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丰系的老板是王石吗:谁能提供一下80\90\21世纪上海的资料?

在8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与制约的情况下，“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什么
样的上海？”等一系列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迫切地摆上了议事日程。早在党的
十二大提出“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目标时，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就组织全市有
关部门和高校、研究机构进行广泛讨论，探讨上海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着手进行上
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1984年，在全面、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听取学者专家和各
方面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以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名义联
合召开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
。1985年2月，国务院在正式批转这份提纲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上海不仅是我国
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贸易中心、科技中心和重要的金融
中心、信息中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的新路子，充分
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使上海成为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这个《
通知》明确了上海到20世纪末的战略方向、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标志着上海经济
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上海工业是上海经济的主体，要发展、振兴上海经济，首先必须保持上海工业生产
的持续、稳定增长。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国营企业包得太多、统得过死的问题，
上海按照中央渐进改革的整体部署，对重振上海工业雄风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开始
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一是放权让利，改革计划管理体制，逐步
地把利润上缴改为以税代利，缩减指令性计划产品的品种，减少统配物资种类，放
开小商品价格，同时改革技改审批权限，增强企业自我改造的能力；二是扩大企业
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经营责任制，使企业逐步由生产
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三是改革外贸体制，发展地区间的横向联合，鼓励生产企业
根据国家制定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要求，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着手改造振兴传
统工业。从1979年起，上海传统工业更新改造投资逐步增加，对技术进步和产品更
新格外注重。1983年3月，国务院同意上海在“六五”期间的后三年内，每年用3亿
美元安排现有企业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同时扩大了上海技术引进项目的权限。
1985年，国务院正式同意上海充分利用对内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引进和采用先进
技术、用于改造传统工业、开拓发展新兴工业。为此，上海工业系统围绕一批重点
产品，编制和修订了行业技术改造规划，最后经市长办公会讨论，选择了全市149个
行业中的22个行业和32个大类产品为“六五”计划后期和“七五”计划期间发展、
改造的重点。比较集中地对传统工业中的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精密机
械、电力设备、交通设备、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建筑材料9大行业、40种大类产
品和161个骨干企业，进行重点改造。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中，上海承担了“后卫”的角色。进入90年代后，当上海终于站在“前锋”的位置上开始其跨世纪的腾飞时，它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发展机遇：

第一，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为上海迅速发展金融、贸易和其它现代服务业，实现城市功能转变，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基础。而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被计划过程所替代，上海只能沿着主要作为制造业中心的道路走下去。

第二，实施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并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使上海固有的处于内外交汇点的区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上海的这种区位优势仅仅体现为单纯地作为一个商品出口的重要港口。

第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以及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的新特点，使上海有可能利用自己多方面的相对优势，大规模引入国际经济资源，大大加快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转变的进程。90年代以来，科技产业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加快了高新技术的国际扩散；发达国家更多地转向研究与开发，而使制造活动更多地向具备条件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出现了新的特点，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禀赋的引力作用下降，而技术和管理基础、市场容量的大小等因素的引力作用上升。对上海来说，这些变化态势蕴涵着重大的发展机遇。

第四，亚太经济正处于深刻的整合过程中，这使上海有可能迅速崛起而成为区域内新的国际性中心城市。亚太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使这一区域的经济日益走向成熟；这个深刻的整合过程内在地要求发展起若干个国际性中心城市，它们能够承担起金融、贸易、信息和资源配置中心的功能，以保证区域经济有效运行；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内原有的国际中心城市力求保持和强化自己的地位，一批新崛起的城市则正在谋求获得这种地位。

第五，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趋势，使上海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变，经济和社会走向信息化，这使上海有可能利用自己在科技、教育和人才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强化自己的创新能力，紧跟世界科技进步的潮流，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在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取得与发达国家国际性中心城市并驾齐驱的地位。

然而，在获得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上海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除了源于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趋势，也源于上海自身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的特殊性。后一类挑战主要包括：

首先，相对于远大的发展目标和艰巨的发展任务，上海自身的“知识积累”和“智力资源”非常有限。上海实施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是在中国经济经历“三大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三大转型包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以及从传统经济转向新经济。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转型过程中把上海建成为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这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过程中，还是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其次，相对于长时期、高强度的投入需求，上海面临着严峻的“资本”供给约束。80年代末，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要为上海在未来发挥国际性中心城市的功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就必须实施较长时期的高强度的投入。而在国家现行的财政和投资体制框架内，在现有的财政支出规模下，上海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资本”供给约束。

第三，发展高度规范、高度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必须突破传统体制的巨大惯性。作为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经济体系的高开放度，市场运行的规范性，以及保障市场有效运行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备性，应该是它的重要特征。而90年代初上海经济体系的特征与上述国际性中心城市的特征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这意味着，上海面临着体制和政策全面创新的任务。在传统体制存在巨大惯性的情况下，这种创新任务显得尤为艰巨。

第四，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无法避免“阵痛”，但必须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在产业结构方面，上海既要实现三大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又要实现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城市功能的重大转变，还要实现城市空间布局的整体性调整。在上述调整过程中，大规模的下岗、转岗和大规模的动迁是无法避免的。要在这一“阵痛”过程中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需要对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精心设计，并通过缜密操作体现高超的改革艺术。

第五，在一个特大型城市的发展进程中，要始终保持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城市管理是城市建设的必然延续，而对一个现代化的特大型城市进行有效管理，则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另一方面，城市不仅是一个经济体，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体；进一步说，它还是一个具有特定生态性质的环境。因此，如何对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特大城市进行有效管理，并保持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第六，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在建设国际性经济中心的同时建设国际性文化中心，这也是全新的课题。如何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同步推进现代化建设如何在经济和文化两个层面同时建设国际性中心城市如何在经济和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适应文化产品的产业化发展趋势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正在或将要面对的全新课题。

上海发展新路———

特大型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新探索

20世纪90年代，按照“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相统一的辩证思想，上海紧紧抓住历史性机遇，沉着应对严峻挑战，在推进上海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艰苦探索。所采取的应对之策主要包括：

第一，全面把握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始终坚持发展目标导向。整个90年代，上海始终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按照“三个面向”的要求来谋划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方略。坚持“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方针，构建发达的对外交通体系，超前建设国际信息港，以及大力推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等，这些无不体现了超前性和高标准的原则。

第二，战略、规划和政策研究先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为了获取广泛的智力支持，突破自身“知识积累”的瓶颈，上海十分重视对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先行研究。在具体做法上采取了集中性研讨、定期性研讨和常规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90年代初进行的《迈向21世纪的上海》课题研究，就是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集中性研讨活动。除上海本地的各类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外，还邀请了国内外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和咨询机构参加。这次研讨活动取得的成果，对上海日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全面的、积极的影响。

第三，推进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90年代，上海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建立了“两级管理、两个体系和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工业、建设、商业、农业、交运等系统19个企业主管局实施改制，将行政隶属型体制转变为以资产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把工业、商业、外贸、旅游等部门的系统内管理模式改变为面向全社会的全行业管理。另一方面，组建了市场管理领导小组等机构，加强了经济综合管理部门，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对全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进行调控。同时，抓紧制订发展市场经济所急需的法规条例。从特大型城市的特点出发，上海还实行了“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创新体制。

第四，通过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来汲取广泛的发展资源。整个90年代，上海着力推进消费品市场、投资品市场、土地市场、金融市场和人才市场等的建设，构建了国家级、区域级和地方性市场相配套、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相结合的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正是通过这个市场体系，上海获得了充足的物资资源，筹集了巨额建设资金，吸引了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

第五，着力提高市场运行的规范性和市场的开放度，不断强化中心城市对内对外辐射的功能。90年代，上海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着力提高市场的开放度和运行的规范性，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努力使自己成为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和内外交汇枢纽，形成海内外大财团、大银行云集的格局，从而使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等功能的能级不断提升。

第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整体搞活国有经济。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这是上海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按照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思路，上海积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全新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体系；在改善企业外部环境方面着力形成“五个机制”，在提高企业自身素质方面着力体现“五个加强”；与此同时，构筑了劣势企业、多余劳动力、剩余生产能力和企业坏账的退出机制和通道，调整了国有经济的布局。

第七，通过积极引进外资，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整个90年代，上海累计吸收了300多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已有一半以上落户上海。大量外资外技的进入，促进了上海的工业结构向高级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带动汽车、通信和精细化工等行业的技术水平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通过利用外资，上海用不到10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用几十年才走完的技术创新道路，大大缩小了上海整体工业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

第八，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建设国际性文化都市。上海在推进文化发展方面，坚持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既强调文化产品的思想性，又注重文化产品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通过发展规范的文化市场来促进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此同时，上海一直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传播中心和世界优秀文化的汇聚之地。通过不断强化演出展览场馆的硬件投资和迅速扩展文化交流的规模、领域和层次，上海作为一座国际性文化都市的功能已日益凸显。

第九，强化社区建设，引导广泛参与，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上海从特大型城市的特点出发，以社区建设为载体，把精神文明建设同强化社区管理、完善社区服务和发展社区文化结合起来，使精神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上海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引导广大市民参与。例如，“90年代上海人形象大讨论”和窗口行业规范达标等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活动，增强了市民的责任感，大大提升了市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第十，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高度统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阶段性突破的积累来实现整体性目标。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上海始终坚持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的高度统一。作为“三性”统一的重要体现，上海在战略上按照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的要求进行布局，而在战术上则按照稳定、发展、改革的要求进行操作。正是依靠这样的策略，上海顺利完成了百万职工的大转岗，平稳实现了向劳动力市场体制的全面过渡。坚持“三性”统一，还要求通过阶段性突破的积累来实现整体性目标。上海用三个三年，分阶段地构筑现代交通体系、发展房地产市场和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使城市面貌发生了令世人惊叹的变化。

21世纪初，是上海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全面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阶段。上海要顺应国际环境的新变化，着眼于中国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国情，结合上海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的实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坚持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相统一，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发展新路，不断丰富上海发展模式，开创新世纪上海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8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与制约的情况下，“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什么
样的上海？”等一系列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迫切地摆上了议事日程。早在党的
十二大提出“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目标时，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就组织全市有
关部门和高校、研究机构进行广泛讨论，探讨上海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着手进行上
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1984年，在全面、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听取学者专家和各
方面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以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名义联
合召开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
。1985年2月，国务院在正式批转这份提纲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上海不仅是我国
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贸易中心、科技中心和重要的金融
中心、信息中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的新路子，充分
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使上海成为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这个《
通知》明确了上海到20世纪末的战略方向、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标志着上海经济
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上海工业是上海经济的主体，要发展、振兴上海经济，首先必须保持上海工业生产
的持续、稳定增长。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国营企业包得太多、统得过死的问题，
上海按照中央渐进改革的整体部署，对重振上海工业雄风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开始
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一是放权让利，改革计划管理体制，逐步
地把利润上缴改为以税代利，缩减指令性计划产品的品种，减少统配物资种类，放
开小商品价格，同时改革技改审批权限，增强企业自我改造的能力；二是扩大企业
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经营责任制，使企业逐步由生产
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三是改革外贸体制，发展地区间的横向联合，鼓励生产企业
根据国家制定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要求，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着手改造振兴传
统工业。从1979年起，上海传统工业更新改造投资逐步增加，对技术进步和产品更
新格外注重。1983年3月，国务院同意上海在“六五”期间的后三年内，每年用3亿
美元安排现有企业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同时扩大了上海技术引进项目的权限。
1985年，国务院正式同意上海充分利用对内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引进和采用先进
技术、用于改造传统工业、开拓发展新兴工业。为此，上海工业系统围绕一批重点
产品，编制和修订了行业技术改造规划，最后经市长办公会讨论，选择了全市149个
行业中的22个行业和32个大类产品为“六五”计划后期和“七五”计划期间发展、
改造的重点。比较集中地对传统工业中的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精密机
械、电力设备、交通设备、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建筑材料9大行业、40种大类产
品和161个骨干企业，进行重点改造。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中，上海承担了“后卫”的角色。进入90年代后，当上海终于站在“前锋”的位置上开始其跨世纪的腾飞时，它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发展机遇：

第一，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为上海迅速发展金融、贸易和其它现代服务业，实现城市功能转变，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基础。而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被计划过程所替代，上海只能沿着主要作为制造业中心的道路走下去。

第二，实施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并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使上海固有的处于内外交汇点的区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上海的这种区位优势仅仅体现为单纯地作为一个商品出口的重要港口。

第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以及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的新特点，使上海有可能利用自己多方面的相对优势，大规模引入国际经济资源，大大加快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转变的进程。90年代以来，科技产业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加快了高新技术的国际扩散；发达国家更多地转向研究与开发，而使制造活动更多地向具备条件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出现了新的特点，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禀赋的引力作用下降，而技术和管理基础、市场容量的大小等因素的引力作用上升。对上海来说，这些变化态势蕴涵着重大的发展机遇。

第四，亚太经济正处于深刻的整合过程中，这使上海有可能迅速崛起而成为区域内新的国际性中心城市。亚太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使这一区域的经济日益走向成熟；这个深刻的整合过程内在地要求发展起若干个国际性中心城市，它们能够承担起金融、贸易、信息和资源配置中心的功能，以保证区域经济有效运行；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内原有的国际中心城市力求保持和强化自己的地位，一批新崛起的城市则正在谋求获得这种地位。

第五，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趋势，使上海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变，经济和社会走向信息化，这使上海有可能利用自己在科技、教育和人才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强化自己的创新能力，紧跟世界科技进步的潮流，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在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取得与发达国家国际性中心城市并驾齐驱的地位。

然而，在获得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上海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除了源于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趋势，也源于上海自身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的特殊性。后一类挑战主要包括：

首先，相对于远大的发展目标和艰巨的发展任务，上海自身的“知识积累”和“智力资源”非常有限。上海实施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是在中国经济经历“三大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三大转型包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以及从传统经济转向新经济。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转型过程中把上海建成为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这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过程中，还是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其次，相对于长时期、高强度的投入需求，上海面临着严峻的“资本”供给约束。80年代末，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要为上海在未来发挥国际性中心城市的功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就必须实施较长时期的高强度的投入。而在国家现行的财政和投资体制框架内，在现有的财政支出规模下，上海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资本”供给约束。

第三，发展高度规范、高度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必须突破传统体制的巨大惯性。作为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经济体系的高开放度，市场运行的规范性，以及保障市场有效运行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备性，应该是它的重要特征。而90年代初上海经济体系的特征与上述国际性中心城市的特征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这意味着，上海面临着体制和政策全面创新的任务。在传统体制存在巨大惯性的情况下，这种创新任务显得尤为艰巨。

第四，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无法避免“阵痛”，但必须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在产业结构方面，上海既要实现三大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又要实现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城市功能的重大转变，还要实现城市空间布局的整体性调整。在上述调整过程中，大规模的下岗、转岗和大规模的动迁是无法避免的。要在这一“阵痛”过程中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需要对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精心设计，并通过缜密操作体现高超的改革艺术。

第五，在一个特大型城市的发展进程中，要始终保持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城市管理是城市建设的必然延续，而对一个现代化的特大型城市进行有效管理，则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另一方面，城市不仅是一个经济体，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体；进一步说，它还是一个具有特定生态性质的环境。因此，如何对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特大城市进行有效管理，并保持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第六，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在建设国际性经济中心的同时建设国际性文化中心，这也是全新的课题。如何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同步推进现代化建设如何在经济和文化两个层面同时建设国际性中心城市如何在经济和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适应文化产品的产业化发展趋势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正在或将要面对的全新课题。

上海发展新路———

特大型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新探索

20世纪90年代，按照“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相统一的辩证思想，上海紧紧抓住历史性机遇，沉着应对严峻挑战，在推进上海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艰苦探索。所采取的应对之策主要包括：

第一，全面把握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始终坚持发展目标导向。整个90年代，上海始终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按照“三个面向”的要求来谋划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方略。坚持“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方针，构建发达的对外交通体系，超前建设国际信息港，以及大力推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等，这些无不体现了超前性和高标准的原则。

第二，战略、规划和政策研究先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为了获取广泛的智力支持，突破自身“知识积累”的瓶颈，上海十分重视对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先行研究。在具体做法上采取了集中性研讨、定期性研讨和常规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90年代初进行的《迈向21世纪的上海》课题研究，就是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集中性研讨活动。除上海本地的各类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外，还邀请了国内外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和咨询机构参加。这次研讨活动取得的成果，对上海日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全面的、积极的影响。

第三，推进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90年代，上海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建立了“两级管理、两个体系和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工业、建设、商业、农业、交运等系统19个企业主管局实施改制，将行政隶属型体制转变为以资产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把工业、商业、外贸、旅游等部门的系统内管理模式改变为面向全社会的全行业管理。另一方面，组建了市场管理领导小组等机构，加强了经济综合管理部门，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对全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进行调控。同时，抓紧制订发展市场经济所急需的法规条例。从特大型城市的特点出发，上海还实行了“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创新体制。

第四，通过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来汲取广泛的发展资源。整个90年代，上海着力推进消费品市场、投资品市场、土地市场、金融市场和人才市场等的建设，构建了国家级、区域级和地方性市场相配套、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相结合的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正是通过这个市场体系，上海获得了充足的物资资源，筹集了巨额建设资金，吸引了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

第五，着力提高市场运行的规范性和市场的开放度，不断强化中心城市对内对外辐射的功能。90年代，上海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着力提高市场的开放度和运行的规范性，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努力使自己成为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和内外交汇枢纽，形成海内外大财团、大银行云集的格局，从而使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等功能的能级不断提升。

第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整体搞活国有经济。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这是上海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按照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思路，上海积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全新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体系；在改善企业外部环境方面着力形成“五个机制”，在提高企业自身素质方面着力体现“五个加强”；与此同时，构筑了劣势企业、多余劳动力、剩余生产能力和企业坏账的退出机制和通道，调整了国有经济的布局。

第七，通过积极引进外资，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整个90年代，上海累计吸收了300多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已有一半以上落户上海。大量外资外技的进入，促进了上海的工业结构向高级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带动汽车、通信和精细化工等行业的技术水平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通过利用外资，上海用不到10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用几十年才走完的技术创新道路，大大缩小了上海整体工业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

第八，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建设国际性文化都市。上海在推进文化发展方面，坚持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既强调文化产品的思想性，又注重文化产品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通过发展规范的文化市场来促进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此同时，上海一直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传播中心和世界优秀文化的汇聚之地。通过不断强化演出展览场馆的硬件投资和迅速扩展文化交流的规模、领域和层次，上海作为一座国际性文化都市的功能已日益凸显。

第九，强化社区建设，引导广泛参与，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上海从特大型城市的特点出发，以社区建设为载体，把精神文明建设同强化社区管理、完善社区服务和发展社区文化结合起来，使精神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上海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引导广大市民参与。例如，“90年代上海人形象大讨论”和窗口行业规范达标等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活动，增强了市民的责任感，大大提升了市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第十，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高度统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阶段性突破的积累来实现整体性目标。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上海始终坚持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的高度统一。作为“三性”统一的重要体现，上海在战略上按照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的要求进行布局，而在战术上则按照稳定、发展、改革的要求进行操作。正是依靠这样的策略，上海顺利完成了百万职工的大转岗，平稳实现了向劳动力市场体制的全面过渡。坚持“三性”统一，还要求通过阶段性突破的积累来实现整体性目标。上海用三个三年，分阶段地构筑现代交通体系、发展房地产市场和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使城市面貌发生了令世人惊叹的变化。

21世纪初，是上海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全面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阶段。上海要顺应国际环境的新变化，着眼于中国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国情，结合上海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的实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坚持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相统一，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发展新路，不断丰富上海发展模式，开创新世纪上海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就是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