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安庆市民生工程:关于大仲马基督山伯爵的资料，我要写论文

去图书馆吧，大仲马的小说前页都有生平介绍的！你可以多看几个版本的！

郁闷，要写论文的，还在这里问人
大学四年白学了？
中文系的吧，你。
真是的。
你都不清楚人家，你还写个啥？
换个题吧！！！
换个你熟悉的！！

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1803—1870)的长篇小说《基度山伯爵》(旧译《基度山恩仇记》)，一向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最近，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再版，又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但是，由于一种不可靠的传说，使一些读者对是否能够肯定这部书产生了疑惑；有人甚至简单地推论说：如果敌人说它好，那么它想必坏。

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一部好书，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赞扬它，同时反动阶级也别有用心地为它捧场，这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基度山伯爵》的遭遇不过是其中一例。但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文学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判者。一百多年来，小说《基度山伯爵》一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称赞它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①；而革命导师马克思最喜爱的小说家之一就是《基度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马②。这一切表明，人民早已给这部小说作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肯定评价。

人民评判一部书的好坏，总是首先检验它对人民的态度，看它在历史上有无进步的作用。《基度山伯爵》的中心内容，是水手邓蒂斯被告密而遭迫害，越狱后化名基度山伯爵报恩复仇的故事。按主人公邓蒂斯——基度山伯爵的经历，全书可分为蒙冤和报恩复仇两大部分，跨越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两大时期。我们就结合这两段时代背景，分别考察一下小说两大部分的社会意义。

一八一四年，欧洲封建君主的反法联盟搞垮了拿破仑帝国，把在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中被赶下台的波旁王室重新扶上王位。拿破仑帝国政府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波旁王室复辟是历史的一个严重倒退。人民痛恨复辟政权，于是把流放在爱尔巴岛的拿破仑当作反复辟的象征，盼他归来。封建复辟与人民反复辟，构成波旁复辟王朝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大仲马笔墨所至，对王室复辟初期的这一主要社会矛盾作了不少点染和勾勒。在第一章(《船到马赛》)中，我们可以看到，水手邓蒂斯和船长摩莱尔对拿破仑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而在第六章(《代理检察官》)和第九章(《订婚之夜》)中，我们又可以听到贵族社会对反复辟人民的憎恨和惊恐的言谈。马赛代理检察官维尔福说：“爱尔巴岛上的拿破仑，离法国是太近了，由于他近在咫尺，他的党徒因此就有了希望。马赛到处是领了半饷休养的官儿(指前帝国官员——笔者)，他们每天都为极轻微的小事借口和保王党吵架，所以上层社会之间常常闹决斗，而下层社会则时时闹暗杀。”其实尖锐的政治对立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渗入了维尔福自己的家庭：维尔福死心踏地攀附复辟政权，他父亲诺梯埃却在主持推翻复辟政权的密谋。

然而，复辟初期的阶级斗争，在小说中主要还是通过水手邓蒂斯的蒙冤来表现的。

就在波旁王室复辟近一年后，拿破仑从爱尔巴岛回国“百日”复位前夕，邓蒂斯因为在返航途中曾去爱尔巴岛，替那不勒斯国王穆拉特(拿破仑的妹夫)送一个包裹给拿破仑；并且受拿破仑之托，还将送一封密信给正在策划起事的巴黎拿破仑党人，不幸被人告密并被打入死牢。货船押运员邓格拉司和渔民弗南告发邓蒂斯，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个人动机——邓格拉司妒嫉邓蒂斯即将升任船长，弗南怨恨他“抢去”自己心爱的人，维尔福怕他传送密信的事泄露，牵连其父，殃及自身。不过，驱使他们这样干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政治上都站在反动的复辟政权一边——邓格拉司和弗南，正如他们在告密信中自我供认的，“系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而维尔福本来就是复辟政权镇压人民的鹰犬。另一方面，受害者邓蒂斯固然不了解包裹和密信的内容，但他在感情上倾向于拿破仑，行动上参与了拿破仑的“百日”事变。邓蒂斯的蒙冤，象一个腾跃的浪花，以小见大地反映了激荡复辟王朝社会的政治波涛。

大仲马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位著名将领的家庭。从小就对资产阶级革命怀着亲切的感情，对封建制度深恶痛绝。波旁王朝复辟后，他曾冒险去狱中，给两个因密谋反对国王路易十八而被监禁的前帝国将军送去武器和金钱。一八三○年七月革命爆发，他又拿起枪参加过街头的战斗。大仲马把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信念和反封建复辟的强烈情绪，都渗透入邓蒂斯蒙冤的故事中去。小说一开始，他笔下的正直、善良的邓蒂斯就博得读者的好感，而阴险狡诈、爱拨弄是非的邓格拉司则引起读者的嫌恶。随着邓蒂斯冤案的铸成和发展，读者对蒙受飞来横祸的邓蒂斯越是同情，对耍弄阴谋诡计的邓格拉司、维尔福之流就越是痛恨。就这样，通过对邓蒂斯蒙冤故事的描写，大仲马鲜明地站在反封建的进步立场，猛烈抨击了复辟势力对反复辟人民的残酷迫害。

邓蒂斯在死牢里捱过十四年，于一八二九年即复辟王朝覆灭前一年越狱。但他直到一八三八年才得偿复仇的夙愿，这时已是七月王朝的中期。七月王朝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整个资产阶级，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集团——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直到烟草局的各种官职。”③其他各阶级与金融贵族的斗争，居于社会矛盾的首位。

从邓蒂斯蒙冤到复仇的二十三年里，他的三大仇家步步高升。邓蒂斯化名基度山伯爵来到巴黎时，他们正是七月王朝金融贵族统治集团中红得发紫的人物：邓格拉司是金融界巨头、众议员，弗南以马瑟夫伯爵的名义从事实业、厕身于贵族院，维尔福高踞于巴黎首席检察官的宝座。这三位金融、政治、司法界的显贵，构成七月王朝统治集团的一个典型的缩影。

对于这些被七月王朝上流社会引为骄傲的“精华”，大仲马以犀利的笔勾划了他们每个人发迹的丑恶历史。邓格拉司在拿破仑从爱尔巴岛归来后就畏罪逃到西班牙，靠倒卖军粮成为暴发户。复辟王朝末年，他为行将垮台的国王筹款而得宠，受封为男爵。在金融贵族掌权的七月王朝，这位银行家更是纵横捭阖，大显神通，甚至让妻子勾搭内政部长的秘书，探测政治风向，以利金融投机。弗南于拿破仑“百日”复位期间在战场投敌。波旁复辟时他成为少尉。这个西班牙移民，在法西战争时竟去对祖国人民作战，并因帮西班牙保王党上台有功，升为上尉，获伯爵头衔。土希战争中，他身为希腊总督的三军总监，当上了中将。维尔福在一手铸成邓蒂斯冤案以后，就去向国王报告拿破仑打回法国的计划，受到嘉奖。第二次复辟期间，他更卖力地为王室效命，向人民实行反攻倒算，步步升迁。此刻，他又成为七月王朝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在大仲马笔下，这些当权者的历史满纸卑污，他们的金钱、纹章和顶冠，无不浸透着人民的鲜血。

《基度山伯爵》写作和发表于1844—1845年，那时是七月王朝统治的后期，它敢于通过这三个反面人物的刻画，对本朝统治阶级的罪恶作这样切中要害的针砭，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邓格拉司等人的丑史，作为形象的历史材料，也有助于我们领会马克思的论断：七月王朝金融贵族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④

《基度山伯爵》以大部分篇幅描写它真正的主人公基度山伯爵的报恩复仇活动。他巧妙而又严厉地惩罚了自己的三个仇人：他让爱金钱胜于生命的银行家邓格拉司在金融投机中一次次蚀本，直至彻底破产；他揭发好以其高贵身世自炫的马瑟夫伯爵叛卖希腊总督的卑劣行径，使之身败名裂；他把以“铁面无私”的执法者自居的维尔福作为杀人犯推上被告席。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⑤正是在基度山伯爵的报恩复仇行动中，蕴含着大仲马所要弘扬的社会哲理，也就是小说的主题思想：赏善罚恶。

赏善罚恶的观念，古已有之。不过，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乃至不同个人，分辨善恶的标准和赏善罚恶的主张是千差万别的。

中世纪法国宗教文学把笃信虔诚、安贫守命视为善，而把不敬神灵、犯上作乱视为恶。它的“赏善罚恶”是维护古代封建社会的理论。

大仲马同时代人欧仁·苏在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中，也宣扬赏善罚恶，但他要罚的大多是社会底层的人，而且他不仅把惩罚的权柄，也把奖赏的权柄交给司法部门。这种依赖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赏善罚恶的方法，显然是虚伪的。所以马克思斥之为“维护社会的新理论”⑥。

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则不同。它的主人公专门惩罚反动统治集团中的大人物，这些人是他的私敌，也是广大人民的公敌；他以“复仇之神”的姿态，对那些做尽坏事而不受惩罚的统治阶级“施行我的法律”，这恰恰是对反动统治阶级“赏善罚恶”的否定。总之，小说《基度山伯爵》通过主人公的赏善罚恶，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七月王朝赏恶罚善的不平世道的愤懑，表达了他们对实现社会正义的渴望，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以上表明，这部小说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应该指出，由于大仲马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严重缺陷。

首先，尽管基度山伯爵的赏善罚恶是正义的，但他的方法却是实际上不可行的。他声称“我用两种东西来达到我的希望——我的意志和我的金钱。”实际上，他能复仇，全仗着他有一座“比金山还值钱”的小山。在他报恩复仇的每个关键环节，都是金钱起决定作用。他甚至可以干脆用无限透支搞垮邓格拉司的银行。他所揭示的，归根到底是用金钱来赏善罚恶的方法。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诚然有极大的魔力。小说中邓格拉司为便利金融投机，甘心让妻子私通内政部长的秘书等情节，就是对金钱魔力的很好的写照。但是，当大仲马要用金钱来纠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世道时，他就陷入了妄图用金钱势力反对金钱势力、用金钱统治代替金钱统治的矛盾。忘记了他笔下的邓格拉司这句颇有道理的话：“要弄倒我，必须有三个政府垮台”。幻想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大仲马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最主要表现。

任何唯心主义都必然要导致相信灵异。大仲马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明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⑤而他偏要主人公拥有一笔干干净净的金钱；明明只有反动统治阶级占据着大量财富，而他偏要正义者成为最大的富翁；明明金钱只能作恶，而他偏要金钱行善。为了使这一切违反现实的事情显得“天经地义”，他便请出上帝：是上帝从天上掷下一笔干干净净的金钱，让它落到正义者手边，用它去罚恶赏善。邓蒂斯原不相信上帝，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上帝。不曾遇到过任何事物可以使我相信他的存在。”但是，自从他奇迹般地获得狱友馈赠的世间“闻所未闻的绝大财富”以后，他不但信仰起上帝，而且俨然以“救世主的一个使者”自命了。基度山伯爵每一次赏善罚恶，都是按照“上帝的伟大计划”行事的。随着他赏善罚恶行动的进展，小说笼罩着越来越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氛。全书结尾，大仲马甚至通过基度山伯爵之口劝告人们：“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以前，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这种宿命论的说教，更是荒谬而又有害。

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按照本阶级的理想塑造英雄人物。因此毫不奇怪，大仲马赋予了基度山伯爵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超人意志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信条。基度山伯爵是“超人”，他象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甚至能起死回生，预卜吉凶。他又是阴谋家，他的某些行为，例如教唆维尔福的妻子下毒，结果害死老仆和儿童，不仅超出了复仇的限度，而且做法也极其卑劣。

对《基度山伯爵》思想内容上这些严重谬误，我们必须给以有分析的批判。但是总观全书，毕竟瑕不掩瑜。

谈到这部小说的艺术性问题，首先要指出，大仲马是个报章连载小说家，《基度山伯爵》同他的大部分小说一样，专为报章连载而写。这就决定了它的基本艺术特点。

报章连载小说受两种因素制约：第一，它必须面向尽可能广泛的读者，适合他们共同的爱好，而读者大众的共同爱好是听故事；第二，要使爱听故事的读者们每期都“有所得”，它必须有大量连续不断的情节。

小说《基度山伯爵》正是以情节取胜。它充分显示出大仲马设计情节和编排故事的出色才能。蒙冤的主人公入狱后是死是活？越狱后能否报仇，如何报仇？这是读者最关心的。大仲马就紧扣着这条主线，密布下一连串的情节。在婚筵高潮上，邓蒂斯突遭飞来横祸；在绝望的死牢里，他又获得不期而至的遗产；在罗马广场上，临刑的犯人当众从绞架上得救；在邦杜加客栈里，卡德罗斯夫妇图财害命的腥风血雨；维尔福活埋亲生子的可怖之夜；马瑟夫伯爵出卖希腊总督的往事；吝啬的邓格拉司在匪窟受敲诈的大快人心的场面……数以百计的这类精彩情节，出人意外而又入情入理，富有奇遇色彩而又不给人荒唐之感，以强烈的吸引力牵动着读者步步入胜。

在这部小说里，很少大段的心理描写和长篇的景物描写。它基本上只有两种要素：人物的言语和动作。但其中的人物并不因此而缺少性格特征。大仲马这位早年曾以戏剧创作闻名的作家，极善于通过人物的一句话、一个表情来揭示其内心世界和内在品质。试看第一章《船到马赛》。抵达港口的邓蒂斯和邓格拉司只不过分别同前来接船的船主交换了三言两语，然而他们迥然不同的品质和性格已跃然纸上。小说也不因此而使人感到背景空虚。因为随着主人公的奇遇，一忽儿是阴森的地牢，一忽儿是光怪陆离的匪窟，一忽儿是人迹罕到的海岛，一忽儿是大都会巴黎，一忽儿是狂欢节的罗马，一忽儿是备受战祸的希腊，场景不断变迁，使得全书的地方色彩和环境气氛显得相当浓烈。

作为讲故事的能手，大仲马写来滔滔不绝，有声有色，娓娓动听，但决不雕凿，决不追求绮丽的词藻或故作艰深，而是力求明晰、流畅。

总之，《基度山伯爵》并不具备高超深奥的哲理、光焰万丈的气势、详征博引的史料，它只是以通俗的文学形式表达了普通人关于善恶的人之常情。“通俗小说”——资产阶级轻蔑地这样称呼它。“通俗小说”——我们也这样称呼它，但带着赞赏的意味，因为这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