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东风153货车图片:谁能写出三国演义五个人物评析?

对孙权的评价：
虽无好高务远之心，可毕竟是王侯将相家室出生，没经历风雨挫折，自然是胸无大志气，更无野心可言。正所谓智者千滤，必有一失；愚者千滤，必有一得。他能得到三分天下之一，有众能人志士相助，自然是不足为奇。可毕竟是星星之火，不可与日月相争辉，他是永远不可与曹操等乱世枭雄相媲美的。

对曹操的评价：
对曹操的评价: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错，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错，有句歇后语就就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意是他吃败仗之原因。
他的野心亦能体现在他的生性残忍，为报父仇，攻城屠杀百姓数万，无辜的残骸把汜水都堵的水泄不通。
可是他的雄才大略依然为我们至尽传诵。
曹操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为为命世英雄、毁之者称其为逆贼奸臣。曹操有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这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在北方统一的战争中，曹操发挥了杰出的才干，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说曹操是军事家，这点我很同意。有的学者认为曹操是个诗人，我也赞同。因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诗句不是一般文人所能达到的文学意境。
有的人认为曹操是政治家，我认为有些评价偏高：首先，曹操有屠杀百姓的暴行，公元193年，曹操借替父亲曹嵩报仇，曾经血洗徐州和从雍、凉逃难来的手无寸铁的百姓，战争是残忍，而百姓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成为军阀之间征战的牺牲品。屠杀的黎民达到几十万之多，‘泗水流之不畅’（《后汉书·陶谦传》）足见当时杀人场面之惨烈。太残忍了，这件事暴露了曹操内心深处的凶残。也是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曹操也有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罪行，曹操的双手沾满了黄巾军的鲜血。其次，曹操个人作风也有很大问题，曹操这个人非常的好色，虽然‘圣人’有云：‘食、色，性也’的高妙论调，但曹操为了女人确实到了疯狂的地步。征战张秀时霸占其婶母，打吕布时强占其部将秦宜禄的夫人。虽然不是很坏，可在道德问题上，是应该予以谴责的。最后，曹操为了自己的权力‘挟天子令诸侯’而屠杀了许多文臣武将。孔融、杨修、崔炎等对曹操有极大贡献的手下也尽死其手。验证了封建统治者能为我所用留之 不用则杀之的恶劣作风。可笑的是中国文坛所谓的巨子郭沫若先生竟然写《替曹操翻案》这样毫无价值的文章，文章没有正视曹操屠杀百姓的一些列罪行而单方面鼓吹曹操实行的屯田，曹操的屯田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剥削制度，不足后人效仿。我们国人所崇拜的鲁迅认为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曹操到底英雄在何处？却并未明言。任何极端的评价曹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更加辨证公正的评价和认识曹操。

诸葛亮评价

诸葛亮可以说是封建社会里边的一个完人。从当时一直到后来，从来没有人对诸葛亮有贬辞的。从陈寿写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后的《评》以及他《进〈诸葛亮集〉》的表，都对诸葛亮非常的推崇。在《评》上说诸葛亮的治蜀是“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他“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
总之，说他“诚信公道，赏罚严明”。正是这样，首先他得到人民的爱戴。《评》上边说他“用法严峻”，但是人民是畏而爱之。他如此的权重，但是后主对他不疑。他的地位相当于汉献帝时的曹操跟曹魏中后期的司马懿，军政大权都操在他手中，但是后主一直信任他，对他是不疑的。在政治上历来对他非常推崇。陈寿《评》里说他“管、萧之亚匹矣”，是跟管仲、萧何差不多的人物。后来唐代杜甫的诗，说他“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都是对他极端地推崇。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陈寿的《评》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他“盖应便将略，非其所长欤？”用一个疑问词，“非其所长欤？”在他的上书的表中也说他善长的是治国，但并没有贬低他的军事才能。上《进〈诸葛亮集〉》的表中，陈寿说他的军事才能，“长于治戎，短于应变”，他是擅长于治军，可是“短于应变”，即“出奇制胜”，是其所短。他“长于治戎”，这是裴注引《袁子》的话，袁准是晋朝人，说诸葛亮用兵的特点，一个是“安静”，第二就是“坚重”，他不崇尚出奇制胜。但陈寿是不是真的贬低他的军事才能呢？并非如此。他说诸葛亮“长于治戎”；他在传末还说诸葛亮死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司马懿赞赏的，当然是他的军事才能，说他是“天下奇才”。陈寿在诸葛亮死后还专门在传中写上这一句，在他的上书的表里边也说：“长于治戎，短于应变”，在下面又说，“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当时碰到的是司马懿，就意思是说只有司马懿才能抵抗他，所以说实际上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绝对没有贬低。只是说他从事政治跟军事二者之间，他尤其是政治更善长。在军事上来说，他在治军这方面见长，而不是出奇制胜。这个说法，我看还是正确的。
诸葛亮时，魏延曾建议出兵子午后，诸葛亮没有听他的话。这一点，后人是有点议论的：魏延这个计划还是对的，诸葛亮是坐失良机了。但是诸葛亮自己曾经讲过，“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他一生谨慎，他的治兵也就是“安静”、“坚重”，不轻易冒险，正如兵法上所谓“先为不可胜，然后能够取胜”。他固然对魏作战没有取得“尺土”，但是除失去街亭外，他也没有遭到很大的挫败，也没有人能打败他；而且诸葛亮的治军之才，据历史记载，他的兵士跟居民相杂，就是说当时不仅蜀汉人民对他十分爱戴以外，就是在敌境，在“外国”的土地上，也得到百姓的支持。长安是曹魏的重镇，不会轻易就会攻取的。在这个时候孤军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能够希望得胜吗？即使他真是能够取得了长安，H诸葛亮多次撤兵，都是因为运粮的困难而退兵，假若取得长安又如何守法？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是自负的。
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仲跟乐毅从来没有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从来是管、晏，管仲跟晏婴，就是陈寿的评也说诸葛亮是“管、萧之流亚也”。这重点是政治方面，管仲跟萧何。乐毅跟管仲两个人是绝对不同的人物：管仲是政治家，他相齐桓公，清朝末年的俞曲园对此有一种解释，他说是针对汉室而言的。假如说汉室存在他，就当管仲来帮助割据的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来关崇王室，保持汉朝；假如说，汉朝灭亡了，他就当乐毅，帮助一个当时的州牧。管仲是一个政治家，乐毅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人才。并不是出奇制胜的这种才能，而是治军严整，非常稳重的。在当时蜀国是一个弱国的形势之下，要幸险侥幸，实在是个危险的事。所以从这一点来讲，陈寿的评价是正确的：长于治戎，并不在于应变。
有关《隆中对》问题
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当时刘备去访问他，“谘臣以当世之事”，就是问他当时的形势，当时的形势摆在那里的，曹操已经占领了北方，是不可与争的，兵多势重；孙吴据有江东，已历三世，也是不可与争的，只可为援而不可为敌。就是说，供给刘备可以回旋的余地只有荆州和益州，此外没有地方，当时的形势是摆在那里的，就是这样一个形势的，并不是诸葛亮由于他的什么能耐做到的情形，而事实上也只能如此，刘备能够占据的地方只有荆、益两州，此外，还有什么地方呢？诸葛亮作这样一个对策，后来是这样的发展，当时的形势本来就是如此。但是，把《隆中对》作为诸葛亮的文章，这其实是不对的，这是陈寿的文章，是刘备问诸葛亮，诸葛亮回答，怎么说是他写的文章呢？而且，这里边《隆中对》，当时刘备去访问他，不晓得谁跟他去的，是否当时也有人作了记录呢？这是我很可疑的，也许是后来史臣，而当时蜀国是没有史臣的，据说是如此。
有关孟获问题
孟获后来在蜀汉充当了御史中丞，当了朝丞。看来孟获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他是有文化的，所以他当御史中丞，是文官。
对诸葛亮评价极高的原因
在明朝以后，跟《三国演义》有关，在此以前，诸葛亮就是符众生的。从三国时期开始人们都是对他赞赏的，他能抗御曹魏这样的大国，他的治蜀得到人民的爱戴，“劳而不怨”。从宋代以后，不仅从宋代以后，从东晋以后，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正统的问题。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他就是把蜀汉作为正统。既然把蜀汉作为正统，那当然诸葛亮功劳就非常之大，他是维护了汉朝，一直到后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还是以蜀汉为正统。
诸葛亮的经济措施
经济方面措施不多。当时诸葛亮有一句话，就是“民贫国虚，唯仰锦耳。”可见得巴蜀还是比较穷的，他靠锦官城在那里织锦外销，锦远销到曹魏，远销到吴国，这是他的财政方面一个很大的收益。提倡手工业，另外他也兴修水利，此外措施没有。
有关诸葛亮“北伐”问题
有人说（北伐）是以攻为守，他要守巴蜀，先进攻汉中，以攻为守。有人这样将，这样讲其实我看也不见得正确。因为诸葛亮出兵之前，曹魏并没有进攻蜀汉的意图，曹魏当时主要是对付吴，而不是对蜀，他的重兵当时都在淮南。他要对付孙吴。所以当秭归战后，刘备病死，这时曹丕没有乘机攻蜀，相反地去准备进攻吴国。他们始终把吴国作为大敌。所以当诸葛亮大军南征时，曹魏没有乘这个时候去进攻。等到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三郡响应，这时候曹魏大为震动，料想不到小小的蜀汉竟敢出兵，他自己并没有取蜀之意。说他以攻为守，应该先有曹魏取蜀之心，如是他揉取主动。但是曹魏并没有攻蜀的意图。他要逐步进攻，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他绝不轻举妄动，他还是步步为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就这样

评价诸葛亮
驳用人方面
在这引用一下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据谭良啸先生所述，诸葛亮所任用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类人才，共计约有63人。如果从地域颁看，荆州28人，益州29人，兖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如果再以刘璋、刘备、诸葛亮三位不同时期益州最高领导人为中心来划分，上述63人中，属于刘璋旧部的11人、属于刘备旧部的24人，属于诸葛亮本人新起用的有28人，其中还包括曹魏降将2人。当然上述统计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于考证。且虽说诸葛亮未必对上述63人之提拔皆有其功，然能充分举贤用能亦非易事。诸葛亮的用人主张与刘备之“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用人方法不无相同么？再与同时期“用人唯才”的曹操相比。曹操所获得人才的方法不外乎有六种。即曹操的亲族、征辟、人材的自我投效、再经人材的推荐、纳降、强征。也就是说，曹操在用人方面，更多的是靠所谓的“愿者上钩”，其本人对于开发人才方面并无多大作为，亦或说是不全是曹操一个人的功劳。这样岂非将曹操的“唯才是举”又一笔抹杀了么？

顺便论一下李严。正因为李严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所以诸葛亮一开始也是很器重李严的。这里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刘备为何当年要将李严留镇永安。李严是一个有着不错军事才干的人。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马秦、高胜发动武装起义，聚众数万，一直打到资中县。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激战，国中兵力相当紧张，李严不曾向中央要过一兵一卒，只用自己本部五千兵马就平定了这场叛乱。“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后来又击败了围新道县的南夷军，展示了其出众的军事才能。为此刘备加李严为辅汉将军，并“与诸葛亮并受遗昭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让李严留镇永安，正是想将李严的军事才能用到防守东吴这方面上去。诸葛亮也称李严为“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但是彝陵之战后，由于诸葛亮对战略方针进行了修改，放弃了荆州，联合孙吴。随着蜀吴两国的关系日益好转，李严在永安的作用与意义也就日益减轻。因此诸葛亮将李严“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李严因此感到了不满，觉得是看轻了他自己。因此诸葛亮屯兵汉中，“欲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反而要求划分出五郡做“巴州刺史”，换句话说，就是制造另一个中央，过一把“土皇帝”的瘾。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魏三路进攻汉川，诸葛亮命李严率二万人赴汉中。而李严却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要求像司马懿一样“开府辟召”。诸葛亮并不是不知道李严的为人。在陈震出使东吴的时候，陈震就对诸葛亮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但诸葛亮出于大局着想，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见《陈震传》）。所以他虽未答应李严的主张，仍表奏李严之子李丰督江州，“隆崇其遇”。以致于群臣对诸葛亮的做法都有些不满，认为诸葛亮有些循私舞弊。而诸葛亮却认为，正当北伐大计，责李严之短，倒不如褒奖他，让李严能够知恩图报。然而诸葛亮做梦也没有想到李严竟然会腐败蜕变到如此地步。他先曾秘密地写信给诸葛亮，让“亮受九锡，进爵为王”；再巧言伶塞，在后主与诸葛亮两边翻云覆雨，企图想逃过“运粮不继”的大过。可谓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然而诸葛亮考虑到李严为蜀汉政权也做过的许多贡献，只“废平（李严）为民，徙梓潼郡”。不可谓不是“法外开恩”了！（参阅《李严传》）且与诸葛亮一同上书要求弹劾李严的还有刘琰、魏延、袁琳、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文伟、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雕、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祺、盛勃、樊岐共计有22人之多！！（见《李严传》裴注引亮公文上尚书）。所谓“失道者寡助”，也由此看来，李严的罪行实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再对于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的问题上做一说明。

第一，荆州与益州两地的文化水平优劣差异。

先说荆州。首先，荆州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其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荆州大部分地区位于今湖北、湖南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阶梯。地势比较平和，水流也不如其上游那样湍急。“隆中对”里这样说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其陆路由襄阳向北，经新野、南阳可出宛、洛；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至交州；向东则可乘长江顺流而下，直到扬州；向西则可通过沔水（即汉水），从东三郡（西城、房陵、上庸）西入汉中。其次，这里又有富饶的土地。《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蠃蛤，食物常足。故众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水经注》上记载道：“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再次，这里还有比较安宁、平和的生活环境。这里既未受中原大混战的太大影响，当时的荆州牧刘表，又做出一系列稳定荆州局势的举措，如收降张绣、消灭宗贼、抚和当地较有权势的地主等。经过几年时间，荆州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较于其他各州来得安定、富庶。《后汉书。刘表外》上记载道：“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受到当时北方各路诸侯的大混战及以上这三方面影响，当时来荆州避祸之人数相当多。卫觊曾书于荀文若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见《卫觊传》）。除了大批避难的流民外，其中不乏许多智谋人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见《后汉书。刘表外》）；“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见《王粲传》）。刘表又“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因此荆州的人才很多。除了在蜀汉政权中一些为大家所熟知以人物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司马芝、崔州平、徐庶、石广元、孟建、王粲、司马徽、庞德公、邯郸淳、和洽、杜袭、赵俨、赵戬、尹默、杜畿。也由此看来，荆州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

再来看看益州。益州同样也有着富饶的土地，与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但却有着一个极不利于人才成长和文化发展的致命因素，那就是对外联系的问题。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益州基本处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治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益州北面横亘着秦岭、大巴山；其东面是湘鄂山区；南面则有广阔而高低起伏的云贵高原。是个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一方面肯定了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也同时指出“益州险塞”。《通典。州郡典》中对于益州有这样的描述：“益州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益州之险。我想大家不能否定交通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吧？受交通的问题影响，益州的文化水平与之当时其他地区来说，应该是要差了不少。《汉书。地理志》上就记载道：“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益州与外界的联系，无外乎通过两条途径。一种即为汉中与关中的通道；另一种则为顺长江而下与荆州的联系。本来随着刘焉父子的相继到来，南阳、三辅地区流入益州也有数万家之众。然而在刘璋继位之后，由于和张鲁结仇，汉中的通道就此关闭；而另一条则受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影响，从四川盆地，到江汉平原，两地海拔相差要有一千多米。海拔相差大，就意味着长江的水流落差很大，如果从下游的荆州要向上游的益州前进，对当时那还不很发达，全靠人力的航运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史书上记载：“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当时人们把从荆州到益州，这种逆水向上视为畏途。这样从客观上，阻断了不少人才由荆州向益州谋求发展的道路。

两相比较，当时的益州，在文化水平上相较于同时期的荆州，应该是远远的落后了。虽然自古以来，益州中也出现过诸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俊才，而三国时期不乏如法正、黄权、张松这样的天下奇才，但和荆州拥有如此众多的人才相比，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明显还是处于下风。而且他们在诸葛亮执政前，基本上都已亡故的亡故，降敌的降敌，真正留在蜀国中，可供诸葛亮选拔，为蜀汉政权服务的却所存无几了。这也就等于无形中，迫使诸葛亮不得不从荆楚人士中，选拔贤才。而且诸葛亮曾长期生活在荆州与治理过荆州，他对荆州人才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益州人才，这本身也是一种成功的用人方法。时值今日，这样的选人方法也为我们所认同。看看我们对重点中学与名牌大学的趋之若鹜，再看看用人单位对名院高校毕业生的青睐有加。我们不可能要求用人者对于每一个人才都能一视同仁，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诸葛亮的用人之法而大加指责呢？

第二：诸葛亮对于益州人士的使用与安排上，一贯是比较重视的。

蜀国既在益州建国，就必须对于益州当地人才做出比较好的安排。在蜀汉政权建立初期，刘备就非常注意打拢当地人才。如果“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发挥各人才的能力，又缓和了主与客之间的内部矛盾。在诸葛亮执政时期，继续贯彻好刘备的用人主张。《杜微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杜微）为主簿。”刘备定蜀后，杜微自称已为耳聋，团门不出。但诸葛亮也行“三顾”之礼，好不容易才请出杜微出仕，并拜其为谏议大夫。再如《杨洪传》里记载道：“始洪（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诋，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犍为人杨洪当时只是犍为郡太守李严手下的一个功曹，但由于杨洪的出色才干，地位得以迅速上升。当杨洪做到蜀郡太守时，而李严仍为犍为太守。与当时的顶头上司平起平坐了。再如何诋，原为杨洪手下的一个小典狱官。因为他才干出众，亦得到诸葛亮的迅速提拔。先后做到成都县令、郫县县令。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杨洪因此开玩笑道：“你的马怎么跑得这么快？”何诋答道：“我是先生的故吏，怎么敢跑得比先生快呢。只是先生的快马没有加鞭罢了。”所以当时众人皆对诸葛亮的“尽时人之器用”而感到佩服。

像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蜀郡人张裔，原做为战俘被送至孙权处。诸葛亮令邓芝与孙权处将其带回，并委以重任。“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领丞相府长吏。后加为辅汉将军，领长史如故。”（见《张裔传》）。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张裔与郭攸之、董允等人被诸葛亮委以“斟酌损益、进尽忠言”的重任。巴西人王平，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巴西人马忠。原来也只是丞相府的一个门下督。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封马忠为翔柯太守。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建兴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又领治中从事”。后来马忠平定南夷豪帅刘胄有功，加为”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见《马忠传》）。犍为人张翼，先后做过梓潼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建兴九年，又为来降都督、绥南中郎将。为人尽忠职守，诸葛亮对此非常满意。诸葛亮出武功时，“以张翼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见《张翼传》）。建宁人李恢，在诸葛亮南征时，“军功居多”，被封为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后又领建宁太守。永昌人吕凯，巴郡人张疑，也属于此类。他们都坐到了蜀汉政权的重要职位，只是相对比起丞相、大将军来要稍低一些。此外还包括南中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诸葛亮也加以任命为官。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爨习官至参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在诸葛亮执政期间，益州本地人士与荆楚外来客居人士之间的关系，也远较于刘焉、刘璋时期的东州人与益州人间的关系要好得多。“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见《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终蜀国之结束，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的矛盾（这里不包括同为荆楚人士的魏延与杨仪之争），相较于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国内的内部斗争之激烈，也要缓和得多。蜀汉以益州一地，而能与强敌曹魏相抗衡，这与刘备、诸葛亮在处理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关系上所做出的重大努力，是不无关系的。

第三．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蜀汉政权，就必须以其自己政党为主要执政党。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做重点讨论。试问有哪朝哪代，其执政党的地位不与其执政者本身有关？别的不说，就拿我们中国所处的领导地位来说吧。中国是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政党。坚持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可又有哪些人，对此持有异议？（当然这其中不包括一些敌对分子）由哪位政党人士执政，必然会使其所在的政党在其国家中，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专制政体下，尤为如此。用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也许会得到诸如“厚此薄彼”之类的观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再者言，重用荆楚集团，本不是诸葛亮的首创。在《华阳国志。李寿志》就记载道：“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再拿同时期的曹操与孙权相比，曹操的“唯才是举”是非常有特色的。但曹操在位期间，国家的军事大权始终牢牢得控制在曹氏亲族的手里。非曹氏亲族能得以成为军事大员，是到曹丕执政时期才开始的。东吴方面情况也差不多。孙吴实行“授兵制”。东吴诸将，一般不过数百，最多不过二千。而宗室将领授兵一般又要多于外姓将，最多可至三千。东吴方面一般只在临阵却敌时，才委任大督，令其他诸将听其节制。

这里再谈谈为什么益州人不适合执掌蜀国大权。除了上面讲到的几点外，还与刘璋在位期间，对于益州治理不善有关。“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见《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由于益州当地的风气不好，也养成了许多当地人士在品行上的不检点。如法正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李严的“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立求名，无忧国之事”；彭羕的“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而诸葛亮的用人，主张德才并举，并始终是以蜀汉政权为出发点的。因此诸葛亮虽然对于益州当地人士加以选用，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却始终是从外来人员中培养选拔。此为其一。其二是因为益州人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自己的地方势力，容易形成自己的党派。这样也容易引起益州党派与客居他州的蜀汉政权发生矛盾。因此，蒋琬、费文伟、姜维能得以执政，除了他们本身有才干，品行优良以外，还在于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

孔明：智慧的化身，国家的栋梁，为蜀国尽心竭力、鞠躬尽瘁。但事无巨细，忽视了对刘禅的锻练。
刘备：宽厚仁德，但优柔寡断。
曹操：老奸巨猾，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负我。善于用人。
孙权：守业英雄，缺少开拓能力。
张飞：勇敢善战，粗中有细，暴躁粗鲁。

诸葛亮是可以说是三国演义中的主角，和武将赵云是书中塑造的两个近乎完人的形象，而诸葛亮更是神化了。
不管从智慧方面还是道德方面。在智慧方面，自三国演义问世来，诸葛亮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中智慧的象征。从一出场的隆中对这一名段，就体现了诸葛亮与众不同的学识。及后的火烧新野、借东风、智取三城、三气周瑜、汉中之战、七擒七纵、空城计等，无一不体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至于用八阵图阻止陆逊、死诸葛吓走活仲达、劝告邓艾的石刻等，更是神乎其神。在道德方面，《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更是诸葛亮一生的写照。至于诸葛亮所犯的一些错误，经过书中描写，反更显出他的人格伟大。失街亭后要求自降三级，对军中事物管理过于细致，在军事上谨小慎微等，都是通过缺点来映衬他的优点的。总之，诸葛亮不管在能力还是人格上都是近乎完美的形象。

刘备，书中的刘备，是一个仁义明君，忠厚长者。但鲁迅曾批评：欲显刘备长厚，似伪。这一句对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很非常恰当的。周瑜讲道：刘备袅雄之姿，并非长久曲屈人下之人也。但书中的刘备却是处处表现得过于忠厚，厚道，倒给人一种伪的感觉。不过，由于书中对刘备的推崇，对刘备的塑造还是正面的。刘备有武勇的一面，三英战吕布就可以看出刘备的武艺。但为了体现明君的方面，对刘备的德，是着重刻画的。首先，体现了刘备的忠，刘备对汉室的忠心，受汉献帝衣带诏，汉室未亡时决不称帝等。其次，体现了仁，在新野自身难保时坚持携民渡江等。第三，体现了义，在两位结义兄弟遇难后坚持为他们报仇等。第四，体现了厚道。多次寄人篱下有机会夺取而不取。第五，体现了很重视人才。最出色的表现就是在赵云单骑救主后的摔阿斗，所谓民间谚语中的“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在收买人心方面，小说中还特别会表现刘备的哭，所以有人说，刘备的江山大部分都是哭来的。但也正因为刘备过于注重这样一些小德，忽视了一些大德，如在处理关羽和张飞遇难问题上，过于强调兄弟情谊而不顾国家大义，导致了兵败，使蜀汉元气大伤，从此不能恢复，兴复汉室化为泡影。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是反面形象，由于《三国演义》的推刘反曹，曹操是以一个奸雄的形象出现的。最著名的就是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更是将奸雄的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从刺董卓孟德献刀、杀恩人吕伯奢一家、挟天子以令诸侯等例子都是他奸雄的表现。同时，曹操还是个文武双全、极有才干的人，从招募义兵起家，伐董卓、讨吕布、官渡败袁绍到占了半个中国，都是他政治能力的体现。曹操还是个非常重视人才的人，对一些曾是敌对的人能够重用，如重用贾栩等。特别描写了对关羽是爱慕有加，战华雄时赠酒、以及后来的赏金封侯，甚至对出走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更体现了曹操对人才的爱惜。曹操还是个极有文采的人，铜雀台赋诗《短歌行》，充分体现了曹操的文采，所以与他才儿子并称三曹。总之，曹操的是个有才干、文武双全的政治家，但由于书中描写他的一些奸诈的表现，成了一个“奸雄”。

其他两人没找到

说曹操
说到曹操,定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在<三国演义>中也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奸诈无比,曾装作患中风来骗取他的父亲对他的信任;他足智多谋,曾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大败袁绍;他极具文采,曾在赤壁横槊赋诗;他心胸狭隘,曾把极具才华的杨修杀害;但他又心胸宽广,把营中之人与袁绍的通信付之一炬,还曾重用帮袁绍写徼文,骂了他祖宗八悲的陈琳,由此看来,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任人物.
正因为他的复杂,才能为与大军事家诸葛孔明做铺垫,才有为<三国演义>一书又增添了许多亮点.曹操是位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他打过许多胜仗,但也有过割袍断须的经历.
未完待续

诸葛亮是可以说是三国演义中的主角，和武将赵云是书中塑造的两个近乎完人的形象，而诸葛亮更是神化了。
不管从智慧方面还是道德方面。在智慧方面，自三国演义问世来，诸葛亮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中智慧的象征。从一出场的隆中对这一名段，就体现了诸葛亮与众不同的学识。及后的火烧新野、借东风、智取三城、三气周瑜、汉中之战、七擒七纵、空城计等，无一不体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至于用八阵图阻止陆逊、死诸葛吓走活仲达、劝告邓艾的石刻等，更是神乎其神。在道德方面，《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更是诸葛亮一生的写照。至于诸葛亮所犯的一些错误，经过书中描写，反更显出他的人格伟大。失街亭后要求自降三级，对军中事物管理过于细致，在军事上谨小慎微等，都是通过缺点来映衬他的优点的。总之，诸葛亮不管在能力还是人格上都是近乎完美的形象。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是反面形象，由于《三国演义》的推刘反曹，曹操是以一个奸雄的形象出现的。最著名的就是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更是将奸雄的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从刺董卓孟德献刀、杀恩人吕伯奢一家、挟天子以令诸侯等例子都是他奸雄的表现。同时，曹操还是个文武双全、极有才干的人，从招募义兵起家，伐董卓、讨吕布、官渡败袁绍到占了半个中国，都是他政治能力的体现。曹操还是个非常重视人才的人，对一些曾是敌对的人能够重用，如重用贾栩等。特别描写了对关羽是爱慕有加，战华雄时赠酒、以及后来的赏金封侯，甚至对出走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更体现了曹操对人才的爱惜。曹操还是个极有文采的人，铜雀台赋诗《短歌行》，充分体现了曹操的文采，所以与他才儿子并称三曹。总之，曹操的是个有才干、文武双全的政治家，但由于书中描写他的一些奸诈的表现，成了一个“奸雄”。
周瑜，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周瑜这个人可倒了大霉了，被描写成智短才拙，处处不如诸葛亮的人。但虽然这样，仍能让人看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从十五回出场，到五十七回病故，是一个风流儒雅，潇洒干练，却有意气用事、头脑简单的周瑜形象。周瑜的风流儒雅，书中描写不多，倒是苏轼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的形象深入人心。说到才干，训练了一流的水军、用蒋干将计就计、用黄盖苦用计、最后用火计破曹，这些都不用说了。但书中为了衬托诸葛亮，对周瑜更多的是一些负面描写。首先是对抗曹操上，写周瑜是动机是狭隘的，是诸葛亮假称曹操有意“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才使周瑜抗曹。而且在赤壁之战中，也仅是发挥了配角作用，处处落于诸葛亮的下风。甚至在人品上也显得心胸过于狭小，稍有不顺就急得吐血，对才华高的诸葛亮嫉妒，下了杀心。同时，他的死亡也正是由于智力落后于人太多且心胸过狭所致，丢了胜利果实，赔了夫人又拆兵，最后意想天开想赚对方，反而连命都丧了。虽然这些与史实不符，但为了衬托诸葛亮，周瑜这个人物也只好如此“牺牲”了。
刘备，书中的刘备，是一个仁义明君，忠厚长者。但鲁迅曾批评：欲显刘备长厚，似伪。这一句对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很非常恰当的。周瑜讲道：刘备袅雄之姿，并非长久曲屈人下之人也。但书中的刘备却是处处表现得过于忠厚，厚道，倒给人一种伪的感觉。不过，由于书中对刘备的推崇，对刘备的塑造还是正面的。刘备有武勇的一面，三英战吕布就可以看出刘备的武艺。但为了体现明君的方面，对刘备的德，是着重刻画的。首先，体现了刘备的忠，刘备对汉室的忠心，受汉献帝衣带诏，汉室未亡时决不称帝等。其次，体现了仁，在新野自身难保时坚持携民渡江等。第三，体现了义，在两位结义兄弟遇难后坚持为他们报仇等。第四，体现了厚道。多次寄人篱下有机会夺取而不取。第五，体现了很重视人才。最出色的表现就是在赵云单骑救主后的摔阿斗，所谓民间谚语中的“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在收买人心方面，小说中还特别会表现刘备的哭，所以有人说，刘备的江山大部分都是哭来的。但也正因为刘备过于注重这样一些小德，忽视了一些大德，如在处理关羽和张飞遇难问题上，过于强调兄弟情谊而不顾国家大义，导致了兵败，使蜀汉元气大伤，从此不能恢复，兴复汉室化为泡影。

好像写得太多了。太晚了，剩下那个明天有空写。或者请其他朋友补充吧，反正大家都很熟悉了。

关羽，是我国的武圣，与文圣孔子一起，受到国人的推崇。小说在写到关羽的正面形象外，也对关羽的缺点提出了批评。主要从个性、武艺、人格这几个方面进行刻画的。武艺上，小说中描写得单挑场面最多的应该就算是关羽了吧，温酒斩华雄、赚城斩车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都是对这位武圣人的精彩武艺描写，其中更有一段关云长刮骨疗毒，“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须臾，血流盈盆。”写出了一个铁汉的形象。同时，作为受到历代统治者和百姓推崇的武圣，人格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关云长“忠义”这方面体现得尤为出色，卦金挂印护嫂千里走单骑体现了他的“忠”，义释曹操体现了他的“义”。在人格上，他与其它英雄不同，利身行事，光明磊落。正是由于这种“忠义神武”，才使他成为武圣。但《三国演义》也批评了他的缺陷，就是骄。从想跟马超争高低，封五虎将时不服黄忠时可见一斑。关羽在这方面主要犯了三个错，一错没有处理好与同盟关系，拒绝孙权联姻要求，得罪便者。二错没有处理好与同事关系，看不起同守荆州的糜芳、博士仁等人，导致孤立无援。三错轻视敌人，被人从后偷袭，大意失荆州，遗恨千古，都是《三国演义》通古关羽给世人带人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