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西天气:李大钊的资料啊！＠＃＄％＊＾＿＾＊

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修建的。在墓碑上有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碑文指出：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

　　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五四”时期的李大钊

　　究竟谁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长期以来，在党史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要称得上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必须在三个方面同时起着主导作用。(一)必须给五四运动以正确的思想指导；(二)积极参加斗争，领导运动；(三)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的成果。从这三方面来判断，笔者认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不是陈独秀，而是李大钊。

　　一、李大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三天就传入中国。当时真正看清十月革命真象及其伟大意义的，首先是李大钊。早在“1918年3、4月间，他就开始向朋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戴鹿鸣：《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17页）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公开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第一，他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第二，李大钊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十月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他无比兴奋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三，他指出，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获得解放和新生。他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但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就和李大钊不一样。他虽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但在十月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把欧美式的科学与民主作为他奋斗的基本纲领。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德先生和赛先生作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路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载《新青年》六卷一号）1919年2月，他开始对十月革命说了些公道话，但仍然认为十月革命还有“不是的地方”。（《公理何在?》，《每周评论》第8号）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扩大，特别是李大钊的宣传和介绍，陈独秀的态度也逐渐明确起来。1919年4月底，陈独秀写文章表示欢迎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开始认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二)阐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战争抱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觉醒的标志，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区别。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266页）这个开始的杰出代表是李大钊。

　　1918年11月，北京举行了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协约国胜利的活动。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讲演大会，一连讲了两天。当时的社会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在演讲中都异口同声称赞这次战争的胜利是“正义”，“平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英美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协约国及美国大战成功，……使国防全无之中国，后此患于军备之苦，亦以立国东亚”。（《民国日报》1919年1月15日）这种倾向，在当时一部分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着，他们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民主的“象征”、公理的“化身”。

　　唯有李大钊阔步登台，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著名演讲。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11月28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三天演讲大会，李大钊又一次登台演讲《庶民的胜利》，它就成为这次演讲会的主题，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第一次了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和结果。第一，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战争。李大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性质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资本家国家的扩张主义，“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李大钊选集》第121页）李大钊还阐明了对待战争的态度，他认为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劳工阶级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并且“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的资本阶级”。（《李大钊选集》第127页）

　　第二，指出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然灭亡，人民革命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李大钊认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不可挡的潮流”，它将冲破历史上一切腐朽反动势力而最后获得胜利。他说：什么皇帝口列，贵族口列，军阀口列，官僚口列，军国主义口列，资本主义口列，“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到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落在地上。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

　　第三，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李大钊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是我国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帝国主义概念。李大钊还指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必然要步德国的后尘，发动世界大战。而“那卖国的官吏，那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从而尖锐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北洋卖国政府的罪行，不断地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

　　李大钊这些崭新的观点，精辟的论述，深刻的揭露，及时澄消了人们中存在的许多糊涂认识，使中国人民迅速地觉醒起来。一位当事人说：“当时帮助我们了解十月革命和国内外局势的人主要是李大钊同志，”“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思想和行动的启发”。（《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56页）匡互生说：“有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带强烈刺激性的出版物作晨钟暮鼓，一向消沉的青年，也就不能不从睡梦中惊醒，思想解放自是当然的结果了。”（《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49页）尤其使那些寻求真理的先进分子迅速觉悟起来，很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一批进步青年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

　　陈独秀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就比不上李大钊那样明确、深刻，经历了相信、怀疑和否定的发展过程。他在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看成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吹捧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由于社会上名流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不少青年们受了迷惑；既然连陈独秀都这么说，青年学生中受迷惑的人更多了。11月30日晚，北大学生提灯游行，竟到段祺瑞住宅前表示祝贺。北京各校学生，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后来由于受了李大钊的积极影响和事实的教育，陈独秀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在1919年2月的《每周评论》第8期上，同时发表了两则随(感)录：一则题为《威大炮》，把原来他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威尔逊，贬低为一文不值的“威大炮”；另一则是《公理何在?》，把所谓“公理”、“民主人代表的协约国，转而斥责为剿杀十月革命、迫害反战英雄李卜克内西的刽子手，并气愤地连声直呼“公理何在?!”直到1919年5月1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2期发表评论，对帝国主义本质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啊!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并且号召人民开展相当的示威运动，彻底铲除“军阀、官僚、政客这三害”。陈独秀的上述观点，由于他是新文化运动创始人的身份，对推动五四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远远比不上李大钊所起的作用那样深刻、广泛和强烈。总之，在五四运动前，达到李大钊这种认识的先进分子，还是极少数。

　　(三)提出了“直接行动”的口号，催生了五四运动

　　1919年1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策划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废除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正义要求，遭到否决，却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一切权力全部让给日本，使我国主权受到极大威胁。到2、3月间，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而军阀政府又腐败不堪、软弱无能。一批爱国青年深感宣传、揭露已不能适应日益紧迫的斗争形势，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这时，李大钊多次向爱国青年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提出了“直接行动”的思想。“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逐渐酝酿着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重要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跟敌人斗争，推动了群众的革命行动，五四运动的发生就将成为势不可挡的事。

　　当然，陈独秀在5月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随感中，也提出了“直接解决”的思想，但在五四之前，学生们不可能看到这文章，对五四运动爆发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这对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总之，李大钊通过演讲和撰文，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指明了斗争的目标，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和精神武器。

　　二、李大钊通过报刊、社团活动团结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发展和组织革命力量。

　　五四运动所以首先在北京青年学生中发动，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与李大钊长期的组织实践活动密切不可分的。

　　首先，李大钊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杂志来团结广大青年读者，组织革命力量。《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司令部作用，其编辑部有三部分人组成，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拧成一股革命力量呢?李大钊提出：虽然有“许多主张”，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应当“结合起来”，“为文学革命新的奋斗”。在李大钊的努力下，编辑部成员统一到反封建这个目标之下，形成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李大钊以此为核心，把大批读者、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第二，创建革命组织，发展革命力量。

　　1918年6月，由李大钊等7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张闻天、刘仁静、张申府、许德珩等，都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为学会提出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他经常组织会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还出版《少年中国》月刊，李大钊任主编。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五四前夕发展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成员已有6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会员都同情或参加了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和领导作用。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蔡子民先生言行录》第169页）

　　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欺骗警察，避免查禁，用了马尔格斯(马克思的译音)的名字，反动警察当局误认为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对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外举办些演讲会。李大钊通过这个学会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李大钊传》第34-35页）

　　其三，热心指导各种团体活动，是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

　　1918年秋，李大钊担任了反日本帝国主义情绪强烈的《学生救国会》的顾问。《学生救国会》于1918年6月由北大学生发起，是北京和天津地区学生参加的进步政治团体。在李大钊指导下，《救国会》组织了南下宣传团，到天津、济南、南京、九江、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作爱国宣传，串联学生，组织革命力量，在他们的鼓动下，这些城市有大批青年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到五四前夕，《学生救国会》已发展成全国性进步青年组织。北京的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天津的马骏、郭隆真、周恩来、张太雷，武汉的恽代英，江西的方志敏，南京的张闻天、沈笑民，上海的邵力子、史景才，湖南的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都是这个组织中的骨干。1919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学生会，这个学校的救国会成员全部参加了学生会，成为中坚力量。为加强联系，扩大影响，救国会于1918年10月成立《国民社》，成员有100多人，聘请李大钊为该社导师。李大钊对国民社进行了热情帮助和精心的指导。许德珩回忆说：“李大钊是《国民》杂志的总顾问，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转引自《五四运动史》第22页）1919年元旦，出版了《国民》杂志月刊，在李大钊指导下，发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突出强调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大钊也常在《国民》杂志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国民》杂志第五期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前一部分，这是在我国最早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许德珩：《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百科知识》1979年第一期）救国会和国民社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的政治特点，具有先进的或中间的民主主义思想，它对于五四运动兴起并迅速向全国扩展，起过很大的作用。它的大多数成员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积极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同时，李大钊还担任了北大文科一部分青年学生组织《新潮社》的顾问。他不仅帮助他们筹备出版《新潮》月刊，为他们撰写文章，还在图书馆拨一间房子给他们使用。这个杂志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比较广泛，在反封建文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新潮社》大多数成员思想还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阶段，李大钊针对这个情况，提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口号，这样，把《新潮社》成员团结起来，使不少青年在李大钊帮助下，接受了反帝口号。 李大钊还直接指导了《平民教育团》工作。《平民教育团》是邓中夏等发起成立的北大学生组织，他们深入工厂、街头作爱国宣传，帮助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以“增进平民认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五四运动高潮中，他们组织讲演团，配合运动的发展，到市民中展开了“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反帝宣传活动。五四运动后，他们又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并到长辛店工人中进行工作。（《李大钊传》第60页）

　　其四，通过写文章，教育知识青年必须与工农相结合，五四前，李大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教育青年，要把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同劳动人民解放紧紧地联系起来。他指出：“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知识阶级要加入劳工团体”。（《李大钊选集》第160页）他号召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组织和发展革命力量。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农村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因此，革命青年应以俄罗斯青年为榜样，“应当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消灭苦痛的原因”，把劳苦大众“从苦痛里救出来，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农的村。”（《李大钊选集》第148页）李大钊对革命青年寄于无限殷切希望，他说：“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啊!快快起来!努力作人的动。”（《李大钊选集》158页）激励青年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上述这些论述中，李大钊已初步地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思想。鲁迅曾说过，尽管这些论述还有不精当的地方，但毕竟是先驱者的丰碑。它对推动知识青年投入到五四反帝爱国的群众中去，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思想指引下，五四运动第一次实现了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斗争初步相结合。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成为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如果说，通过《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杂志，影响、联系和团结了国内一批进步知识青年读者，发展了革命力量，从这意义上讲，陈独秀和李大钊一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陈独秀自己没有创建革命团体，也没有担任任何进步青年团体的顾问和指导等工作。由此可说，在五四前夕主要以李大钊为核心，以他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周围，已经联系和团结了许许多多的爱国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从组织上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重要的准备。

　　三、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一)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批爱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发动了五四运动。

　　五四前夕，李大钊经常找学生会的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研究山东问题，《每周评论》以很大的篇幅报道巴黎和会发展情况。（贾灵芝：《李大钊同志战斗的一生》）当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交涉收回山东主权的斗争，遭到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犹如晴天霹雳，震醒了全国人民。团结在李大钊周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爱国青年，立即四处奔走，组织起来，一场新的革命风暴正在迅速酝酿着。5月2日晚上，北大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北京20多个高校也派代表参加。与会者一致决定于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山东半岛，声讨北洋军阀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5月4日下午，北京5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举“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标语，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沿途散发了万余张传单，许多工人、商人和市民参加了游行队伍。游行队伍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与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搏斗，当场被捕去学生32人。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学生们的更大愤怒，运动迅速扩向全国。

　　(二)积极参加、领导五四运动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李大钊自始至终站在斗争最前线，参加斗争，领导运动。他和青年学生并肩战斗，一起参加了当天的示威游行。（《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在游行结束后，把进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召到北大图书馆，听取他们的汇报，研究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和下一步行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成了运动的指挥中心，“是不断地开会，是不断地有同学们来参加”。（《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52页）在李大钊指导下，以北大学生会为核心，成立了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北京地区的学生运动。李大钊还把进步教职员组织起来，并且和学生联合会一起，共同营救被捕学生。李大钊作为教职员联合会的代表，亲赴国务院营救被捕学生。面对着军阀的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河北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期）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反动政府的逼迫下，辞职出走。五四运动又增加了挽留蔡校长的活动。李大钊作为北大教职员代表，于10日向北洋军阀政府交涉，坚决挽留蔡校长。同时，广泛地发动教职员，和学生采取同一步骤。

　　6月3日以后，北京市街头不断地出现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宣言》要求推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对保障人民有言论、集会的自由，并警告政府，若不“从市民之希望”，工农群众“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这是由李大钊、陈独秀起草并到街头散发的。6月11日，李大钊、陈独秀再次到街头散发《宣言》，陈独秀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迫害，李大钊镇定自若，毫不懈怠地进行斗争。一方面，李大钊立即投入营救陈独秀的斗争。经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的积极营救，陈独秀于9月间出狱。李大钊又机智地护送陈独秀出北京，经天津去上海。另一方面，《每周评论》从第28期起，（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被逼走，胡适乘机接编《每周评论》全部刊登《杜威讲解录》）又连续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罪恶阴谋。6月28日，是所谓巴黎和会签字日子，李大钊立即写了“新华门前的血泪”和“哭的笑的”随感，在2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辛辣地讽刺和嘲笑了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他说：“今天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新华门的哭声。”激励中国人民跟敌人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三)提出“改造强盗世界”等三大口号，为学生运动指明了斗争方向。

　　在斗争中，李大钊还针对一些青年学生的错误认识，及时地进行教育。他在5月18日发表的《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中指出，在这场斗争中，要把反对曹、陆、章这般卖

李大钊（1889－1927 ）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6年3月领导北京群众反对日英美等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18日因组织请愿示威游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北伐战争期间协助冯玉祥制订军事行动方针。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著作编为《李大钊文集》。

建党八旬纪念，禹域万里新容。人间伏虎五十载，飞泪几度告乃翁。念红楼播火，桃李天下；瞻万安公墓，激烈壮怀。呜呼！张阀作霖，戕我先烈；三绞酷刑，黯兮惨粹。然前贤赳赳，后继悠悠；先驱洒血，春满神州。

特录陈毅元帅悼诗，以祭国殇：

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
今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82周年。在人们回顾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时，首先当追念当初开天辟地、相约建党的创始者，即“南陈北李”中的李大钊同志。

■ 陈独秀来信问党名，李大钊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三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 奉系军阀使用进口绞刑机，对李大钊“三绞处决”，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

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

李大钊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留下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时势造英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既有灿烂历史又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才诞生出李大钊这样为长夜难明的赤县拨云破晓的人物。先进思想从来产生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落后的土壤中。近代想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用旧的思想武器奋斗屡遭挫败，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使清朝旧有体制接近崩溃，20世纪初科举被废，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恰成为第一代学生。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为祸最烈，不过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萌发了最早的理性的反帝革命思想。中国的新思想先驱最先看到的马列主义著作，也是日文的译本，李大钊又是其中最光辉的代表。李大钊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度的所见，与神州故园的悲惨境遇形成强烈反差。归国后他完全有条件跻身上层享受荣华，却甘心舍弃一切，宁愿奉献自身，也要点燃革命烈焰改造旧有的一切，如同希腊神话中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从时间表看，李大钊要早于陈独秀，堪称在中国播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疾呼科学、民主，向陈腐的旧制度冲击。“南陈北李”发起创建的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并向后人昭示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杨开慧之父）领着一位高个儿青年来到位于红楼（位于东城区沙滩）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首次交谈，李大钊就感觉这位姓毛、名泽东、字润之的青年言谈、见识不平凡，同意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毛泽东此后一面工作，一面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总想找名流请教。可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守常先生”一向愿意提携有志青年，他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胡适等名师。经过接触和深谈，不少学者也感到这个操浓重湖南乡音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志向见解非同常人，此后便乐于倾心与之交流。

李大钊长毛泽东四岁。刚到北京时，毛泽东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和提供学习条件，开拓了视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对各种流派比较鉴别的方法。后来李大钊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党的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将李大钊称为中国革命导师的导师，应是当之无愧。

■ 李大钊化装成车夫，护送陈独秀出城，两人在京津路上商议建党

自古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李大钊也受此风熏陶。对亲友、同志乃至身边工友重信诺，遇困相助不惜解衣推食。妻子是年长他几岁的家乡妇女，没有文化，留学归来后李大钊身为文坛名流，有人劝将此糟糠之妇下堂，他断然不肯，始终相敬相爱。社会上有不少仇视李大钊的军阀政客和反动文人，却无人攻击他的私德。

1919年6月，被公认为五四运动领袖的陈独秀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同年秋，陈独秀表面上获释，却被软禁在家。李大钊与志同者研究，决定送他到上海发挥领导作用。因陈独秀不会北方话，又受警探监控，很难出城，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翌年1月，他化装成赶车夫，拿出少年时在乡下学来的本领，到陈独秀寓所接其上了带篷马车。遇城门盘查，从容应对，随后沿小路直奔天津码头。李大钊在路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商议，应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两人取得共识，并决定在南北分头着手。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篇，就在京津路上的马车中写成。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来华与中国革命者联络，首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他们经交谈，就建立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介绍威金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相见，为正在筹划中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了国际联系。同年5月1日，李大钊率北大师生、工友五百人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并在会上慷慨讲演。会后又用两辆汽车插上红旗，到市内散发传单，党的革命旗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开始飘扬。李大钊奔走活动，常被暗探跟踪，却总是轻蔑地斥之为“狗”，毫无畏惧。他在北大月薪高达250块大洋，除维持简单家用外，都用于党的经费或在身边扶贫。遇难时家无余财，妻女靠各界友好接济。1933年清明节后，李大钊灵柩由北大师生送往西郊万安公墓下葬，虽有如虎似狼的国民党宪兵三团镇压，甚至向送殡队伍开枪，市内各界自发参祭者却越聚越多，所举花圈挽联在西长安街连绵达一公里。可见李大钊品格风范长留人心！

李大钊简介

李大钊

(1889-1927)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来源：李大钊纪念馆
http://ldz.chinaspirit.net.cn/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春，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1914年春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同年11月发表《国情》，成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先声。1915年2月，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日本提出的危害中国主权和独立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的宣传活动。1916年春，撰写长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传诵一时。同时主编《民彝》杂志，宣扬民主和自由。同年5月回国后，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等职，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1918年初，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讲演和论文，阐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1918年底和陈独秀创办著名的《每周评论》。1919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杂志。5月，积极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随后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建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创办《工人周刊》。1922年8月在杭州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随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大以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直接负责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7月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在1925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等革命斗争，并派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对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在苏联大使馆中，被闯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军警逮捕。被捕后，他坚贞不屈，于28日英勇地走上绞刑架，从容就义。就义后，遗体被安置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现在是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之一。

李大钊（1889－1927 ）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