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密度 收入 排名:什么是高度平衡陷阱理论？

高度平衡陷阱理论是拉得哈·辛哈教授和伊懋可教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提出的理论。
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论：是指由于农业剩余的减少以及人均收入和人均需求的下降，劳动力越来越廉价，而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因此，随着农耕和运输技术的日趋完善以至难以作出细小的改进，农民和商人的合理策略取向不是节约人力的机械，而是经济地使用资源与固定资本。一旦出现任何短缺时，基于廉价运输的商业灵活性是比发明机器更迅速、更可靠的补救办法。巨大而静态的市场，无法在生产体系中创造出有可能促进创造力的瓶颈。正是这种传统经济的发展使有利可图的发明变得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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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平衡陷阱”是拉得哈·辛哈教授和伊懋可教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提出的理论。
它是我们试图解释在中世纪具有很高技术创新能力、在当时全球范围也是突出的中国为什么在帝制后期即明清两代(不包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却失去了大部分活力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我后来在法国的杂志《新世纪》(Nouveaux Mondes)上发表文章，证明了大约在1860年后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令人吃惊但却是真实的恢复。)按前现代的正常标准来看，除了满人征服造成的中断外，帝制后期(太平天国以前)的经济大体上是完好无损的——人口的持续长期增长和18世纪像耶酥会士这样的外国观察家的评论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结论是，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尚需深入探讨。
我们认为，如果按年均亩产量来衡量，中国大部分地区(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如满洲里)的粮食和纤维作物种植已达“前现代技术的顶峰”。易于利用的土地也完全被占领和开发，边缘地区大量不适合开发的土地实际上也被开垦。人口增长过快，以致于人均收入没有增长，甚至可能开始稍有下降。通过对哈佛大学柏金斯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收集来的资料的分析，我们也发现几乎每个适宜修建重要水利系统的好地方(按那时的技术条件)到这时都已被开发。虽然中国经济在许多方面已达当时的世界水平，但也几乎耗尽了进一步发生质的变化的可能性，除非发生一场可以从主要方式方面改变生产潜力的科学和工业革命。这需要一场浩大的科技和文化飞跃，但清朝自身肯定无能为力，这场飞跃的大部分需要从正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引进。中国经济由于规模太大而不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哪怕是不大的刺激。因此我们得出部分结论，即中国不会发生建立在内部资源基础上的工业革命。内部资源是内生工业革命必须的基础，或者是需求高涨，或者是供应增多(例如为机械化棉花厂提供额外的棉花，为工业劳动力提供多余的粮食)。
如果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还要加上森林资源严重减少、薪材短缺和土地退化。在清朝的许多地区，这些因素和其它因素一样使之很难把经济提升到较高的水平(这里的“较高”当然是从传统经济意义上来理解的)。作为一个研究前现代科学的历史学家，我还要强调科学在使连续的创造性成为可能上发挥的关键作用，这种连续创造性是使现代经济技术得以改善所必须的。假使欧洲没有现代科学，那么到十九世纪后期它可能还在自己的高度平衡陷阱中徘徊。
辛哈教授和我无论在那时还是在后来都很清楚，高度平衡陷阱对一些经济部门是不适合的，几年后我给出的一个例子是清朝云南的官有铜矿。由于当地技术不能满足适当排水的需要，这些矿的产量日益受到技术能力不足的制约，但是中国其它地区的技术还是发挥了相当好的作用。龙尾车和柱塞车(Cyclinder—and—piston pump)(不能确定)在长江下游的城市被制成用于消防的所谓的“水龙”，这在当时声名远播，但好象从未被用于替代没有效率的“拉车”。这里就给我们一个以不利于生产的、以地下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环境制约的实例，人们没有就此做出合适和可能的技术回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用“高度平衡陷阱”来解释，坦率地说也不是“文化”的原因。
我们也指出了可能导致帝制后期中国创新技术活力缺乏的其它因素，如商业企业的结构。如果要详细了解这些因素，我们将会离题万里。不过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如果富裕商人有意投资新技术并支持其发展的话，卷入实际生产过程的这些商人就成了关键。从西方的观点看，帝制后期的中国商人极想逃避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喜欢代之以灵活的商业安排。以这种方式经营其实可能是具体经济氛围下常态的经济理性的表现。探索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当然也有例外。明朝中叶为了获得商业木材而毁掉大部分终南山森林的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Capitalist enterprise)的行为。这些企业是资本家通过中层专家来直接管理的，也有适度和令人感兴趣的技术创新能力。
在这个分析模式首次发表后，我对它的发展，是通过注解一系列确实发生在清朝的小小技术革新来把这一理论的事实基础夯得更准确更细致。我在1975年开始做这个工作，用一整篇文章来论证这个问题。最近又有许多新成果，例如李伯重把“追肥”技术的使用看成是清朝的一个创新。由于提出这一基本观点已经很久远了，对这些精细化技术的新发现可能强化了它。但是假如中国人的技术革新天性在这一时期仍然很强烈，那么为什么取得的成就却如此之少呢?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适度的精细化技术虽然有用，但仅仅有助于供养增加的人口。如果还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稳定了危机已经非常严重的形势。
近年来我的兴趣不再是进一步发展“高度平衡陷阱”理论，而是考察历史时期商品农业的扩展如何逐步把自然资源转化为商品，农民何时不再把树看成建筑用材和薪材的来源(还是鸟兽的栖息地)而是可以出卖的商品。在中国较先进的地区，这甚至可能发生在帝制时代开始之前。在一些较偏僻的地区(如云南洱海盆地紧北地区)，这种情况很晚才出现。学者能找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让人感觉到这种情况发生的资料。进而言之，如果钱能安全地存到银行或类似银行的地方并获得定期利息，砍树的动力就会更大。把树留在森林不砍不卖、把交易收益存在银行赚取利息，这都会被看成是损失收入的愚蠢之举。

大概在T3高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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