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区田村社区医院:谁知道江南厂什么时候搬?搬到哪里去?

挖管!明天

7月，根据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总规划，拥有140年历史的江南造船厂将被整体搬迁到长兴岛。尽管放弃“百年基业”另起炉灶多少令人有些伤感，但届时，长江口的这个小岛上，一个现代化的新“江南造船厂”将再度“雄起”，与今年10月竣工的东海大桥遥相辉映，一个海上上海已初露雏形。

在学界看来，之所以要将江南造船厂从黄浦江畔向海上迁移，世博会只是一个引子，服务上海的未来发展战略才是主因。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四面环海的长兴岛显然更适合成为江南造船厂的栖身之所。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东海大桥———通车之后，浙江和上海的交通将更为便利，作为洋山深水港与上海陆域唯一的陆上通道，东海大桥为深水港集装箱运输和供水、供电、通讯等需求提供服务，正好也使江南造船厂的“造船运动”英雄有用武之地，为即将到来的海上运输延长“传送带”。

鸦片战争时期“船坚炮利”的西洋舰队曾经使爱国的晚清洋务派痛心疾首，从而直接激发了他们锐意改革、实业救国的决心。在前现代时期，船舶是世界交通和殖民统治的首要保障，这种观念随着陆上交通的大发展和航空运输业的兴起，不免有日暮西山之感。但这并不表示海洋将逐渐退出世界贸易的大舞台，恰恰相反，当全球化时代到来时，我们惊讶地发现，海洋又在焕发出它惊人的活力，关键仍然在于如何利用和开发这一资源。远洋巨轮的跨国运输能够有效地降低运输成本，从而直接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和竞争力，这在国际竞争中很可能是致命的一击。上海本靠海为生，但由于缺乏深水良港，其海外贸易一直处于一个瓶颈阶段，随着洋山深水港及相关基础设施的落成，这种设施上的限制已不存在，面对国际市场的远大前景，正可放手一搏。从上海到海上，从注重内陆的本土意识，向全球化的海外市场拓展，将提高海洋交通的生产效率纳入到国家和城市的整体发展规划中来，这更是一种观念的变革，简而言之，就是：海陆空，三手都要抓，三手都要硬。

江南造船厂，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早在1891年之前，这里就不仅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企业，也诞生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第一支线膛步枪、第一磅无烟火药、第一门工业火炮，甚至第一炉钢。1865年，两江总督李鸿章买进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开始自行制造火药和枪支，这就是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在这140年的岁月洗礼中，江南造船厂历经艰辛，一步一个印迹。1868年，江南造船厂制造的我国第一艘兵舰极大地鼓舞了民族士气，曾国藩极为兴奋，派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带了六万八千两银子去美国，与马萨诸塞州的普特南机器厂签订合同，购买机器百十种，开引进外国技术之先河，它的成功经验促使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纷纷投资办厂，发展近代工业，使国内产业格局的面貌为之一新。“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可以这样说，江南造船厂的兴办在民族工业的领域内如一声春雷，唤醒了许多有爱国之志，苦于不知报国之门的中国官僚和商人，形成了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解放以后，江南造船厂成为国有企业。1950年代中期开始，第一艘潜水艇、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这些荣誉将永远书写在上海乃至中国工业发展的里程碑上。140个年头的风风雨雨创造了多少传奇？如今，它又被历史赋予了新的使命。

根据香港的经验，集装箱运输的港口业务与相关产业的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甚为可观，即每增加一个集装箱泊位，可提供2.76万个就业职位。洋山港区一期将建设5个集装箱泊位；至2020年，将布置30多个泊位。可以预见，建成后将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劳动力容纳量，并带来港务管理、货运代理、商业贸易、金融保险和服务贸易业的相应发展。在此前提下，说江南造船厂在其140年的发展史上遇上了又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在此之前，国家在长江流域的芜湖、安庆、武汉、重庆等地建成了5000吨级的码头几十座，但却由于南京长江大桥设计上的问题，使得这些巨轮无法通过航孔而基本闲置，而东海大桥的建设为巨轮的航行预留了空间，实际上也为江南造船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应该看到，洋山深水港－东海大桥－江南造船厂的“三位一体建设”拓展了江南造船厂的发展空间，也必将提高它的整体竞争力。大桥经济的作用在于它是一种开放性经济，使得人们有了更为直接和迅捷的对外开放渠道，新时期的船舶和港口经济的作用同样如此，在一个全球化程度日益深化的时代，面向海上当然要比单纯的面向上海更富有前瞻性，这也是一种思维模式的革命性转变，其结果必然会带来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新的腾飞。

140年前的江南造船厂，140年后的东海大桥。这一场跨越140年时空的接力跑，使得中国这样一个起源于内陆文明的国度以更直接、更多元的方式与海洋文明对话，注定会为上海、为中国在民族复兴的路途中写下值得荣耀的一笔。相关文章：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文全然

江南制造局的兴建具有非同一般的标杆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家范教授认为，中国现代工业应该从曾国藩、李鸿章创办以江南制造局为核心的军工企业开始算起。“晚清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实力派，开始在安庆、金陵、上海、武汉等地创办新式军用工业，是一个时代性的标志。”

据史载，江南制造局原名江南制造总局，于同治四年（1865年）在上海成立。它以制造机器、军火为主。为了对付外国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该局开始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创办新式机器工业，发奋自强。

上海资深经济评论家金学伟先生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江南制造局的创办，标志着中国现代工业化的开始。“它诞生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化工人，开启了中国漫长的工业化历程。”金学伟认为，江南制造局把中国扭向了开放的“海洋经济”。

是的，江南制造局的基础结构突出了由容闳和徐寿特别强调的“制器之器”———即工业化的生产设备，以及由冯桂芬、王韬及李鸿章提出的“制器之人”———今天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为了筹备“制器之器”，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初建时期延请容闳协助从美国购买了一百多台机器运回上海。而为了培训技术工人对进口机器的熟练程度，江南制造局前后聘请过几十位洋匠监督机器的操作和生产过程。

1869年江南制造局雇佣的工人已达1300名左右。“一开始，江南制造局都招不到工人，后来发展到人们以当制造局工人为荣耀。”金学伟说，第一代工人后来被人们誉为“外国铜匠”，这在那时是一个收入丰厚、地位颇高的工作。江南制造局由此改变了那个时代民众当中那种自古以来就轻视工艺的观念。

作为中国第一座真正的跨海大桥，2005年5月全线贯通的东海大桥则另有一番意义。

据长江三角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介绍，当初建设洋山港乃中央决策。这样的决策是与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相关联的。

资深财经评论家金学伟指出，一个中心城市的功能，往往是跟其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相呼应。在国家经济发展早期，中心城市就是一个工业中心，以制造业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心城市的制造业将慢慢淡化，并向外扩散。随之而来的是，中心城市成为该区域的经济龙头，而它相应的经济形态则变成航运物流业及信息业。这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可称之为“后工业化时期”。

从1990年中期开始，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经济龙头的地位日益明显。1990年代初期，上海经济有所衰退，上海政府随即开始反思自身城市地位，开始从以制造业为重心的战略转向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中心。2000年，上海第三产业实现的增加值达到2509亿元，每天的增加值接近7个亿，按可比价算，比1989年增长了3.2倍。这个增长率高于上海GDP的增长率。

同样，上海信息产业在1990年后期，每年都有40%的增长速度，成为上海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到了2005年，上海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开始凸显。金学伟认为，作为上海洋山深水港最大配套工程的东海大桥，它的建成完全可以看做是上海拉开后工业时代序幕的标志。因为，站在东海大桥背后的，是可以大大推动上海奔向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洋山深水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