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管架子:封建科举制度具体都是些什么`

中国科学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存在了1300年。 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和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学考试的是极少数。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其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孙中山称赞其为"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而其辐射一直延续至今,我国现在的干部选拔学生考试等等制度上都可以看出科举的影子.

隋朝以前是"九品中正制"和"查举制",其选官也要经过推荐和考试.查举制是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查举，原为选拔之意。由丞相、御史、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起于汉初，至武帝时成为定制，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科。是两汉重要出仕途径之一。《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又“元关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宋书.百官志》：“汉武帝元年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明史.太祖纪》：“(洪武六年)二月乙末，谕暂罢科举，察举贤才。”.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维护世族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东汉末，曹操当政，施行“唯才是举”。至延康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采吏部尚书陈群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九等），每十万人举一人，由吏部按等选用，授予官职，谓之“九品官人法”。三国魏齐王曹芳时，司马懿当政，于各州设大中正，用世族豪门担任，选取原则以“家世”为重。从此，形成“上品无寒门同，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亦成为世族地主操纵政杈的工具。本来这种制度也是可行,但是问题在与执行的关身上。很容易变质从而产生偏差,《晋书.刘毅传》：“毅以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乃上疏曰......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壮。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又“由此论之”选中正而非其人，授权势而无赏罚，或缺中正而无禁检，故邪党得肆，枉滥纵横，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古今之失，莫大于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成为必要,科举制度出现了.
从白寿彝先生所说,这是一个自举和荐举的问题,隋朝以前,士子们首先要获得地方官员及垄断乡里的世族豪门的推荐，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而考试只是用来决定授予官职的高低。所以，选举权掌握在地方官员及世族豪门的手里。隋唐实行科举制后，举子们可以不经地方官员和世族豪门的推荐，自己带着一种叫做“牒”的身份证明材料直接去报名，只要身份证明合格，即可参加考试。。《新唐书·选举志上》有较具体的说明：“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制度执行人的腐化和专制化是科举兴起的必然.

隋朝科举分明经,进士两科.唐朝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学.一直以来,科举制度给我们的印象是进士高与秀才,但是在唐朝,秀才科要高与进士科,不过好象从来没有人考上过,。《旧唐书·职官志》说：“秀才有唐以来无其人。”到高宗的时候就给废止了.说到这里不能不说考试的人的来源,唐朝士的来源主要是从学校来的生徒和从州县来的乡贡.学校有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类,又有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虽然层次不一,收取的学生的来源不一,限制学生人数不一,但是总的来说是为了统治者阶层服务的.地方上设置相应的学校,也收录不同数量的生员入学学习,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学业有成，自向州县求举，经考试及格，由州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这些是科举的主要来源.乱了,回头.明经和进士两科乃是"士人所趋"的科目,因为唐朝大部分的官员来自与这两科,所以非常鼎盛.此外又有"制举"一科,乃是皇帝特试.进士及第以后要在大雁塔上留名,是为雁塔题名,当然这是闲谈,我是陕西人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在.宋朝分进士,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九科,在这里说一下学究,因为一般称呼老顽固的时候就是这个词,唐代取士，明经一科有“学究一经”的科目；宋代简称“学究”，为礼部贡举十科之一。应学究试者，专重记诵，未必通晓文义，故有才思之士，皆重进士科而轻学究。《新唐本.选举志》：“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宋史.选举志一》：“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公（王安石）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指王安石撰《三经新义》）而不解义，正如学究诵注疏尔。”和宋朝并列的辽金两朝分别说一下,辽代科举至988年才行贡举.其规制“颇用唐进士法取人”，就是说，辽代的科举制度是大致仿照了唐代的科举制度的。最初每冬只放进士一二人，1012年后逐渐增加取士人数，每科录取50到70人左右。取士人数最多时，达一百三十余人。进士分甲、乙两科，最初只设乡贡、礼部试二级。到1036年十月，巡兴宗耶律宗真在丞相张俭的建议下，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为题，试进士于廷，廷试亦成为辽之科举制度。辽代约开贡举56次，所取状元可考者53人。不过没用,辽规定,契丹人不许应试,而且进士真正做官的,几乎没有.。“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对辽来说,科举是个摆设.金就和辽不一样了,金太宗初年，十一月开科取士，第二年二月、八月又连续两次开科考取进士，可见金是比较重视科举的.。“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这话说的中肯.金代科举开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刚开始不固定。自天会五年后方转入正常，三年一试。初分南、北两选，以词赋、经义取士，后合并为一，设进士科和女直进士科，前者分词赋、经义两科目取士，后者以策论取士。金共开科约40次，分乡试、府试、会试、殿试4级.再说元,蒙古人厉害的很,开国有近五十年的时间废止了科举制度,1314年,元朝重开科举,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而且要"凡二十五岁以上，乡里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通晓经书，德行有素者，经地方官从所辖各族户中推举后，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蒙古人厉害的大大的.除隋的考试是由中央直接考以外,历朝都是由礼部来控制的.

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差不多,放在一起玩.明清的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前的预考,由县里考试,中第者为生员，又叫秀才或庠生.这是大概,成绩最好的是廪生，其次是增生，新入学的称为附生.乡试由省里考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又称秋闱,中第者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和春闱.中第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考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又有国家特考,第一年或两三年由地方送年资长久的廪生入国子监，肄业的称为岁贡。逢国家庆典进贡的生员称为恩贡。每三年各省学政就本省生员择优保送中央参加朝政合格的称为拔贡。乡试取入副榜直接送经国子监的称为副贡。不过有人说这个似乎不是,高手指点一下.

从科举看高考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
科举与现代高考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探索科举与学校教育教学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入手,看现代高考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可以为当前的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使高考改革有利于中学的育才,大学的选才育才.
选官用人乃国家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逐步建立了一套考试与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自古就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利与弊：利在于：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弊在于：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总之要用继承和发展的观点认识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变革和发展。
②经验教训：①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②完善考试制度，有利于人才选拔；③要用德才兼备敢言直谏者；④任人唯亲、姑息养奸则危害严重。⑤我们要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确观念。
③联系现实：我国当前推行的考试改革体现了组织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国家职能。我国的考试改革要始终坚持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的原则。这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必然要求。注意对比，古代的考试制度和现在的考试改革有着本质的不同。还要认识“十五”期间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选拔与任用、考核评价、流动配置、激励监督的制度，形成有利于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机制。国古代选管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对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科举制度废除有利于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断层。
首先有利于教育的近代化，废除科举推动了洋务运动后兴办近代学堂的高潮和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初步完善。其次有利于思想的近代化，废除科举有利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接受自由民权思想，日益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开放的思想。辛亥革命的兴起有赖于这一点。
但是不可避免地，科举制度的废除也给中国社会与文化造成了断层，正如黄仁宇所言：“科举制度的废除，从此上下两层社会被打成两截，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因为农村文化生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一、科举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有了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的同进，打造了良性的封建文化生态环境。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多种方式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凤”。汉朝以“察举”制和“征辟”制取代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职，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比前代进步不少，但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徇私舞弊，用人问题仍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出射底层的优秀人才难以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受贿营私的状况，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这个制度到后来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已成为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而科举制度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
科举制度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
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宋朝，历代皇帝几乎都以奖掖孤寒、抑制势家自诩，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贵家”子弟，这客观上给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宋朝不但出现了“平民”状元的现象，而且很多普通百姓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身及其家庭的命运。不少日本学者也因此把中国的宋朝称为“平民社会”。
科举产生出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等，如唐代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明代的张居正、汤显祖、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林则徐、翁同龠、张、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即有赖于我国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和封建生产力方式不断向周边地区拓展的历史现状。它的存在既依赖于专制王朝，又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历史。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的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客观上使中华文化统一到儒家文化的前提下来，这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如果以科举制度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楼上的都写些什么?看得头痛

．“科举制度”的本质和现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始于隋代，明、清达到高峰。“科”是等级之意，“科举制度”通俗讲就是将读书人通过考试分为不同等级，选拔为各级政府的官员。它的本质有三点：热衷于等级划分，权力的介入，将文化教育作为标准。简单说就是将文化教育与权力和等级“联姻”。
作为行政管理的需要，如何选拔官吏，如何划分级别，可以有多种形式。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出现了“选举”这种形式的萌芽，但在中国出现了“科举”，用文化教育中的“考试”来确定“官吏”。孰优孰劣，历史早就作出了回答。“级别”过去主要限于“官吏”，是与行政“权力”相联系的。 随着计划经济的确立，工业开始大规模的国有化，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统一由国家管理，在这种体制下，政企、政事不分，产生了一个由企事业的管理人员、各类专业知识分子和“官员”形成的“干部阶层”，所囊括的人员比率远远高于普遍意义上的公务员。这个阶层包含了“官员”和准“官员”，自然“级别”是需要的，“科举”存在的基础可以说是大大扩大了。五十年代初期，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都可以定为干部，后来随有文化人的增多，七、八十年代非大专毕业生不能当干部。干部有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权力”，从而也有了可以获得固定的廉价粮油、免费医疗、退休保险等等的“权力”， 同时也区别于工人，有了升迁的最基本条件。我国宪法规定“按劳取酬”，企事业部门没有必要建立等级制度，就是为工作需要建立等级制度，也应该是松散的，而不是由国家出面来建立全国统一的等级制度。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的干部和国企工人是在统一工资标准下生活，都是按“级别”来获取薪金。而“级别”的评定最常见和公开的规则是与文化程度相联系，评定职称政策更是体现了这一点。职称原本应该是学术水平的鉴定，但它与获取和分配物质利益的权力“联姻”了，这不就是“科举”吗？科举制度明文废弃近百年了，也遭到过批判，但从没有彻底过，可以说一直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社会巨大的惯性使“科举”延续着，最近有些省市公开进行“考官”，并认为是改革的尝试，并得到舆论的赞赏。同时，划分各种等级的考试多不胜举，这都说明在中国抛弃科举制度是多么艰难。
2.“科举制度”有进步作用吗？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打破了世袭贵族的一统天下，使平民有了晋级的可能，只是后来弊端太多。这个观点是值得推敲。在没有科举制度之前，也并不是没有英雄出世，大家都熟知的诸葛亮被举荐是个典型例子。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学术发展难有的高峰时期，也是各种人才层出不穷的时期，各阶层都有不少人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有些甚至是出身很“低贱”的。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历朝历代，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从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到清朝的开国皇帝哪个是科举出身呢？清王朝在没有接受科举制度之前是何等“威风”，而后来确定了科举制度后是庸才满朝，导致内忧外患不止。在厚厚的一本《中国历代状元传略》中638名状元几乎无历史上重要人物，清代状元张謇所以有作为，是他抛弃“科举”而走了从商之路。清代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人物早期都经过科举选拔，而曾的成功是由于“乱世”将他“拉出”科举之路的结果；康、梁是由于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才有了后来的政治壮举。中国历史上虽经多次改朝换代，科举制度都保留了下来，历史上出现过几次相对稳定二、三百年的王朝，这可能说明对维护王朝的官僚制度起了一定作用，但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作用吗！？
柏杨先生把科举制度喻为阻碍中国前进的“暗礁”，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历史上就不用说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看，凡是改革中问题最多的领域，莫不是“科举制度”最多的地方；改革最成功的部门，也是没有或是很少有“科举制度”的地方。农村相对来说“干部”较少，最早进行农村改革的人也并没有被封为“人才”，但农村经济的改革为全国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相反，国家企事业和国家行政部门几乎囊括了所有通过考试而选拔出的“人才”，但改革就困难得多。
3．“科举制度”能选拔出人才吗?
“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方法是“考试”，但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各方面的，靠几科考试是不可能选出真正的人才，这是简单的逻辑问题。古代用吟诗赋词好坏来选行政官员不就是很荒唐的吗？今天一个研究古汉语的专家学者有何必要一定会外语呢？普遍意义上的“好官员”首要的是道德高尚，而这一点肯定是不可能用考试来决定的。同时固定的考试内容很容易使人丧失创造力，缺少综合能力，这样选出的人才如何能应付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呢？
实际上从古至今都知道由“科举”选出的“人才”是靠不住的，所以历来都是多渠道来选拔人才。在漫长的历代王朝时期，“中举当官”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对读书人的愚弄和欺骗，不知多少儒生因此而潦倒一生。官僚体制所依靠的也并不完全是科举出身的“官”，而是依靠没有进入科举，或是仅仅得到起码功名的“吏”。这批人熟悉官僚体制，灵活掌握了成文或见不得人的“官场运行规律”，才有了历代王朝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可参考葛剑雄所著《统一与分裂》中“神通广大的吏”一节）。
在现代，干部政策也从来都是强调“重视文凭，又不唯文凭论”，尤其在领导层更是如此。今天流传的民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现象，可见“科举”选出的“人才”并没有受到社会的认可。
从科举出现以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历朝历代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人力物力，学子又不知付出多少情感和精力，选拔出“人才”又不一定被重用，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圈”。每年的各类考试几乎将同龄人或同类人全都进行了“排队”，而又经常喊“选拔人才”的重要，感到人才的缺乏，不停地制定新的选拔人才的方法，这种制度选拔人才的效果如何可见一斑。
同时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极易产生两种不良后果，一是大量增加“冗员”，古代庞大的王朝官僚机构不用说了，今天庞大的干部队伍也早已经使政府机构和国企事业不堪重负，成了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二是在“官吏”选拔中滋生腐败，“科举制度”是为了清廉，而考试存在的缺陷，不可能依赖考试结果，这使得选拔“人才”的过程和制度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为腐败埋下伏笔。历代王朝时期不乏卖官鬻爵的现象，今天也时有耳闻。这都说明了“科举”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
4．选拔人才值得重视吗？
在中国，重视“英雄”作用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如果社会进步，则认为是由于“人才在领导”，停滞不前是“坏人当道”。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两部流行十分广的小说中对战争的总结，常归结为某人的作用，一次战争的获胜是某人将某人“斩于马下”的缘故。但略加分析，不难看出这是很幼稚和极片面的。大的战争无一例外是政治、经济等各种综合实力的较量，个人在其中所起作用只能是次要的。这种将社会发展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个人”作用的认识是“人治”思想的根源。民众中普遍存在依赖“官员”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逃避个人在社会中应负的责任。这种潜意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凝聚力，象盘散沙，这可以说是重要原因。这种依赖“精英”作用的社会风气助长了“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陷入一次次的“选拔”换取了一次次“失望”的循环之中。
行政官员的选拔是不可能摆脱“权力”的，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如何解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靠“科举制度”肯定是不可能解决的。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如果代表或是总理和部长是通过某种考试，而不是选举，可能吗？现代社会把这一问题建筑在“法制”的基础上，重视的是“制度”的确定，并不十分重视选拔出的是“谁”，使领导更迭不至于对社会引起动荡。“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社会极需“英雄”的出现，思贤若渴，那么说明了这个社会正常运行出了问题。“好的机器是易学易用的”，只有法制健全的社会才能避免对“人治”的依赖，“人才”也将自然地脱颖而出。
5．“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危害。
文化是人的需求，也可以说掌握文化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围绕文化而形成的种种行业，如教育、出版、影视、科研、体育、文艺等等，这些并不是社会的副业，而是和生产物质的工农业一样是社会必不可少的。而“科举制度”将文化与权力“联姻”，表面上看是对文化的重视，而实质上使文化成了依附“权力”的“奴婢”，使文化教育事业失去了自我繁衍的能力。久而久之，这些行业被认为是生产业的附属，好象成了社会的寄生物，同时文化人获得的物质利益也被看成是“恩赐”。如所谓的“毛”、“皮”论。
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于先进国家，主要是文化教育落后的结果，而这原因完全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科举”对文化的危害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读书做官”，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将追逐权力和依附于权力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知识分子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不热爱文化，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最终是降低了全民族的素质。
今天，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大学的学术研究部门，都受到职称制度的困扰。这大概也是近几十年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一个原因。职称评定结果是由行政管理者最终作出决定，而他们在学术上未必是优秀者，甚至可能是外行评价内行。而且学术的门类多之又多，用统一的标准去评判是不可能的。同时当今任何科研都是大家共同协作而完成的，而“职称评定”使广大知识分子陷于“级别”的争夺上，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
教育的目的简单讲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和青少年道德水准，使社会平稳的发展；二是使青少年掌握谋生的重要工具。但“科举”将教育结果用来作为划分“级别”的工具，和“权力”紧密联姻，严重扭曲了教育的原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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