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微信群聊名称大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是怎么回事?

多风多雨的俄罗斯文化，即便在动荡与窘困的岁月，也不曾中止其新节目的搬演。如果说，“解禁潮”与“回归潮”由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随着苏联国家解体而渐渐消退，那么，对上世纪末本世界初的“白银时代”遗产的“开掘潮”，却拥有更为热烈而持久的势头。检阅“白银时代”，追忆“白银时代”，堪称今日俄罗斯文化生活中一道相当热闹的景观。既是热点，必然引起众多的解说与议论；既是热点，自然也就有一些有待梳理与清理的问题与歧见。

小写的与大写的“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这一词语的书写，经历了由小写（作为隐喻）到大写（作为概念）的演化过程。小写的“白银时代”，其所指颇有弹性。它可以用来喻指十九世纪俄罗斯诗歌史上一群诗人的创作，如阿·费特、阿·迈科夫、雅·波隆斯基，甚至阿·康·托尔斯泰、费·丘特切夫等；它也可以用来喻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所构成的现代主义的文学时代。小写的、作为一种隐喻的“白银时代”，见之于作家的回忆录与诗人的诗作，也出现在批评家的文章里甚或文艺学辞书中。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的这一隐喻，其内涵有着很大的差异。六十年代之前，“白银时代”这一词语基本上都是小写的，是一种隐喻。在弗·彼亚斯特的回快录《相会》（1929）中，在尼·奥楚普的文章《白银时代》（1993）中，在弗·韦伊德列的论文《三个俄罗斯》（1937）中，在安娜·阿赫马托娃的作品《无主人公长诗》（1940—1962）中，都可以遇见小写的“白银时代”。及至一九六二年，在慕尼黑出版的一位俄侨诗人与艺术评论家的回忆录，以其书名《在白银时代的帕耳那索斯山上》“提升了”白银时代”，作者谢·马科夫斯基使用了大写的“白银时代”。这似乎意味着“白银时代”由一种隐喻转换为一种概念。二十五年之后，联手编撰多卷本《俄罗斯文学史》的那几位西方学者，直接以《白银时代卷》作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第一卷而先行推出。这似乎标志着“白银时代”已作为一种文艺学概念而在文学史研究中终于确立。有趣的是，这一年也恰好是“白银时代”遗产在苏联终获全面解禁和确认的年头。

“白银时代”由一种隐喻演化为一种概念，也是自有成因的。不论是小写的“白银时代”，抑或大写的“白银时代”，均包含着几种相通的意思。其一，旨在标示文学行进也具有周期性，至少文学体裁的发育有某种周期性。“白银时代”以及在它之前的“黄金时代”、在它之后的“青铜时代”这类词语，原本就是用来喻指人类生活的不同阶段，用来表征历史行进的不同时期的；其二，乃是相对于“黄金时代”而言。在俄罗斯诗歌史甚或文学史上，不论是十九世纪的“白银时代”，抑或二十世纪的“白银时代”，均喻指“后普希金时代”，都是相对于那个由普希金的名字所照耀的俄罗斯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首次辉煌而言的。十九世纪初叶（1810—1830），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等一流诗歌天才，以其优美动人的抒情诗篇第一次使世人瞩目俄罗斯文学，史称“俄罗斯诗歌（文学）的黄金时代”；其三，“白银时代”这一隐喻或概念的使用者主要是阿克梅派的诗人，其文化背景是这些诗人对他们逝去的青春时代的深切眷恋。率先在评论文字中使用“白银时代”的尼·奥楚普，是阿克梅派的重要一员，是古米廖夫的追随者。一九五一年，此人在法国以研究古米廖夫的论著而获博士学位；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使用“白银时代”的安娜·阿赫马托娃，更是阿克梅派的一员名将；而将大写的“白银时代”赫然印在回忆录的书名之中的谢·马科夫斯基，当年乃是阿克梅派的喉舌——著名杂志《阿波罗》的主编；其四，最早一批给“白银时代”予以厚爱的那些人，大多将“白银时代”定位为“世纪之交现代主义的诗歌（文学）”。尼·奥楚普在他那篇以“白银时代”为标题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声言：他使用这一名称是为了界说“现代主义的俄罗斯文学”。这个时代“乃是俄罗斯象征派与阿克梅派的时代”，“勃洛克乃是白银时代诗人中第一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在她的回忆录中也认定，白银时代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勃洛克。谢·马科夫斯基在他那部旨在为“白银时代”留下肖像的著作中，将那些“以自己的创作表达出革命前俄罗斯文化高涨的诗人、作家、画家、音乐家”确定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认为这些人物彼此相通的特征就是其“宗教情绪，对上帝的寻觅，以及与之相对立的、非常俄罗斯式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自我确认”，就是“精神的苦闷，对彼岸的神往”。马科夫斯基声称，“白银时代”就是“叛逆不安的”、“对神的寻求”、“对美的沉醉”的时代。可见，缅怀世纪之交俄罗斯诗歌（文学）中非现实主义流脉的业绩，尤其是象征主义与阿克梅主义的建树，乃是将“白银时代”这一隐喻或概念最早使用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那些人的初衷。

对“白银时代”由隐喻演化为概念这一历史情节作一番检阅，对这一概念最初使用者的文化背景作一番检视，这于我们辨析“白银时代”的不同界面诸多所指，当是不无裨益的。

多界面的与多涵纳的“白银时代”

作为隐喻而小写的“白银时代”，日渐由作为概念而大写的“白银时代”所取代。“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不断增生，外延在日益扩展。“白银时代”是多界面的。现在看来，至少有四种界面上的“白银时代”并存。其形态可用四个同心圆来说明：

附图{J49f01}1.诗歌的时代2.文学的朝代3.艺术的时代4.文化的时代

“白银时代”这一概念，首先是被用来指称世纪之交俄罗斯诗歌的发育气象的。经历了长达六十至六十五个年头的相对沉寂，俄罗斯诗歌创作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再次勃兴。俄罗斯诗苑在一八九○至一九二五年间再度繁荣。这个年月里，俄罗斯诗坛又一次涌现出一大群才华横溢的杰出诗人：象征派的巴尔蒙特、勃留索夫、勃洛克，阿克梅派的古米廖夫、曼德尔什塔姆，未来派的谢维里亚宁、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新农民诗派的克留耶夫、克雷奇科夫、叶赛宁，还有不属于任何流派的布宁，以及早期的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霍达谢维奇——这些个性鲜明的诗人以其多姿多彩的耕耘，使俄罗斯抒情诗艺术又一次以“群星璀璨”的形态，展露其叹为观止的神韵。在历史转折文化转型的世纪之交，在社会动荡精神危机的非常时期，这些诗人空前热烈地沉吟生存窘困与性灵嬗变，空前热忱地发挥诗人对生活感受的鲜明与深切，运用诗歌感觉的瞬间性、表现的敏捷性，去捕捉时代脉搏的律动，而成为时代情绪的喉舌。这些诗人普遍地具备深厚的哲学素养、强烈的宗教迷恋与执著的心灵拷问的倾向。其中不少人都经历了专门的哲学修炼，承受过一些哲学名家名说的熏陶。有些人还曾经是尼采、叔本华、柏格森以及尼·费奥多罗夫、弗·索洛维约夫的信徒。这种学养，自然滋育着这个时代的俄罗斯诗歌，使它普遍地获得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内涵，普遍地表现出相当高的哲理品位、相当浓的宗教意味、相当深的心理开掘。打开这个时代的诗篇，可以感受到那种一心要超越尘世而转向彼岸之精神的漂游与求索，那种一心要摆脱尘世物象的缠绕而对存在本相之真谛的神往与寻觅；打开这个时代的诗篇，也可以领略到那种对神秘的彼岸的疏离，对多彩的人世的接纳，对物象的明晰之刻意的凸现，对形象的细节之精雕细镂，对遥远的过去时代文化余韵的深情回应；打开这个时代的诗篇，更可以观照到那种狂放不羁的反叛姿态，那种俄罗斯式极端主义独有的挑战激情，那种欲挣脱传统的束缚，欲把词语从囚牢中解放出来的美学革命，那种欲以新词新诗新文学的铸造来创建全新的未来艺术的诗学实验……正是那样一番摧枯拉朽般的大破大立，正是那样一番雄心勃勃的标新立异，营造出世纪之交俄罗斯诗歌天幕上星光灿烂的气象，孕生出俄罗斯文学进程中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诗歌季节”。正是在这一界面上，人们使用“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这一概念。“诗歌的时代”乃“白银时代”之原初的内涵。

然而，诗歌园地“群星璀璨”的新气象，不过是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整个文坛思潮纷呈流派林立的新景观的一个缩影——一个最精彩的缩影。多声部的新格调，多元化的新状况，多取向的新视界，使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呈现出色彩斑斓神韵丰厚的新风貌。这种新风貌，体现在文学进程的动力结构上与文学观念的流变形态上，体现在文学体裁的发育状态上与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上，更体现在这时代里的文学家的主体素质上与艺术才情上。世纪之交的文坛弄潮儿们对自己的时代使命都拥有空前自觉的意识；他们在自己的事业上都有着空前强烈的搏击精神；他们充满着那种不断扩张自身的进取激情。诗人们在作诗之余也写小说，也编剧本，也从事文艺评论。这自然带动了包括抒情、叙事以及理论批评在内的整个文学园地全方位的繁荣，促成了散文随笔、童话故事、特写剪影等等与抒情诗一道获得长足的发育，而有助于小说、戏剧、文论在热烈的创作竞争中去拥有新的艺术高度。单就小说而言，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坛上，有契诃夫、高尔基那些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精品，也有索洛古勃、别雷、库兹明、列米佐夫、布宁、安德列耶夫、扎伊采夫、库普林等人的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与印象主义等多种风格的佳作。在长篇历史小说这块园地上，梅列日柯夫斯基、勃留索夫的耕耘更使这种叙事样式拥有了新的变体。此外，那种近似志怪传奇而极具假定性的魔幻故事，那种不单面向儿童、寓意深奥甚至隐含着神话的童话小说，那种演绎人生而投射出浓烈的主观情绪与抒情氛围的象征剧，那种以印象式的抒怀与评点式的表述为特色的美文评论，均对其相应的体裁之传统的模式有所变形。它们在总体上构成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体裁发育上的千姿百态。

文学体裁发育状态上的新风姿毕竟还是一个时代文学风貌的显在表征。作家的审美视界在这个时代里也发生了既与十九世纪相去甚远又在彼此之间大相径庭的新变异。作家心目中“人”的形象、“生活”的形象、“世界”的形象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有对那种“大写的人”的塑造，也有对那种“小矮人”的叙写，更有对那种“无望而坚执地抗争之人”的展现。作家意识里“真善美”这三块基石的至尊地位受到了撼动。“谁之罪”与“怎么办”这样的对当下社会的现实关怀，不再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中压倒一切的“主旋律”。多少年来一直领受着作家们由衷的人道主义关爱的“小人物”，其文学形象也发生了蜕变：他们的心灵深处也裸露出灰色的阴影。“小人物”们或在对命运的抗争之中走向变异退化，或承受恶的支配而堕落为“小魔鬼”。果戈理的“狂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世界中以更怪诞的形态而大显身手。“爱情”与“死亡”之类的永恒主题，“超脱”与“拯救”之类的宗教命题，心理的变态与病态之类的精神现象，取代“谁在俄罗斯活得最好”那类社会现实境况的写照，而备受这个时代的诗人们的反复变奏与作家们的执著开掘。热切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中非理性反逻辑下意识的“突变”、“裂变”与“蜕变”，且以魔幻、荒诞、意识流等更具假定性的表现方式将之叙写出来——这类“异样的写作路数”广受青睐，几乎席卷了各种旗号各种营垒里的作家。甚至连“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晚年的叙事方式，也受到某种程度的浸染。

文学创作中审美视界上的多取向，自然促成了文学进程动力结构的多元化。过去那种以某一种主义为主流的文学格局被打破了。过去那种由某一种思潮去取代另一种思潮的线型行进方式被颠覆了。即便以流派更迭思潮交嬗这一传统的视角来看，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也不仅仅呈现出流派纷呈思潮迭起的景象，更有流派并存思潮交错的景观。即便以现实主义为标尺，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坛上的现实主义也是多类型多风格多形态的。这时代的文坛所上演的已然是多声部的大合唱：有新兴的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所构成的非现实主义流脉，有不断更新自身的现实主义流脉（包括批判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无产阶级文学），还有位于这两大流脉之间而生存的“中间型”流脉。这三支流脉既对峙抗衡又交接渗透，在那种既“对位”又“共生”的状态中，对传统既革新又传承，形成了文学进程中空前复杂的新格局。然而，不论是标举新旗帜者，还是护卫旧道统者，都共同地表现出对作品的“文学性”的普遍自觉，对艺术的“洗心革面”、“重塑性灵”的文化功能的普遍倾心，对文化的“精神革命”、“济世救民”的历史使命的普遍推重。不论是现代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抑或并不以某某主义自居者，都承受着这个时代所兴盛的“美学乌托邦”精神的洗礼，承受着这个时代所典型的“泛审美主义”精神的诱惑。在对艺术家创作个性的推崇上，在对文学语言魔力能量的推崇上，在对文学作品审美功能的推崇上，高尔基与别雷、安德列耶夫与马雅可夫斯基乃是有相通之处的，虽然他们在创作原则与艺术思想上是迥然有别的。

文学家的新视界、文学作品的新风采、文学运行的新状态以及文学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新姿态均表明：俄罗斯文学行进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确实进入一个大繁荣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俄罗斯文学的思想艺术能量又一次以空前密集空前丰厚的形态而得到大释放大展示。在这个季节里，俄罗斯文学再一次拥有空前活跃的氛围、空前旺盛的气势、空前丰硕的实绩。其问题提出之多、理论品位之高、建树激情之烈，确是引人瞩目，并且开拓出文学运行的新格局。在这个季节里，一群新型的文学家在美学思想上表现出大破大立继往开来的精神风范，在诗学思想上凸现出告别十九世纪建构现代艺术的精神气概，在文学思想上展现出推重语言艺术自身机制的精神追求。在俄罗斯文学进程中，这是一个充分体现着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形态转换与价值转换的文学时代。这个时代的“泛审美主义”精神、“美学乌托邦”精神，这个时代的文学家、文学作品乃至文学理念的悲剧性命运，恰恰与古希腊人观念中的“白银时代”的精神表征——“童年期很长而成年期较短”——甚相暗合。因而，便有人用“白银时代”来指代世纪之交的文学景象。进而，也就有了“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这一提法。

世纪之交的文学大繁荣景象，自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文学的思想艺术能量之大释放，带动了与之相邻的姊妹艺术——戏剧、绘画、音乐乃至舞蹈等——的昌盛兴旺。何况象征派与未来派的诗人们大多又是与画家、音乐家、剧作家联手营造“新潮艺术”的氛围的。“诗界革命”乃是与艺术园地的先锋派的实验“兼容”而“共生”的。诗人中也有会作曲的，譬如库兹明；也有会作画的，譬如德·布尔柳克；有诗人将自己的作品冠名为“交响曲”，譬如别雷；也有音乐家将自己的交响曲取名为“长诗”……各艺术门类之间的交融综合，是世纪之交俄罗斯艺术的一个典型特征。这时代的俄罗斯艺坛，推出了弗鲁贝尔、梅耶荷德、斯克里亚宾、斯特拉文斯基、康定斯基、沙利亚宾这样一些饮誉世界的经典艺术家。俄罗斯艺术在世纪之交又一次毕现其耀眼夺目的光华。据此，便有人将“白银时代”的外延扩展。据此，便有了“俄罗斯艺术的白银时代”这一界面。“白银时代”又被用来喻指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艺术空前昌盛的景观。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艺术之全方位的昌盛，还得益于恰恰在这个年月进入成熟期的俄罗斯哲学，尤其是“宗教哲学”。俄罗斯独出的“宗教哲学”在世纪之交推出了不少卓越的、驰名世界的思想家，如弗·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弗洛连斯基，他们从宗教、神学、艺术、人生等不同视角，围绕着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爱情与家庭、灵与肉、基督与敌基督、文明与文化、幸福与苦难、末日与拯救等基本命题，展开了空前热烈的争鸣，提出了后来引起几代文化人反复思考的观点。宗教哲学的思想观念又丰富了艺术哲学、文化哲学，丰富了宗教、神学、美学。而艺术与哲学可谓精神文化的经纬命脉，它们的繁荣兴旺，便使得世纪之交俄罗斯精神文化进入空前高涨的状态，为了形容这个时代精神文化的状态，有人便将“白银时代”的外延再一次扩展，于是，就有了“俄罗斯文化的白银时代”这一提法。在这一界面，“白银时代”的遗产就不仅仅甚至远非是指那个年月里诗人、作家、思想家在人文园地的建树与实绩，更重要的是指那个时代里精神文化探索的品位与氛围。在这一界面，“白银时代”便是一个充满着创造气息弥漫着质疑精神的文化时代。

可见，“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经历了其“所指”不断“迁延”，其意义不断泛化的过程。它可以喻指诗歌的时代甚或文学的时代；也可以喻指艺术的时代甚或文化的时代。它可以标示诗歌的气象甚或文学的景象；也可以标示艺术的景观甚或文化的氛围。在不同的语境中，“白银时代”乃有不同的界面。在不同的界面上，它自有不同的涵纳。

多表征的与多诠释的“白银时代”

多界面的“白银时代”自然需要加以区分。当这一概念的使用者们不在同一个界面上而进行交流，便会遇到困惑，对话中也容易出现混乱。因为各人心目中的“白银时代”，有着不同的定位。这种定位，起始于这个时代所在的世纪之交在时间跨度上的切分。目前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种跨度：即1890—1917；1892—1922；1894—1924；以及最短的跨度1900—1914与最长的跨度1890—1925。一般而言，在世纪之交的起点上，见解的分歧并不很大。在其终端则是见仁见智了。有以革命、战争甚至政治斗争中的非常举措为终端，有以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的亡故为终止，也有以支配着时代文化气象的精神氛围为标志。比较时间跨度上的各种切分，以社会事变的爆发或以代表人物的故亡为界标，均与“白银时代”本有的精神内涵不大吻合，而显得有些牵强。一个文学时代甚或文化时代，不可能仅仅因为战争或革命的“一声炮响”，抑或某一位大诗人或哲人的自杀、病故以及遇难而断然终结。若根据时代的文学或文化生存于其间的总体精神氛围的存亡消长来划分，显然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那么，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之总体精神氛围是什么呢？或者说，什么是“白银时代”之“时代精神表征”？在这个问题的诠释上，更有多种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界说。有人称“白银时代”的表征为“复兴”；有人则认定这个时代的精神为“颓废”。“复兴论”者看中的是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经历了“独立自在的哲学思想的苏醒”、“诗歌的繁荣”、“审美感受力的强化”、“宗教上的激动不安与求索寻觅的热烈执着”。“复兴论”者认为，这个时代“涌现出一批新型的性灵”，“拥有对创造性生活之本源的一些新的发现”，“看到了一些新的曙光”。而这个时代的光辉则“诚如白银时代所应有的那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乃是一种映像……与其说它是在创造，宁可说它是在复活与发现”。“复兴说”又有“艺术复兴说”与“文化复兴说”之分。这两种观点是由文化学家弗·韦依德列在三十年代、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在四十年代分别提出的。“复兴论”者看出，这个时代是“日落感、毁灭感同日出感与那种对改造生活的希冀”“互相交织”的时代。“复兴论”衍生出文化“转型论”。此说主张，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是不同的文化大转型的时代。“转型论”者感兴趣的是“多声部的合唱”，是“复调”中的“整一”。“颓废论”者盯住的则是世纪之交的那一代文人对十九世纪时代精神的偏离与背叛，而看不惯那一批文坛弄潮儿所凸显的“新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与创作路子，指责他们反实证主义、非历史主义，谴责他们对非理性的高扬，使无意识泛滥，抨击他们对艺术的社会使命、作家的公民职责、文学的生活教科书功能的全面摈弃。“颓废论”者强调世纪之交的精神危机，突出这个时代众声喧哗的“杂语”状态。“颓废论”者难以认可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与文化是一个独特的时代，而坚持认定它只是一个过渡时期。“颓废论”者倾心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如何水火不容的斗争态势，感兴趣的是某些现代主义者如何走向现实主义阵营的“归降”情形，钟情的是现实主义在文坛上的“征服”过程。也是基于“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这种“红与黑”的锁定，有人将“白银时代”囿定为“现代主义的时代”，以期凸显这个时代的文学甚或文化高扬“审美至上”，推崇“艺术中心”，迷恋“语言魔力”的思想艺术取向，以期强调这个时代的文学家艺术家的文化视界的内省性、艺术探索的先锋性、创作手法的实验性。

“颓废说”在苏联文艺学界曾长期盛行。“复兴说”在俄侨文艺学界则很有市场。“现代主义时代说”在西方斯拉夫学界依然广有追随者。应当说，这三种诠释都不是毫无根由的，而是以不同的视角道说出“白银时代”精神表征的某些层面。“白银时代”原本就是多表征的文化现象。可是，也应当指出，“颓废说”为“白银时代”遗产在漫长岁月里被打入冷宫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复兴说”在那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功能，与“颓废说”可谓异曲同工：它从另一个方向上为长期埋没“白银时代”遗产制造了种种口实。至于将“白银时代”定性为“现代主义的时代”，显然也还带有两条道路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的印迹：它在骨子里仍残留着那种冷战姿态——将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化与十月革命的苏俄文化锁定在对立状态，而去唱“对台戏”。正是这种定性，加剧了“白银时代”遗产在其故乡被冷落遭遗弃的悲剧；而对这个“现代主义时代”的研究，在“现实主义中心论”占主流的苏联文艺学界，自然要蒙上“离经叛道”的阴影，使人不敢问津。可见，有关“白银时代”精神表征的这几种诠释，均饱受意识形态历史风尘的浸染，有心人自可细加品味。目前的状况是，“颓废说”在俄罗斯受到愈来愈烈的批判，“复兴说”则获得愈来愈多的响应。新近的诠释者当中，有些是尊重历史而实事求是的研究者，但也不乏急于“路标转换”一心迎合西方斯拉夫学界视角的“接轨者”。

文学史的与文化史的“白银时代”

然而，今日人们对“白银时代”的开采，远非仅仅出于“解禁”或“翻案”之类的“清算情结”。尽管人们对“白银时代”有各自的解读，但对这个时代的浓厚兴趣也还是建立在某些共识之上的。这些共识，源生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或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也源生于新的世纪之交学术界文化界思想界正普遍地承受着的一种大时尚——“世纪检阅”或“世纪回顾”之大时尚的诱惑。“白银时代”的文学或文化，无疑是既具有文学史价值而又具备文化史意义的。重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整体图景这项工作，召唤着学界驻足于“白银时代”。况且，这种重建并不止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重写。近百年来俄罗斯文学的行进尤为曲折，景观远非单一。它饱受岁月风雨的侵蚀。完整的文学时代的原生形态，一再遭遇非文学的“肢解”。这种情形，势必造成不少误区，造成人们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整体图像的识读陷于相当模糊的状态。一般读者对高尔基同时代作家的创作不甚了解，似乎除了革命的“海燕”便是反动的“颓废派”。今天，在告别这个世纪的历史关口，在对近百年来俄罗斯文学的探索轨迹加以总体回瞻之际，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于历史地形成的“空白”予以消除，对于历史地累积的“失真”予以补正，对于历史地冷落的“经典”予以确认。正本清源。还文学行进的历史以其本来的原生的面目。这种历史的检视，自然要从构成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之发端的世纪之交入手，要从“白银时代”切入。

“白银时代”还是一条理论价值相当丰厚的富矿脉。对这个时代的遗产深入而系统的开采，将会使人们获得文学史建设之外的更大收获。如果能够对“白银时代”的文化背景与生存语境在整体上作全方位的考察，能在既注意其“历史合理性”又不忽视其“历史局限性”的前提下，进入这个时代的哲学、美学、诗学的基本建树的分析，而不止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判决，进入实事求是的客观冷静的清理，而不是在消解旧的神话之际又将新的神话构建出来，进入世纪之交文化转型这一非常时期文学运行的机制、结构、范式的探讨，而不拘泥于文学思潮之交替流派之争斗的情形，是可望走近“白银时代”的理论蕴涵的。譬如说，以“白银时代”遗产为材料，去探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不但在哲学美学上相对立相抗衡，而且在文学诗学上互渗共生之种种复杂的图景，探讨转型与危机的文化语境中文学艺术在“杂语”与“复调”的状态中形成的某种整一，探讨不同的艺术时代交接状态中生成的创作关系的新类型，艺术形象表现生活的新机制，文学进程中艺术变化与发展的新动力，传统与革新的新路径，等等。这样的探讨，对于文学理论文化理论的丰富，应当说，是颇有意义的。至少，对于考察世纪之交的文学或文化的运行机制这样的文化史研究，不无裨益。

俄罗斯文学史或文化史上的“白银时代”，是孕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道风景。我们正处于新的世纪之交。检视上一个世纪之交域外文化的这一道风景，也许可以为我们的当下思考提供出些许参照。温故而知新。而由文学史建设进入文化史研究，正是今日人们开采“白银时代”的两项基本目标。也许，正是这双重目标，

白银时代（17年－130年）
屋大维死后的一百年间，史称罗马文学的“白银时代”。这一时期罗马在政治上不断衰弱，内部矛盾日趋激烈，其文学发展的特点是宫廷趣味日趋浓厚，崇尚文风的花哨和滥用修辞，使得文体显得逼挤、臃肿。这一特点在2世纪前半叶达到高潮。贵族青年以公开朗诵空洞无物的诗歌为时髦，文学更成为少数人的消遣。白银时代成就最高的文学样式是反映奴隶主下层思想的讽刺文学和反映旧共和派不满情绪的作品。

诗歌
卢肯（39年－65年）是白银时代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创作了继《埃涅阿斯纪》之后最优秀的史诗《法萨利亚》。马提阿利（40－104）则是这一时代最优秀的碑铭体诗人，主要诗作是《碑铭体诗集》（一译《警句诗集》）12卷，1500余首。其风格短小精悍，含蓄突兀，富于机智和幽默。朱文纳尔（60－127）则以讽刺诗著称。他长于借古喻今，诗风严峻而尖锐，其诗句“即使没有天才，愤怒出诗句”已经成为名言。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年代，朱文纳尔的作品受到人们极大的重视，席勒、雨果和别林斯基都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在抒情诗方面，斯泰提乌斯（45－95）几乎是唯一有成就的诗人，擅长描写有闲阶层生活情趣。

戏剧
塞内卡（4年－65年）是古罗马最重要的悲剧作家，他受斯多葛哲学影响，精于修辞和哲学，并曾担任过著名暴君尼禄的老师。他主张人们用内心的宁静来克服生活中的痛苦，宣传同情、仁爱。他一生共写过9部悲剧和1部讽刺剧，多半取材自希腊悲剧。其作品风格崇高严肃，夹杂大量的道德说教，使得其笔下的对话和人物都缺乏真实感。其代表作是悲剧《特洛伊妇女》。塞内卡晚年因参加元老院贵族反对尼禄暴政而被尼禄赐死。

散文
这里的“散文”并非现代文学上所讲的狭义上的散文，而是泛指拉丁语文学中的“散文体”，和诗体相对，包括散文、小说、传记文学和编年史等。

白银时代及其他

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混同了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又向前发展一步，可惜历史未能给他们提供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蒲宁和库普林都受到屠格涅夫不小影响，我喜欢他们却胜过屠格涅夫。蒲宁我最喜欢他去国之后写的那些爱情小说，如《米佳的爱情》、《素昧平生的友人》、《在巴黎》、《三个卢布》等，他早期的《乡村》，完全由细节和场面组成，读了印象也很深刻。后来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若论构架不算成功，虽然其中最后一部即丽卡的故事，与那些短篇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蒲宁和库普林都写爱情，但是却根本不同：库普林写的是天上的爱，而蒲宁写的是人间的爱；库普林更纯洁，而蒲宁更深刻。他们之间似乎隔了一个世纪。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稍显做作，但是有种肉欲与毁灭相结合而造成的独特魅力。萨宁是一个二十世纪的“新人”，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完全不同以往；而这正是小说《萨宁》的最大贡献所在。大大小小这类“新人”，使得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当然安德列耶夫就更做作了，但他并不是写实的，做作不仅无妨，或许正是必须。他的《红笑》、《省长》和《七个被绞死的人》等，以鲁迅所说“灵肉一致”来概括，最为到位。高尔基读得较早，还是在多读苏联小说的年代，他的《母亲》也的确与后来苏联小说的主流是一致的，这书给我的印象欠佳，觉得虚假得很；《童年》和《在人间》则要真切得多。契诃夫起先多读他以“契洪捷”为笔名写的《一个官员的死》、《变色龙》之类小品，略有果戈理的遗风；后来才转而留意后期之作，如《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姚尼奇》、《醋栗》等。人无法承受普通生活，这是他总的主题。契诃夫抑郁，黯淡，绝望，几乎令人窒息，但是这一切又都为他所克制着，往往只是一种暗示。我读过的小说中，没有比他的耐得咀嚼，回味无穷的了。他的剧本也是我的爱读书，特别是《海鸥》、《三姊妹》和《樱桃园》，较之他的小说，好像更多一点飘忽惆怅的诗意。作者真是悲观到极点的人，只不过不轻易说出这悲观罢了。 八十年代初我买到内部发行的马克·斯洛宁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用整整一个通宵读完，迄今还没有一本文学史类书籍给过我这么大的震动。我发现以往对苏联文学的了解，只限于两个层面，即几无成就的那一部分正统文学（如绥拉费摩维支、革拉特珂夫等），和正统或稍稍偏离正统的文学中成就较大的另一部分（如肖洛霍夫、帕乌斯托夫斯基等），而苏联文学中与正统根本对立同时也是最有成就的部分，我大多未曾接触，甚至根本没听说过。其中我只读过索尔仁尼琴的部分作品，却没想到他实际上属于一个被活埋了的群体。此后这些作品陆续翻译过来，我尽量买来阅读。它们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在艺术和思想两方面，虽然我不大喜欢这么分开来讲，但是因为所处环境比较切近，阅读它们确实对我的观念彻底更新有很大帮助。扎米亚京的《我们》与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同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我几乎是同时读到。开始《我们》对我触动更大，关键在于这里观念实际上是感觉，而感觉比观念似乎更具震撼力。与《我们》同样深刻的是后来读到的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如果说《我们》基本上还在形而上的领域，《切文古尔镇》则同时包容了形而上和形而下，这里现实本身就是严酷无情的。巴别尔的《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人物命运飘忽不定，显得既残酷，又潇洒。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作为一部小说似乎写得并不十分理想，但是我从日瓦格医生这个人物，他的抉择和他的命运中所得到的共鸣，也许超过此前和此后读过的所有苏联小说。苦难成就了索尔仁尼琴，而他也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病房》等）和别的作品中，把苦难升华到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苦难不仅是经历了什么，更在于感受了什么，思考了什么。比较而言，我更喜欢《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作为一部小说，写法上稍显陈旧，虽然其中有非常精彩的因素。俄罗斯作家似乎对人类尊严的底线特别敏感，无论这底线在何时何地被逾越，无论所涉及的是自己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人，他们都无所顾忌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