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增资证明:罗马法的影响

罗马法的影响：
1、形成罗马私法体系，例如，1806年法国民法典继承了人法物法诉讼法
2、制度和法律原则对资产阶级立法有影响，如法人制，物权，契约制
3、许多概念和术语如代理，法律行为为后世资产阶级立法所继承
4、罗法学家的思想学说和罗马法的发展成果，也正为后世资产阶级法学的重要部分

17、18世纪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家，从格劳秀斯到卢梭，都是以自然法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的。从思想渊源来说，他们的自然法学说，直接导源于罗马法学家。当然，罗马法学家的自然法学说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然法学说，无论在阶级本质或思想内容上，都是不同的。上面已讲过，罗马法学家的自然法学说是为罗马帝国时期奴隶主效劳的，它被用来论证万民法高于公民法，从而适应当时罗马帝国新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需要。与此不同，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说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压迫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这种学说的一般公式是：人类原先处于自然状态中，由代表人类“理性”、“正义”的自然法所支配，享有各种自然权利，也即天赋的、不可让渡的权利：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为了更好地享有这种自然权利，他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了政府。从这里，17、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进一步得出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国的结论。美国独立战争时的《独立宣言》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都奠基于这种自然法学说。

最后，罗马法的历史作用也还在于：资产阶级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是从罗马法的除奴隶外的自由民的私人平等发展而来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平等观念的历史发展时，就谈到了罗马帝国时期自由民的私人平等以及近代资产阶级对平等的要求。

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战斗口号下进行的，那时资产阶级将自己的平等要求宣布为“天赋人权”。

资产阶级所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不同于罗马帝国时期自由民之间的“私人平等”。因为在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自由民和奴隶之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不分等级，不分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且；在罗马帝国时期，自由民的“平等”也仅仅是私人的，即所谓私法领域中的平等；谈不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民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同时，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在历史上也起过一定进步作用，它意味着摧毁封建等级制度，促进新兴资本主义的成长。但是这种“平等”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平等”权利的实质：“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但是一当离开劳动力买卖的市场之后，“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35）。总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所讲的“法律前人人平等”，成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则是雇佣奴隶制，是资本家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奴役，是资本对劳动的压迫。

四

如上所述，罗马法在促进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就资产阶级各国来说，罗马法的这种影响并不是一样的。一般地说，它对属于罗马法传统各国的影响，远比英国法传统的国家为深。这里就涉及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两大法律传统或所谓两大法系的问题。

由于经济、阶级根源的共同性，加上特定的历史条件，资产阶级各国的法律往往是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形式下继承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另一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就产生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两大法律传统，即罗马法和英国法两大传统。属于罗马法传统的法律，一般是根据古罗马法或者是根据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而发展的；属于英国法传统的法律，一般是根据英国中世纪的或资本主义的法律而发展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科学地论述了这两种法律传统问题。例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欧洲中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法便在一切国家里（法国是在16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到处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36）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讲到，就资产阶级私法而论，确认个人间经济关系的形式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作为基础。”（37）

与欧洲大陆各国近代法律不同，英国的法律是独立于罗马法之外发展起来的。这里讲的英国法在一开始是指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后在12、13世纪所逐步形成的封建习惯法，当时王室法官在各地参照古代日耳曼人的习惯进行审判，根据他们的判例逐步形成通行于全国的不成文法，因此，英国法又往往称为“普通法”或“判例法”。

在英国，诺曼人征服后。就有了一个强大的集中的君主统治，它能以自己的王室法律取代旧的法律秩序，因而当西欧大陆在中世纪开展“采用罗马法”运动时，英国仍能保持自己的法律传统。但正如马克思、思格斯指出的，“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38）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征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妥协，结果，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39）。

目前，属于英国法传统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以及其他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各国和地区（个别国家或地区除外）。在资产阶级法学中，英国法传统又往往称为英美法系。

与英国法并行发展的是以《查土丁尼民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传统。《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在拜占庭帝国时就对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欧地区，以至西亚、北非等地区发生影响（40）。但它对西欧大陆的影响更大。加上欧洲大陆各殖民国家（法、荷、西、葡）的对外扩张，罗马法的影响更扩大到全世界广大地区。在资产阶级法学中，罗马法传统又称为“大陆法”或“民法”传统（或法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资产阶级私法在以罗马法为基础而确认个人间经济关系时，可以具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贬低这个法律”，即罗马法，“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他在这里所讲的形式就是指西欧大陆各国，特别是德国，在中世纪后期开展的所谓“采用罗马法”运动。当时在这些地区封建制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逐步成长和发展。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封建统治者就通过法院审判改造罗马法，使它与原先的封建习惯法结合起来，例如，1495年，德国皇帝麦克米伦一世设立了帝国法院。并宣告罗马法为“普通法”（gemeines recht），各诸侯也相继在自己领地中设立法院，“采用罗马法”的运动普及全国（41）。

第二种形式是“依靠所谓开明的满口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罗马法“改造为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个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国家法）”。

这里所讲的“普鲁土国家法”就是1794年的“普鲁士邦法”（Allgemeines Landrecht Fur Die Preussischen Staaten）。18世纪后期，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年—1786年在位），推行所谓·开明专制“的改革，并开始制定全普鲁士的法典，在他死后8年，即1794年，终于由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年～1797年在位）颁布了一部”普鲁士邦法“。

这一法典内容庞杂。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前六篇是主要部分-私法，第二部分的第七至第十一篇则分别规定关于农民、中产阶级、贵族、官吏以及教会的法律，在中产阶级一篇中包括厂各种商法；第二部分的第十二～十九篇属于公法和行政法，第二十篇是刑法。1803年曾加修订，直至德国统一后，才由新的法典，特别是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所代替（42）。

第三种形式与前面两种形式有很大不同，这就是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创造像《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这里讲的《法兰西民法典》就是拿破仑在19世纪初亲自参加制定的法典，通常又称《拿破仑法典》（1804年颁布）。它不仅统一了全法国的法律，更重要的是以新的资本主义的法律代替了腐朽的封建法律，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法国以及世界上很大部分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时拿破仑还制定了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商法四个法典，但最重要的是《民法典》。这是拿破仑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除总则（共六条）外，《拿破仑法典》共分三篇：人（第7~515条）；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第516~710条）；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包括继承、契约等（第711~2281条）。这种编纂的体系也显然受到《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强烈影响。当然，这一法典也打上了法国原先的封建习惯法的烙印。大体上，罗马法对《民法典》内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有权、债、契约等方面：而习惯法对《民法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婚姻、继承等方面（43）。

恩格斯在论述以上这些确认私人经济关系的不同法律形式时，最后得出结论说：“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末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44）这里“好”或“坏”的标准，恩格斯指的是在当时条件下是否有力地促进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得好”的例证是《拿破仑法典》，所以他才把它称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表现得坏”的例证则是《普鲁士邦法》。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嘲笑后者以对法学有“最深刻的专门研究”自诩。实际上，杜林的法学知识仅限于罗马法和普鲁士邦法，他不但对“惟一的现代法即法兰西法完全无知，而且他对直到现在仍然独立于法律权威罗马法之外而向前发展的、传播于世界各大洲的惟一的日耳曼法，即英吉利法，也同样无知。”（45）

《普鲁士邦法》与《拿破仑法典》的出现仅仅相距几年，而且又都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为什么一个会“表现得好”，一个会“表现得坏”呢？两者的差别究竟何在呢？

首先，它们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代表了不同的阶级本质。《拿破仑法典》是比较彻底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Code civil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差不多完满地表现了马克思称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致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46）相反地，《普鲁士邦法》却是18世纪末普鲁士王国-一个封建、军事专制、农奴制国家的产物，是“启蒙的、宗法制的专制主义的法典”，“完全是属于革命以前的时代的”（47）。

其次，就立法技术而论，《拿破仑法典》以准确和明确著称；相反地，《普鲁士邦法》的特点却是冗长、繁琐、庞杂和模糊。

最后，就法律的效力而论，在实施普鲁士邦法的地区内。法律仍不统一，依然保留严重的封建割据状态，“在这种邦法的旁边、上面或者下面，还有省法、地方法令，有些地方还有普通法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效力”（48）。相反地，《拿破仑法典》颁布后，迅速结束了法国从中世纪初以来的法律不统一状态。

综上所述，随着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古代罗马法也不断地演变，最后发展成为以《查土丁尼民法大全》为代表的“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罗马法在历史上的作用，不仅在于它曾服务于罗马奴隶制社会，而且还在于它积极地促进过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巩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拿破仑法典》就是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制定的。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两大法律传统之一的渊源，罗马法对现代资产阶级各国的法律制度仍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