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长白山自由行价格:从历史的角度看贾南凤

贾南风，生于三国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 256年）。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 300年），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人，是西晋惠帝司马衷之妻，又称惠贾皇后。

　　贾南风，其貌不扬，晋武帝称她“丑而短黑”，不宜做太子妃。然而，她却成为太子司马衷的妃子，继而成为皇后。贾南风之父是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这是她能够与皇太子联姻的主要原因。作太子妃，贾南风过于残酷，曾亲手杀过人。对此，晋武帝十分愤慨，一度曾想将她废掉，但因外戚杨珧提醒他：“陛下忘贾公闾耶？”遂使废妃之事不了了之。可见，贾充在西晋政权中地位牢固，权势显赫。贾南风本人虽是女流，但她善于钻营，精于权术，史称“妒忌多权诈”，使得司马衷既害怕她，又受她的诱惑，喜欢她。晋武帝和朝臣们对太子司马衷的才识和能力，是很了解的，认为他“纯质”，“不能亲政事”。晋武帝与大臣们曾一起“密封疑事，使太子决之”。贾南风怕暴露出丈夫的无能，即想出一条让外人替太子作答案的诡计，才算蒙混过关，使皇太子得以保存太子位，并顺利取得皇位。

　　太熙元年（290年）4月，晋武帝去世，太子司马衷即皇帝位，是为晋惠帝，贾南风被册立为皇后。惠帝黯弱无能，国家政事，皆由贾南风干预。故西晋政权，从贾南风立为皇后之日起，政局便处于动荡不安中。

　　贾南风为了掌握朝政大权，采取滥杀无辜，诛灭异己的办法，巩固惠帝的统治地位。晋惠帝的辅政大臣、太傅杨骏随惨死在贾南风之手。

　　杨骏是晋武帝的皇后杨氏之父。晋武帝自太康灭吴之后，天下无事，遂不再留心朝政，整日沉浸在酒色之中，朝中事务依赖后党杨氏。此时杨骏、杨珧、杨济位居三公，时号称“三杨”，可谓权倾一时。对杨骏其人，尚书褚契、郭奕曾上书晋武帝，说：“（杨）骏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以为然。司马衷即帝位，任杨骏为太傅，做辅政大臣。凡朝中之事，杨骏必亲自过问，“百官总己”；由于害怕“左右间已，乃以其甥段广、张勋为近侍之职”、“又多树余党，皆领禁兵”；然而杨骏在处理一些重要事情上，“谙古义，动违旧典”，于是出现了“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局面。在对待贾南风的问题上，“骏知贾后情性难制，甚畏惮之”，而“贾后欲预政事，而惮骏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妇道事太后”。一味专权的杨骏与权力欲熏心的贾南风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合的矛盾。经过激烈的明争暗斗，贾南风终于在永平元年（291年）3月借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之手，诛杀了太傅杨骏及卫将军杨珧、太子太保杨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分蒋陵、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等，“皆夷三族”。之后，贾南风又矫设废皇太后杨氏为庶人，徒于金墉城，第二年迫害至死。

　　诛杀杨骏之后，贾南风任用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灌共同辅政。西晋初期，晋武帝大行分封宗室，然而受封的诸王并没有去藩镇，而是留在京师，有些藩王还掌握有相当的兵权。如楚王司马玮就是一例。诸王的存在，对皇帝的统治极为不利。这时辅政大臣汝南王司马亮，为消弱诸王的权势，力主“遣诸王还藩”，太保卫灌也完全赞成此举。这就引起楚王司马玮对汝南王亮和卫灌的极大不满。卫灌，西晋开国元勋。他极力反对晋武帝册立司马衷为太子，贾充对贾南风说：“卫灌老奴，几破汝家”。因此，贾南风对卫灌一直存在“宿怨”，加上卫灌现任太保，使得贾南风“不得骋己淫虐”。为把朝政大权紧紧掌握在手中，贾南风便“谤灌与亮欲为尹霍之事”。水平元年（ 291年）六月，贾南风终于又导演了一场“矫诏使楚王玮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淄阳公卫灌”事件。后又以“擅杀”罪名，诛杀了楚王司马玮。这就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八王之乱”的开始。

　　贾南风大权独揽，将朝廷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遂大肆委用亲信、党羽，派他们担任重要官职。贾南风的族兄贾模和从舅郭彰，分掌朝政，后母广城君养孙贾温干预国事。可谓权侔人主，惠帝完全成为贾南风任意摆布的一个傀儡。

　　贾南风为了达到长期有效地控制朝政的目的，“诈有身，内稿物为产物”好长时期深居内宫，不见外人，暗地里把妹夫韩寿之子韩慰祖收养起来。元康九年（ 299年）阴谋废掉太子，而以她所收养之子代立。

　　贾南风的“暴戾”和“专制天下”及废黜太子奸谋，终于引 起司马氏宗室诸王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孙秀等人“因众怨谋欲废后”。贾南风深知有人打着拥护太子的旗号，想废掉她时，很害怕，于永康元年（ 300年）三月，借口太子谋反，杀死太子，“以绝众望”。但适得其反，终于激起了宗室诸王的反抗。永康元年（ 30D年）四月，梁王司马彤、赵王司马伦等率兵入宫，废贾南风为庶人，诛杀了贾南风的党羽数十人。不几日，赵王司马伦又将贾南风杀死。然而，从这年八月，淮南王司马允举兵讨赵玉伦起；西晋宗室之间也开始了互相残杀。贾南风的干政，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的发生，更使西晋“宗室日衰”，大一统的中国，从此陷入了三百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其中贾南风本人罪责是难逃的。

太熙元年(290)年四月，晋武帝死去。同月，司马衷即位，贾南风由太子妃升为皇后。在为皇后期间，贾南风自后台走到了前台，对西晋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至永康元年，贾南风干政甚为明显，西晋政治的矛盾冲突几乎都是藉贾南风而展开。
贾南风始为皇后，即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政治局势，遭受到来自杨氏集团的严重威胁。武帝末年，控制力下降，西晋政治由有序走向无序。如何保证“不慧”的太子顺利继位并稳定执政，异常迫切地摆在了武帝面前。对司马衷的不堪重任，武帝十分清楚，但他希望“明慧”的皇太孙司马通能够很快弥补这个缺失。但他又深知由司马衷顺利过渡到司马通并非易事，“复虑(皇孙)非贾后所生，终至危败”，所以处心积虑地“与腹心共图后事”。他首先清除了对司马衷皇位威胁最大的司马攸，然后扶植了后党与宗王两股势力，冀图以此制衡贾氏集团或太子妃势
力，达到政局的平衡。这样，以杨骏为代表的后党、以司马亮为代表的宗王、以贾南风为代表的太子妃势力及其它政治力量交互作用，使本已无序的西晋政治更加混乱。
各种政治力量中，后党的势力最盛，对武帝后期政治的影响最大。自太康年间平吴以后，武帝便耽于酒色，“始宠后党”，杨骏与二个弟弟杨挑、杨济权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武帝晚年病重时，杨骏专权的危害更加明显。史载:“及帝疾笃，位有顾命，佐命功臣，皆已没矣，朝臣惶惑，计无所从。而骏尽斥群公，亲侍左右，因辄改易公卿，树其心腹”。武帝觉察到此种情形，曾对杨骏正色斥责，并命中书作诏，确定辅政大臣，“以亮与骏同辅政，又欲择朝士又闻望者数人佐之”。但杨骏等人已经较为严密地控制内外，私藏诏书，乘武帝迷乱时矫诏独自辅政，逼使汝南王司马亮出镇。惠帝即位后，杨骏“录朝政，百官总己”，“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太后(杨芷)，然后乃出”;党同伐异，“多树亲党，皆领禁兵”;“大开封赏，欲以悦众”;“为政严碎，恒谏自用，不允众心”，以至于“公室怨望，天下愤然”。
自太康年问杨骏专权以后，宗王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尤其是太康四年贾、杨二党与武帝合力将齐王攸逼死，使平衡较好的宗王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继任的汝南王亮显然位置显赫，但庸碌无为，理政能力远逊于齐王攸，而其他宗王同样难以遂武帝之愿。虽然武帝在太康三年大封宗室、皇子为王，并于太康十年“以太子母弟柬、玮、允分镇要害”，又“恐杨氏之逼，复以(王)佑为北军中候，典禁兵”，希望以此制约杨氏势力，但此时的政局已不在武帝驾驭范围之内。杨骏极力抑制秉权中枢的宗王，“忌汝南王亮，排出之”。庞大的宗王队伍不能起到夹
辅朝政的目的，而宗王出镇、专擅地方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为政局的动荡埋下了重重隐患。所以后世史家对西晋的宗王政治多有评论。清人王夫之曾言:“晋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祸发于所不疑，其得祸也异，而受祸于疑则同也。……西晋之亡，亡于齐王枚之见疑而废以死也。枚而存，杨氏不得以擅国，贾氏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乱。故举朝争之，争晋存亡之介也”。王夫之对西晋祸乱败亡之因的归结，虽不全面，但已观察到部分实质。贾氏集团同样受到杨氏的排挤与打击。由于贾充、冯鱿、荀歇相继故去，继起者如贾谧、贾模、郭彰等在短时间内难以与杨氏完全抗衡，因此，维持并发展贾氏力量的关键在于贾南风。对贾南风来说，不利的局势是明显的。杨骏“知贾后性情难制，甚畏惮之”，对贾后多所忌防、排抑，贾南风“欲干预政事，而为太傅骏所抑”。欲使贾氏集团秉权，必须清除杨氏势力，这是贾南风为皇后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另一方面，贾南风也拥有与杨氏相抗衡的种种优势。首先，贾南风拥有尊崇的皇后身份，她牢牢控制了缺少才能和心机的惠帝，可以利用皇后及皇帝之便取得政治上的号召力，矫诏行事;其次，杨骏专擅
朝政、党同伐异的种种举动已经激动起众人的怨愤，倒杨势力逐渐壮大，贾南风可以凭借这股力量击败杨骏，恢复贾氏的权势;再次，贾氏集团影响西晋政治甚久，其盘根错节的势力仍然不可忽视。此外，贾南风经过了十八年太子妃期间数次危机的磨练，已经谙于政术，并且她向来
“妒忌多权诈”，权势欲极强，不甘屈服于人。因此，从当时的情势看，贾、杨二氏的剧烈冲突不可避免，历史的种种际遇把贾南风推向了政治的波峰。
为皇后不足一年，贾南风即把握时局，于元康元年(291年)三月诛杀杨骏，清除了自己干政的最大障碍。在这场以宫廷政变形式发生的事件中，贾南风有效地将宗王势力的代表汝南王亮和楚王玮、禁卫军首领孟观和李肇、宦官董猛等反对杨骏的力量笼络在自己周围，这是她得以取胜的关键。紧接着，又施展一石二鸟之计，先矫诏诱使楚王玮攻杀秉政的司马亮与卫瓘，再以擅杀权臣的罪名将楚王玮处死。这样，贾南风就剪除了彰显或潜在的反对者，得以专擅朝政。此后，贾南风“专制天下，威服内外”的局面遂以出现。
史家往往将楚王玮进京启杀戮之端看八王之乱的开始，并视贾南风为乱阶之源及发其端者。其实，妇人乱政祸国的论调并不能全面公允地反映历史实际。对于贾南风在元康年间的诛杀之举，很难用“是”或“非”来简单评判。历史上此类事件屡见不鲜，且比其更为残酷者亦大有所在，一味地痛斥贾南风，只能走向偏颇。平心而论，如果撇开个人品质上的“暴决”、“荒淫放纵”、“妒忌”等，贾南风在惠帝时专执朝政九年，并无太多劣迹恶行可寻。元康年间，西晋政治粗略可观，社会较为稳定，“朝野安静”、“海内晏然”，出现了西晋后期难得的安定局面，作为政治的主要决策者，贾南风的积极作用是不应抹杀的。贾南风专权期间，虽重用亲党，但其中除贾谧“权过人主”、“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外，并无其它乱政行为。其所延用之人中，才望高美者大有人在，如外戚中的贾模、裴颁，庶族名士张华，世家大族裴楷、王戎，等等。这些人才的人主中枢，对于元康政治的稳定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张华的重用，可以看出贾南风的明智与过人之处。张华曾经是贾充的反对者，屡受贾充、荀助等人的排挤。贾南风为皇后，使用张华的计谋，诛除了对手，然后对他委以重任。史载，“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朝纲，访以政事。……华遂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而且，张华“惧后族之盛”，曾经作《女史篇》宣扬妇德，以讥讽贾南风，“贾后虽凶妒，而知敬华”。元康政局的稳定，一方面是张华、裴颁等人尽心国事的结果，同时，也是贾南风选贤任能、用人不疑的成功。较之武帝及杨骏的所用非人、政局混乱，我们应该对贾南风有客观而全面的评价。
当然，贾南风给西晋政治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个人品质的欠缺、权势欲的讨盛，使她轻行杀戮，特别是废杀太子，开启了西晋后期祸乱之门。西晋的混乱衰败、国柞不延的根源在于武帝之政的网失及其时复杂的历史条件，责任不全在贾南风，但她的某些举动却促成
和推动了祸乱的发生，有时还成为变故动荡的直接导因。所以，对于西晋政治的负面表现，贾南风亦难辞其咎。

好！用张华这件事上，确实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