(《正风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7月)，邹逸麟 《宋代惠民河考》(《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5期)，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 》(《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等论文，说明了宋代交通的一些特点。

元代驿传制度的发达久已受到重视。当时驿传系统联系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李 梦瑛《“站”与“站赤”》(《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36年11月)、《元站与站赤 考释》(《东方杂志》第40卷第9期，1944年5月)，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 ，1962年)，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陈得芝、施一揆 《“关于元代的驿传”一文的资料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袁国藩《元王 恽驿赴上都行程考释》(《大陆杂志》第34卷第12期，1967年6月)，陈得芝《元岭北行 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1977年7月)，郭毅生《元代辽阳 省驿道考略》(《北方论丛》1980年第2、4期)等，都是有重要价值的论文。罗哲文《元 代“运筏图”考》(《文物》1962年第10期)，探讨了当时水运的具体形式。研究元代水 运的论文，还有张蓉初《元代大都粮食的运输》(《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 年6月)，赖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运》(《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袁国藩《元初河 漕转变之研究》(《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1963年8月)等。

论述明清时期交通的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政治季刊》第4 卷第3期，1940年10月)，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吴缉华《明代的海陆兼运及运河的浚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 册，1958年)，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朱玲玲《明代 对大运河的治理》(《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等。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 之弊及其影响》(《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和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西北大学学 报》1998年第4期)等就清漕运组织管理的消极面进行分析，揭露了当时交通制度的弊端 。

对于以往少有人注意的边地交通、少数民族政权交通，也有一些学者瞩目，发表过有 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如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 刊》第5期，1947年12月，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方国瑜 《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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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详细

交通运输发展史
（1）阡陌纵横——陆路交通
陆地是人类的基本栖息地。在那里，人们生产、生活、交互往来、迁移走动，自古如此。因此可以说，陆路交通的发展与人类本身的发展几乎有着一样久远的历史。
在人类的最远古时期，除了一根木棍外，没有任何器械可以凭借，双脚行走是当时交通最基本的、也是唯一的手段，肩挑手提、拖抬扛背是当时基本的运输方式。这种纯粹人力的交通时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车马的出现才有所改观。
有人认为，世界上最早的车，大概出现于5500年前，是由生活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发明的。发明车的过程，可能是人们在推拉沉重的石块或其他重物时，无意识地偶然发现石块或其他重物下的圆木棍可以减少推拉重物时所使用的力气。于是，在以后推拉重物时，用一些圆直的木棒排到重物下的地面上，借助木头的滚动，使重物的搬运变得轻松了许多。由于有些东西不适宜直接在地上拖拉（如粮食等），人类早期还可能采用过平板（即原始的爬犁之类）拖拉东西。平板的采用可能比圆木棍的使用来得更早。二者的结合，便是车辆原理的原始应用。再到后来，圆直木棍被固定在平板下转动的轮子所代替，最初的车便这样发明了。但从直接拖拉，到平板拖拉，再到圆直木棍的使用，再到真正的车的发明，其间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人类交通运输史上的大进步。
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车的国家之一。相传我国造车开始于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并作为一种战争工具，与蚩尤大战于琢鹿之野。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不仅甲骨文、金文、陶文中已出现有大量的“车”字，而且还在殷商遗址中发现了一辆四匹马驾的战车遗迹。文字是实物的反映，而从有车发展到四匹马驾的战车，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可以断定，我国在殷代以前就早已有了车。
人们最初发明的车靠人力拖拉，车轮用木头制成，很不坚固，再加上路面也很不平坦，所以，车行并不顺利。但不管怎么说，货物的搬运事实上因此方便了许多，效率也成倍地增长。
动物的驯化是人类交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人类交通从此告别了纯粹人力的时代。最初，人们直接以牛、马等驮物、代步，这可能是畜力的最早应用。后来，畜力逐渐被用来拖拉车辆，牛车、马车便就此出现了。
牛拉车最初由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传到腓力斯、巴比伦、埃及等中近东诸国，后逐渐传到希腊等其他地方。在传播的过程中，车有了很大的改进。如车轮就是在传播过程中由圆木板变为部分挖空的辐条式。马车也很早就成了人们的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使用相当广泛。在二千多年前，中东地区就已经有了辐式车轮的快速二轮马车。不过，那时马车多用于战争中的物资运输，是作一种兵器来使用的。
我国的陆路交通也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秦统一中国后，为了更好地实现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拆毁了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路障、城堑等，大力发展车马驿道，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性陆路车马交通网。据说到唐代时，我国的陆路交通于线已经达到了五万华里。
中古和近代是畜力车发展的繁荣时期。我国历代皇帝乘坐的车辇以及在战争中使用的战车之类，记载颇多。美国设有驿马站，专供长距离运输之用。欧洲贵族的马车，漂亮而奢华。为了使人们乘坐舒服，还安装了弹簧式悬架和轴承之类。
进入19世纪后，汽车、火车制造技术的日益完善及其在交通运输中的普及，终于使曾辉煌一时的马车逐渐黯淡下去。人类从此揭开了现代化“动力交通时代”的序幕。而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则是其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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