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委侨务办公室:中国近代服装史

近现代服饰(1912年以来)

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

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孙中山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礼服在所必更，常赐听民自便。”希望能有一种“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服装式样。于是，孙中山决心自己设制服装。他经过缜密思考，精心设计，并征求意见，终于创制了一套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简便服装——中山装。

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

孙中山设计的中山装，兼具中西装之所长。它是以广东便服为基样，在直领上加一翻领，如同将西装内衬衣的硬领“移植”过来。这样使上衣就兼具了西装上衣、衬农和硬领的功用，穿起来显得很硬挺。同时，又将便服或一般西装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如此“双双”、“对对”，颇具均衡对称之感，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点。又在上下左右四个衣袋上加上软盖，并各订扭扣一枚，既美观又安全，可防袋内物品遗失。下面的两个明袋采用能缩涨自如，颇具弹性的“琴袋”式样，旨在便于放置书本、笔记本等必需品之用。如此一小事，也足以证明一代伟人好学心切，随时不忘读书的美德。孙中山开始设计上衣的钮扣有七个扣子后来为了方便起见，改成了五个。这就是小翻领、四袋、五扣的中山装上衣。孙中山还参照西装裤的式样亲自设计了中山装裤子：前面开缝，一律用暗扣；左右两侧各置一大暗袋；右前部分设一小暗袋，俗称表袋，也可藏用。这种裤子穿起来很方便，裤袋也可放置随身携带的必需品。此外，裤袋的腰部打褶，裤管翻脚也有异于其他服装，成为中山装的特色之一。孙中山亲自设制了新服装，又亲自带头在各种场合穿着。因为，这种服装优点很多，主要是外形美观大方。可以使用高级衣料制作，也可以使用一般布料制作。既可以作为礼服，又可以作为日常使服。因此，很受群众的欢迎，将它称为“中山装”。后来，经孙中山大力提倡，普遍推广，一时穿“中山装”，举国崇尚，蔚为凤尚。

在这个时期旗袍同样也深受欢迎。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据资料记载，最早穿袍旗的汉族妇女是上海的女学生。她们穿着宽敞的旗袍，引起了各界妇女的羡慕，并纷纷仿效。同时，社会舆论对此也大加赞扬。于是，旗袍竟成了当时女子最时髦的服装。

清末满族旗女穿的旗袍是宽大、平直、衣长至足，所选用的衣料大都是绣花红缎，在旗袍的领、襟、袖的边缘部分都用宽边镶滚。

20年代初，旗袍开始普及，其式样与清末的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旗袍的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了。20年代末，因受欧美服式的影响，旗袍式样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此时的旗袍，衣长大大缩短，穿着比以前更称身合体，也更能衬托出女性的曲线美。到了30年代，旗袍已很盛行。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但不久，又兴起低领来，领子越低越“摩登”，甚至有穿无领旗袍的。袖子的变化也是时而流行长的，长过手腕；时而流行短的，短至露肘。至于衣长，一个时期流行长的，长至下摆曳地；以后又流行短的，短过膝盖。从40年代起，旗袍的式样趋于取消袖子，缩短衣长和减低领高，使旗袍更加轻便、适体。新中国成立之初，妇女穿旗袍的还很普遍。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穿旗袍的就越来越少了。但旗袍作为我国的一种传统的民族服装，是具有一定特点的。它线条简练而优美，造型质朴而大方，比较适合妇女穿着，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影响。近年来，我国的服装设计者集思广益，推陈出新，将传统的旗袍式样与现代女装式样揉合起来，使旗袍以崭新的风姿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政治的过分干预 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中国政治上的极左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在政治的标准下清除了所有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服饰，其中包括西洋的、封建的、奢华的艳丽的，甚至于性别特征明显的。最后剩下的只有中山装、军装、学生装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服饰最单调贫乏的一页。

自民国以后，拥有时装，特别是妇女时装的出现。他是一种时髦的服装。既和与节令，也符合时代潮流，时时变化。有很大的流动性，创造性。近代妇女穿着时装是中国服装史上一大转折。不同于历代那样受严格的封建等级服制的限制，难于有大的变革，而民国以来帝制废弃，封建限制逐渐消失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衣着，纹样，色彩，加之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时装业的兴勃时装上的推陈处新，争夺斗艳，造成服装史上空前的繁荣景象。

或许现在服装就是那只涅般的凤凰，世纪末的狂风烈火将使她锻铸一新，重现光辉。服饰，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像饮食那样出于维系生命的本能，也不是像居住那样出于防身之必需，而是一开始就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文化创造。

第五章 现代

不可否认，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服装走向衰落与脱变的一个世纪；同时，这个世纪也是民族传统服装孕育新生能量的世纪。

一百年前，在北京宣武门南，达智桥胡同的松筠庵里，一个蓄着长辫，自穿袍的年轻人，用有力的行草写下了中国近代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他就是康有为。他在上疏奏折中称：“……以数千年一统缓之中国衰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万国竞争之世，……诚非所宜矣！”可见当时中国服饰的改革与政治改革一样势在必行。辛亥革命首义成功，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服制》法令，将欧式的燕尾服，圆筒帽列为中国大礼服，西服为小礼服，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令确立西式服装在社会礼仪中的地位。从此，中国自上而下地开设接受西式服装与服饰习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蹉跎，负载着旧时代精神的民族传统服饰形式逐渐消失，中国人的衣行为模式逐渐与西方趋同，最终“与国际接轨”。

于今日的国际环境之中，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首先在物质领域与其他发达国家趋势向同一，经济贸易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同质化，譬如都市的玻璃幕墙摩天大楼，家用电器、汉堡可乐、西装、T恤、等。其次，物质生活的间接影响以及传媒通讯的直接影响精神领域的同一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审美情趣、甚至于语言表达都在朝着一个潜在的国际标准靠拢，服饰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时期里，我们更不能忘记祖辈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又宝贵的文化遗产。

从开始的树叶兽皮到粗布麻衣再到绫罗绸缎，服饰的种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国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奇迹的神话。

现今，中国加入了WTO，更大的机遇在等着我们争取，更大的挑战也在等着去克服。我们不能一味的看着门外，应该更好的运用已有的财富，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服装特色。

服装文化与时尚交流

我国素有"衣冠王国"之称，服装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然而近百年的服装发展却是起起落落，几度交流，几度时尚。有史以来，服装的变迁主要靠两种动力推进，一是更朝换代，二是时尚交流。翻开我国的服装发展史，尤如阅读一部中华民族文化史，社会文化、艺术思潮及审美观念的变革均通过服装而展现出来。自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延续几千年的衣冠体制和服饰典章也被弃之不用了，我国服装由以往的宫廷和民间两条发展脉络变为以民间时尚交流为主的发展阶段。
服装的发展告诉我们：服装的时尚交流是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既有本土文化之间的，又有中、外文化之间的；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本世纪真正意义上的服装文化的时尚交流可以说是从20年代开始的，其动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大批国外留学生在回国的同时，将海外的着装观念和穿着方式带进来，使一部分进步人士脱去长袍马褂而穿起了西式洋装；其二是受来自美国好来坞电影文化和海派服装的影响，以上海为主的大都市女性纷纷打扮成一副"摩登女郎"的模样，追求地道的海派西洋风格，又窄又长的裙子，佩戴椭圆形眼镜、手表、皮包和阳伞，这种打扮在上海滩极为盛行，时髦女性争相效仿。同时，旗袍也倍受女性的青睐，这时的旗袍也一改传统的式样，其造型为收腰线、长下摆，显露身体曲线，开衩提高并镶饰花边，领型前低后高。特别是穿在一些女影星和社会名流身上，更显出娇柔典雅的风范，随即成为老少皆宜的新女性的代表性服装。再后来的旗袍相继出现连袖式、对开襟、琵琶襟等形式，根据季节和不同的要求，又有单、夹、袄之分，袖子也有长、中、短、松、紧之别。由此可见，服装的发展是建立在时尚文化之上的，时代的更替，文化艺术的拓展，人们知识和情感的深化，其审美需求不断的向服装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服装的造型不断的翻新，以再现时尚文化的新面貌。同样的服装造型，每个时期都会赋予它新的元素和不同的内涵。

衣食住行乃国际民生之必须，时尚交流乃服装之必须。这一时期，身为大元帅的孙中山先生对民生极为重视，将"民生主义"当做其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他甚至亲自参与了服装的改革。第一件中山装是在上海南京路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店"诞生的，这家店的老板王财荣曾多次为孙中山先生制作服装。当时孙中山先生将从日本带回来的学生装交给王老板进行改制，王老板在参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的基础上，将学生装与西服的款式和剪裁方法相结合，其造型特点是：翻折式立领，单排7粒扣，上下各两个贴袋，上贴袋结构为对折有两条装饰线，上贴袋盖呈倒山形笔架式，其寓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下贴袋结构为暗缝立体式，袋盖呈长方形。中山装的出现特别受到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普遍推崇，并且延续不衰。但建国以后的中山装受时尚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列宁装的影响，在款式上有了新的变化，如翻折领的领尖变尖了，单排7粒扣变为5粒扣，上下贴袋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了简化处理。50年代，北京红都时装公司特级工艺师田阿桐在为领袖毛泽东制作服装时，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制，为体现毛主席的高大伟岸的形体和非凡的气度，将领型、袖型、口袋和前后身的板型都重新作了修订和调整，使之更加大气、高贵，强化其东方文化的新风貌。随之，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穿起了这种被海外媒体称为毛泽东式的服装。而这种毛式服装也影响了后来的元帅服装的造型。

在我国近百年的服装发展中，就其时尚交流和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数最后的20年。改革开放，经济和文化的复兴，使刚刚从10年动乱中过来的人们僵化的神经开始萌动，人们无奈的发现，10年中被淹没在"绿海洋"中的装扮实在是身处一种极为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爱美求丽乃人之天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被敞开，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视野也一并打开了。这时，国家的领袖们又一次充当了服装文化改革的先锋，当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央政治局的5位常委集体穿着西服出现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人们在震惊之余感到：我国服装文化的又一个春天来到了。于是，西服、牛仔装、裙装等这些带有全球性色彩的服装穿越时空而穿在人们的身上。

1985年是我国服装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新时期的实质性的中、外服装文化的时尚和交流拉开了序幕，就在这一年的5月间，有三位国际级的服装设计师先后来到我国首都北京进行时装展览和展示。依夫·圣·罗朗（Yves Saint Laurent）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25年个人作品回顾展"，使我们看到了他25年艺术生涯中的经典之作，也让我们探寻到世界时装艺术的发展轨迹。圣·罗朗在他的展览前言中这样写到："中国一直吸引着我，吸引我的是中国的文化、艺术、服装、传奇……，我们西方的艺术受中国之赐可谓多矣，那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明显的。没有中国，我们的文明决不能臻于今日的境地。"圣·罗朗的语言是真诚的，这在他展出的三个系列的中国风格服装作品中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是继1983年第一次来北京举办大型个人时装作品展示之后，1985年5月又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个人时装作品展示会，在他百余套别开生面的作品中，我们亲眼目睹了卡丹的艺术才华和经营之道。小筱顺子（Junko Koshino）也于1985年5月在北京饭店举办题为"依格·可希侬（JK）的时装作品展示会"，使我们对日本的经济发展表示钦佩的同时，也对日本服装的繁荣刮目相看。当小筱顺子穿着中国服装协会会长李昭女士赠送的旗袍，观看了北京国有服装企业和仅有的几家新型服装企业之后说："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随即她的服装分店于1986年在前门珠市口开业了。

显然，1985年让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受到了震惊，也拓展了艺术视野，在这种新时期的国际服装文化的交流中得到了启迪的同时，开始面对服装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思考我们的服装发展的新取向。大批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以此为动力开始了服装创业之路。而正当举步为艰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还没有站稳脚步之时，一些国外知名服装品牌陆续进入了中国市场，在相应的服装文化领域抢占了一席之地，使本来就脆弱的服装文化和服装市场的运行失去了章法，也使毫无准备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乱了阵脚而无所适从，严酷的事实让新兴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们清醒，服装文化的整体上的繁荣是建立在一个综合性、多方位的服装发展体系之上的，它包括服装文化、服装理论、服装设计、服装工艺、服装市场、服装管理、服装教育、服装传媒、服装信息网络等各个层面的成熟和完善。

1993年4月，北京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开幕了，中国服装的名师、名牌工程也开始启动了。之后大连时装节、上海时装文化节也相继举办，同时各类全国性的服装设计大赛先后举办。1993年成立了服装设计师协会，各地的服装设计师协会也相继成立。多方面的措施和手段使全国的服装设计师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每年"十佳服装设计师评选"而优中选优。于是，张肇达、王新元、吴海燕、刘洋、吴学伟等站在了服装设计师的前列。同时，一大批服装名牌也受到社会的注目。

我们倡导市场定位准确的名牌，并呼唤个性风格鲜明的名师。

应该指出一点的是，由于我们的服装文化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因此，多方位的、快节奏的时尚交流中积极的因素和负面影响同时并存。准确的讲，改革开放以来，当西方服装文化向我们渗透时，我们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服装企业和设计师在追求西方服装文化和服装流行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的文化价值。这种主、从关系和先、后顺序在不经意间已经约定俗成。显而易见，以法国、意大利为主的西方服装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文化优势和行业实力迅速向我们的服装文化出击，成为无所不在的服装文化霸主。我们说，服装文化的时尚和交流应该是在一种自由、平等、和谐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而不是盲目地跟随和被动的接受，这种倾向在刚刚冷却的休闲装风潮中表露无遗。从根本上看，休闲装热潮是建立在对于长期正装的逆反心理上而采取的一种对策。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国际服装文化体系从西方的服装文化发展为主线的，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人对于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场所的穿戴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久而久之，人们对于长时间的正装逐步产生了逆反心理，加之社会高度的机械化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状态，人们厌倦了紧张而单调的生活方式，在心灵的深处渴望一份轻松和自然。这种文化心态反映在着装上则形成了休闲装热潮，宽松的造型、自然纤维的材料和田园的色彩，使人们从中享受到一种自然、温馨和遐意。然而，我们的现状却是，服装文化还处于发展时期，服装审美体系还不健全，甚至有的一些人连正装的基本穿着知识都不具备，休闲装的真正内涵还没搞明白，在这种状态下就迎来了休闲风潮。因此，我们的休闲风潮显得不够纯粹，于是，某些人穿着短衣短裤进出于音乐厅和美术馆去寻求美的享受，这显然是服装文化交流的误区。

在服装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服装流行的浪潮接踵而至，服装销售渠道畅通无阻，消费者购买力日渐增强……。然而，这种徒有其表的红火并不意味着服装文化的真正繁荣，而实际上常常是一种文化虚无的反映。我们的服装市场上看到，一些著名品牌和著名设计师的作品被仿制为粗制滥造的廉价低档产品，大批的中档服装打折销售，名目繁多的服装促销手段，给看似火热的服装市场蒙上一层悲怆的阴影。

服装文化实在不应该成为附庸风雅和浮华风气的推波助澜者，它毕竟是能够避免低俗而保持应有的高雅和文化品位，回到服装本身的审美和实用的功能中去。

另外，我们也大可不必以牺牲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代价而换取服装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装文化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盲目追求西方潮流的同时，传统文化因素被淡化了，在一味向国际服装看齐的过程中，民族服装文化逐渐被取代了。这种喧宾夺主的倾向决不是我们所谓的服装文化交流。同时，在这方面日本服装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值得庆幸的是，近期在国际服装界推起的东方文化热潮日渐强劲，我国的政治地位提高，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西方艺术家和设计师将目光投向东方，我国的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被视为服装艺术的新的发源地。特别是诸如中山装、旗袍等经典服装，藏族、傣族、彝族等服饰均成为服装文化交流的主体内容，使一度受到冷落的传统和民族文化重新找到了它应有的价值。同时这种中外服装文化在世纪之交的交流和渗透，无疑会对于重新振兴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经过了百年风风雨雨的洗礼，我国的服装文化即将以新的面貌迈向21世纪，也必将在新世纪的多种文化形态和艺术风格的交流中得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