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的运动员有哪些:老舍的自杀之谜

口 述：余秋雨 周曾进

　　采 写：傅光明 郑实

　　傅光明：我一直从事的老舍之死采访。分两部分，一是对事件亲历者、见证人的采访，为历史留下“活的史料”；二是对作家、学者的采访，请他们讲述对老舍之死的认识与反思。余秋雨先生属于后者，而且，他是“文革”的亲历者。给秋雨先生打电话，邀请他来文学馆演讲。他爽快地答应了。我即刻提出额外的希望，请他接受我的采访谈老舍之死。他也很乐意谈。

　　余秋雨：老舍之死和他天真、纯净的思维有关

　　傅光明，以下简称傅：余先生，您好。目前我正在写博士论文《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是从老舍之死这个角度，研究老舍的作品和思想及在口述史学上的价值。我一直想就老舍之死这个话题听听您的意见和看法。先问您对老舍作品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大概是怎样的？

　　余秋雨，以下简称余：我觉得他确确实实是中国现代的一个大作家，我很多年以前曾经论述过他的小说，后来李泽厚先生在写《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对30年代初期的大作家，包括老舍先生，做总体扫描的时候，还引用了我的一段话。我说他把对中国社会底层最真实的生命感表达出来了。与其他几个作家，比如与当时的茅盾和巴金的作品相比，就表达中国社会底层的一种生命力与这种生命的悲壮和生命的无奈，生命的悲剧和生命的滑稽，老舍的作品应该说更真实，更深入，更具体，更质感。

　　傅：您觉得他的这种深入跟他的平民出身是不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余：有非常大的关系。他是平民出身，可以说我到现在还很难找到像他这么一个作家，紧贴着平民，而完成了那么多的巨大作品。平民作家写一些小的作品，小的感受，是可能的，我们也很珍惜，但是没有那么大规模的。而写出大规模作品的作家，一般往往是他有一种高于平民多得多的身份和眼光。当然，老舍先生的等级，他生命的价值很高，但他的眼光总是平视平民。这一点使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很少有的真正的大作家，我非常尊敬他。

　　傅：他的作品您看得多吗?

　　余：看得多。我对现代文学比较熟悉，我有很长时间在学校里讲述现代文学史，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

　　傅：您对他除了是一个作家，对他作为一个人的了解多吗?比如关于他的生命历程里的一些，建国以后“反右”当中和“文革”当中的遭遇。

　　余：了解的不是非常多，因为你知道以前研究文学作品，往往是从作品到作品。但我当然知道，他曾经有很长时间是非常受到政府喜欢、褒扬的一个作家，他的理想和当时社会发展的步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他也因此产生了一种非常喜悦的情绪。所以后来，像“反右”的时候，他有一些表现，也写了一些文章，比如包括批判刘绍棠他都写过文章，这我有印象。

　　傅：批胡风、批丁玲。

　　余：他都参与了。我对上一代的作家了解不是很多，但我能够理解他们。他们当时太相信我们的领导人，以及除旧布新的社会结构。作为老舍，他没有把一种我需要从头去验证这件事情的使命压到自己头上，而是觉得我应该成为一个表态者，支持还是反对。所以，对一个大作家来说，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傅：您觉得他当时会是一种，比如说我对这个运动有看法，但我仅仅是不得不表态而表态呢?芽还是说，他不可能预见到政治的走向是什么样而做的真诚表态？

　　余：我相信两种成分都有。一方面，他一定没能够了解事情前后左右的全部悲剧性，文人一般都不会了解到；另一方面，他已经感觉到有好多事情是不合人性的。他没有力量改变这一切。但当他觉得有种种的力量需要他对这个事情的整体表明态度的时候，他就表态了。这里边已经出现了某一种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人格悲剧，这其实跟导致他后来自杀的悲剧是有关系的。这样的悲剧一旦出现，就他的创作而论，是要受影响的。他也写过一些不成功的作品。但在前后左右的文人当中，相比较而言，应该这么说，好像大体上多数的作家或多或少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态度。只要有可能，好像他们似乎都这么做了。他们非常懂得历史，在一个新社会建立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有点看上去和我们过去的人性和人道有距离的一些政治行为，比如他就干脆把自己看成是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还有一点唯心主义。他一定会这么想。他会觉得还是革命的领导人站得高，看得远。有必要的话，他就一方面在表态，一方面又要不断地改变自己这种优柔寡断、温情脉脉的思维。我认识好多老一代的作家，他们思维上往往是这样一种感觉：他明明感觉到有问题，却又觉得自己的这种感觉错了，错在哪里不清楚。

　　傅：不会怀疑是自己之外的，特别是意识形态的什么人错了。

　　余：对。比如我认识个老学者，他觉得是自己错了。对这一点他已经非常习惯了。记得有一次，他突然想到是不是可能是党错了。这个时候他神经失常了，他觉得这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我错了不要紧，党不可能错。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

　　我当然对老舍先生不太了解，但我了解老一代的文人。我的老师这一代就经常是这样。所以，可以理解他们不断的表态。他在表态，甚至在批判右派的过程当中，现在看起来，批判这个那个的文章，由于你的文化身份，应该讲都起了不好的作用。因为你毕竟是具体指向了这个人那个人的，其中有些人还是你认识的，甚至是你的朋友。但对这个写文章的人而言，我们确实应该从历史的意义上去理解他。他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是我的朋友，我在批评这个朋友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洗刷掉我心中的那种所类似的温情。这温情是革命的障碍，是新时代的障碍。他一定会这么想。所以，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健全的新时代的人格理想。这种人格理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不知道。于是他们只有完全服从于当时一种政治运动的客观需要。

请见
http://www.cnrb.com.cn/renwu/mingrenyishi.asp?id=51

1965年前的8月23日,老舍先生投太平湖自尽
附:傅光明：

我被历史搞糊涂了

傅光明对于“老舍之死”的研究始于10年以前，他尽可能地遍访了当年的当事人，两年以前写出了一本研究综论《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今天的同名DVD光盘，是这一研究过程中实地、实人采访的影音版本。

谈到这些年的研究体会，傅光明语气怅惘地说：“老舍先生倏忽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我们都知道他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着，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但这位自称‘写家’和‘文牛’的人，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前经历了心灵和肉体怎样巨大的双重苦痛。在奔波访问后，我却越来越发现，我们其实只能无限近地接近历史，却根本无法还原历史的本真。”

傅光明说，通过采访过的数十人，他几乎可以得到数十种版本对当年情景的描绘，“几乎每一位口述者对几十年前的这‘实人实事’的叙述都不尽相同”，于是他被历史搞糊涂了！在《太平湖的记忆》中，老舍之死没有确定的答案，甚至不能够根据所谓逻辑，推导出所谓的历史真实。

舒乙：

他走前问过家里还有钱用吗？

舒乙先生今天谈到老舍之死的言语是无奈的。“我和我妈妈是当年事情最重要的当事人了—我是收尸人，妈妈是埋葬人。妈妈说，老舍受到拳脚和侮辱的当天晚上回到家，他们俩说过好一阵子话，之后两个人相背而睡，其实都是一夜无眠。第二天，老舍就走了不归路。妈妈说，老舍的走没有什么迹象，一向不管钱的他，只是在那天晚上曾经问过家里还有钱吗？够不够孩子们一时之用？第二天早上，他让妈妈去正常上班，之后只和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有如《茶馆》里一样的情景，他叫过自己当时只有三岁的小孙女，弯下腰，用很慢的语速说：‘跟爷爷说再—见！’那天，是我一个人赶去收的遗体，我记得很清楚，骄阳似火的8月天，傍晚天突然下起了毛毛雨……”

在舒乙的眼里，与“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老舍之死是一部“独角戏”，因此事隔多年，同一个情景出现多种样式的回忆情景，应该不意外。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过滤了历史，“这是社会的、人性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这类事情，没有答案的本身就是答案。”

持久的思想文化价值

《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的书和光盘中，有这样的文字：“在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我们无意还原历史，只是想把老舍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种种境遇，连同后人的思索一起，悬挂在历史的挂钩上，以活的记忆来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老舍之死，给人们留下种种话题。在我看来，老舍之死，主要基于三点精神心理原因，即大屈辱、大痛悔、大悲愤。屈辱感，来自外在政治强权十七年来之凌辱；痛悔感，来自对内在性格十七年来之自贱自辱的悔恨；悲愤感，来自对屈辱和痛悔交加而生的悲哀和愤怒之情。这种精神心理，是人生的失败感，掺杂着强烈的羞愧和丢脸之感，这是一种悔悟。倘若他始终坚持人格尊严，不追随强权势力，虽有外力加辱，尚有内心人格做自己的骄傲和生命的支柱，仅仅外力不足使他自杀；倘若他真诚相信并跟随强权，虽有一时外力，因为他真信那套，亦大抵不会自杀；唯有软弱、敷衍、放弃自尊、明知邪恶却俯首追随，一旦外力来到，大辱加身，才会使他痛悔自辱自误，外无尊严内无元气，生命只剩下一个空躯壳，必然内心崩溃、精神解体。这种内心精神崩溃和丧失人格尊严，往往是知识分子死亡或自杀的最大原因。
欲解老舍自杀时的心态，亦需细读他的作品。他的多部小说，探讨过生命的意义，揭示过国民的性格弱点，描写过许多人物走向自杀的心理，值得读者玩味。
老舍是一位很有思想、富于文化深思精神的作家。他在作品中艺术地思考中国人的生活、习气、性格及其文化问题。从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到《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贯串他对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问题持续不懈的反思。最后，他以决然的自杀，为这种文化反思做出他的愤慨回答。

老舍是中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笔名有“舍予”、“老舍”。
1926年7月，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但自第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一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作品大多取自城市下层市民生活，善于运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行文幽默风趣，用语机智俏皮。
不幸的是，老舍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忍受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尽，中国文学界的巨星陨落了。

老舍之死，给人们留下种种话题。在我看来，老舍之死，主要基于三点精神心理原因，即大屈辱、大痛悔、大悲愤。屈辱感，来自外在政治强权十七年来之凌辱；痛悔感，来自对内在性格十七年来之自贱自辱的悔恨；悲愤感，来自对屈辱和痛悔交加而生的悲哀和愤怒之情。这种精神心理，是人生的失败感，掺杂着强烈的羞愧和丢脸之感，这是一种悔悟。倘若他始终坚持人格尊严，不追随强权势力，虽有外力加辱，尚有内心人格做自己的骄傲和生命的支柱，仅仅外力不足使他自杀；倘若他真诚相信并跟随强权，虽有一时外力，因为他真信那套，亦大抵不会自杀；唯有软弱、敷衍、放弃自尊、明知邪恶却俯首追随，一旦外力来到，大辱加身，才会使他痛悔自辱自误，外无尊严内无元气，生命只剩下一个空躯壳，必然内心崩溃、精神解体。这种内心精神崩溃和丧失人格尊严，往往是知识分子死亡或自杀的最大原因。
欲解老舍自杀时的心态，亦需细读他的作品。他的多部小说，探讨过生命的意义，揭示过国民的性格弱点，描写过许多人物走向自杀的心理，值得读者玩味。
老舍是一位很有思想、富于文化深思精神的作家。他在作品中艺术地思考中国人的生活、习气、性格及其文化问题。从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到《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贯串他对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问题持续不懈的反思。最后，他以决然的自杀，为这种文化反思做出他的愤慨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