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段氏家谱字辈查询:中国私营企业的融资阻碍及暨待解决的问题

企业一般会经历一个融资增长周期：随着业务的增长、以往业务记录的建立以及信息变得更加透明，公司对资金的需求和获得资金的途径都会改变。刚开业的公司和成立不久的公司不得不依靠从公司内部人员中筹集资金、贸易赊帐以及家庭和朋友的资金。随着企业的成长，可以通过中介机构融资，或者是股权融资（风险资本）或者是债权融资（银行和金融公司贷款）。最后，如果公司能够继续发展壮大，就可以进入公共股权和债权市场。企业融资增长周期表明，由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组成的私营部门，需要有多样化的融资体系支持其持续成长。

中国的私营企业作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者就业和收入增加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99年私营企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并被1999年宪法修正案确定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私营经济的巨大潜力并未真正释放出来，与国营企业相比，中国私营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以及其需要配置的资源都严重失衡，私营企业融资难，仍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私营经济的巨大潜力仍未释放

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围绕中国私营企业结构、私营企业所处环境以及融资机会等问题，历时16个月，对北京、成都、顺德和温州4个地区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调查、访问。338家私营企业的总裁接受了采访，2400家私营企业接受了问卷调查，并与各行业协会和政府官员进行了座谈调研。通过倾听中国企业家对当前私营经济气候的评论，指出了私营经济融资中的问题。

报告表明：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中国的私营企业已经成为收入和就业增长的主要源泉，从而减轻了改革的社会成本；而且，中国内地私营企业的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内地与沿海的经济差距。该报告的显著结论有以下3点：第一， 中国国内私营企业的出现是中国改革进程的最重要结果；第二，私营企业在产值贡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改善融资环境是私营企业发展的关键。“目前中国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确立法治以及解决与不规范相关的问题”。

ifc的报告显示， 私营企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私营企业成了新工作机会的主要来源，并吸收了国有企业下岗的大量职工。截止1997年，私营企业员工总数达到6790万人。截止1999年6 月，全国私营企业总数已达130万家，注册资本总额8177亿元。 “自1980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非公部门的就业率平均每年增长41％。目前，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国有部门占37％。如果再包括私人拥有的农业企业，这一比例就会达到51％”。

报告认为，从1949年到1999年修改宪法前，私营企业在国家的眼中一直缺乏合法地位。这使得私营企业在50年代“逐渐萎缩”。而文革后私营经济的复出则是“对失业和经济停滞压力日益加剧作出的匆忙反应”。中国新兴私营企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1978年至1983年，这是中国私营企业的复出阶段。此时，私营企业仅局限于在“制度真空中发展起来的个体户的范围”。这种个体经济具有强烈的试验色彩，政府的本意是让私营企业扮演“边际的、填补空缺的角色”。因此，每当“治理整顿”时，个体户就首当其冲。在这一阶段，私营企业的主要繁荣地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1984年至1992年，这是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阶段（雇佣8 人以下是“个体户”，雇佣8人以上是“私营企业”）。然而， 由于政治上的敏感性，针对私营企业，直到1988年才制订出相应的规章，允许私营企业继续作为公有部门的补充。

1993年至今，这是中国整体改革思路和官方对私营部门转变看法的时期。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有关私营企业的新说法都产生在这个时期。比如，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中国开始产权和所有制方面的改革，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政策，中共十五大提出私营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修改宪法等等。

由于各种原因，私营企业首先是作为个体企业而被允许存在的，它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和大型国有企业参与较少的贸易、服务等行业，“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合理性又给这些私营企业创造了市场机会”，私营部门的逐步发展，使其活动范围也开始逐渐扩展，如在法律和组织形式等方面。

私营企业发展过程基本是，先对其进行不公开报道的试验——再对其加以原则性的批准——最后对其正式批准并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这表明，“私营企业是在改革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在产权不明晰和无保障的情况下发展的。”

因此，ifc的报告指出， “一旦私营经济活动的最初发展留出一定的空间之后，这就足以触发推动整个中国私营经济部门发展的天然动力，尽管还存在着许多羁绊。当私营部门发展的内在动力遇到现有阻力时，制度具有足够的弹性来适应新的现实情况，直到制约因素被削弱并出现允许私营企业经济活动扩展的新空间。这一灵活性的存在是与非中央集权的体制和官僚激励机制等因素有关，并且成了保证私营经济得以不间断发展的关键因素。”

ifc的专家谨慎指出，尽管中国在对待私营企业的政策、法律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这种进步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私营企业本身发展的速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私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其本身也面临很多不利因素。比如，私营企业的经营很不规范，其不规范性的重要特征就是其结构的不透明性。企业的实际经营与其名义上的要求明显不符。基于以上等多种原因，目前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私营企业的活动一直都“比较低调”。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为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也是最能有效地解决私营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步骤。运行良好的市场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眼下，中国非常有限的资源却被两方面浪费着：一方面，国有企业因为生产效率问题而在浪费资源，另一方面，私营企业又在为解决自身的市场外问题而不得不使用有限的资源。

中国缺乏为私营中小企业提供长期资本的股权融资市场

一、私营企业融资状况

中国缺乏为私营中小企业提供长期资本的发达的和规范的私人股权融资市场。目前，中国没有针对建立私人股权基金的法律／组织结构的法规。因此，潜在的基金创办者，通常是对发展当地高科技产业感兴趣的地方政府，常常建立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投资工具。据估计，中国大约有92家这样的风险投资公司，共有资金100亿元人民币（12亿美元），其中约25亿元人民币（3亿美元）已投资于国内外。 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不允许投资于非上市的证券。大型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非国有企业的最为活跃的国内法人投资者之一。中国的一些大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已开始涉足风险投资基金，主要为增长性高科技企业提供风险投资。证券公司、资产交易机构和信托投资公司当前在推进私营企业私人股权融资方面的作用有限。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股票市场主要用于为国有企业融资，并为实行多种所有制结构作出初步努力。因此，私营企业进入股票市场的机会是很有限的。尽管在《证券法》或行政法规中并没有明确的针对非国有企业公开上市的歧视性规定，但是配额制和对企业规模的要求限制了私营企业通过初次公开发行或买进上市公司而进入股票市场的数量。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976家上市公司中，只有11家是非国有企业。1998年和1999年，总共只有4家非国有企业进行了初次公开发行。2000年3月，中国证监会宣布取消上市配额制，取而代之的是由承销商决定新股发行时间和定价的制度。为私营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获得长期资本提供了更大的机会。然而，在目前逐步取消配额制的过渡时期，很多原先在实行配额制时被批准上市的国有企业仍然需要上市，这就造成了上市瓶颈，阻碍了非国有企业的上市。

从调查结果看，大约8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融资难是它们面临的一般的或主要的制约因素。大约40％的企业认为融资困难是主要制约因素，仅次于市场需求疲软。就市场需求状况所反映的投资机会的大小而言，这一调查结果意味着任何一家有一定投资机会的抽样企业都认为融资难问题是其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从组织结构方面来讲，大约49％被调查的独资企业和28％的公司认为融资困难是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所有权形式不只是与公司规模有关，而且还反映了部门特点和不同的信息透明度，而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公司的融资能力。

二、私营企业融资渠道

ifc调查表明：私营企业在创业阶段几乎完全依靠自筹资金，90 ％以上的初始资金都是由主要的业主、创业团队成员及其家庭提供的。依靠个人储蓄创业在北京和温州尤为典型，在这些城市，原始资本中自筹资金的份额超过95％。这一结果与融资增长周期模式是一致的。与其他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不同，中国的企业家不得不更多依赖私人储蓄和内部融资进行原始积累。调查揭示的中国式创业融资模式还与最近调查得到的美国小型企业（美国86％的抽样企业只有不到10名雇员）资金的来源有着显著不同。美国全国的数据和州一级有关企业融资的数据都表明，即使对最年轻的公司来说，内部融资也不会超过外部融资。在那些开业不久的中小型企业（历史是0到2年），内部融资额的最高限度大约占资金总额的54％。

ifc的抽样企业还表明， 私营企业的初始创业资本积累还有许多其他来源，包括银行贷款、其他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的贷款。但这些融资渠道所起的作用都很小，但顺德除外。在顺德，银行贷款的作用更为突出。相比之下，美国的中小型企业在创业阶段，平均30％的初始创业资金是从金融机构获得的，包括从商业银行获得的16％。对其他处于经济转型期国家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创业者能够更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

在创业之后，追加扩张投资时，私营企业继续几乎完全依靠内部渠道。企业留存收益和主要业主的投资占融资总额的比例在1995和1998年至少分别为52％和62％。在外部融资渠道中，非正式渠道、信用合作社和商业银行所占的比例大体相同。外部股权，包括公众股权以及公众债权市场所起的作用不大。

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比较表明，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很大程度上依靠内部融资渠道。而世界银行对经营环境进行的最近一次调查发现，在经济转型国家中，内部资金或留存收益平均占所筹集资金的60％。然而，在改革进展比较大的国家中，内部筹资所占的份额要低很多，如爱沙尼亚（33％）、波兰（34％）以及拉脱维亚（37％）。在美国，即使是刚开始创业的企业和规模非常小的企业，大约50％的融资额都是通过外部借贷形式获得的。

调查表明：融资渠道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对于顺德、成都和温州的私营企业来说，银行贷款是融资的重要来源，但在北京却作用不大。在被调查的企业中，北京的私营企业最依赖内部融资渠道。在顺德，信用合作社是重要的融资渠道。非正规融资渠道在所有调查城市中都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尤其如此。这些差异在对照企业规模、法律组织形式以及企业历史等方面特点加以检验后，在统计上有着重要意义。这表明，各地的具体条件在决定私营企业能否获得各类不同融资渠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同融资渠道的相对重要性还直接与企业规模有关。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融资渠道的作用通常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对于最小型的企业来说，非正式的渠道在其他外部融资渠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企业壮大，非正规渠道资金来源的比例通常会降低。商业银行贷款份额的变化趋势则正好相反：它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并且成为大型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这一结果显示，随着私营企业的壮大，商业银行的贷款通常会取代非正规融资渠道。同时，商业银行贷款还是最大型企业的第二大主要资金来源，仅次于留存收益。这也表明银行为较大的和较为成功的私营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调查结果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银行在私营企业融资方面，无论是创业资本还是后续投资，所起的作用总的说来要小。这在小型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抽样企业申请贷款情况的数据，这些企业中有1／3在过去5年中至少申请过一次贷款， 并且成功率为84％。然而，有一小部分企业从来没有申请过贷款，这表明是否决定申请贷款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

三、银行与私营企业缺乏信息沟通

总的说来金融市场普遍存在信息问题，但对中国的私营企业而言，这一问题尤为严重。在银行看来，大多数私营企业比国营企业规模小，经营时间短，贷款风险高。此外，企业规模和赢利率之间存在着明显联系。员工不到51人的企业约有3／4称1998年盈利。这一比例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在员工超过500人的企业中盈利的达到93％。此外，私营企业是在政治和经济环境都不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们在有些情况下会故意加强企业的不透明度，并且在向外人透露信息时都特别谨慎。随之而来的是缺乏清晰的所有权和管理结构，这明显制约了企业借款的能力。最后，银行在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方面缺乏能力和动力也加重了信息问题。

四、交易成本和风险因素

规模小、信息不透明的私营企业之所以难以获得外部融资，不仅仅是因为对它们提供贷款会伴有更大的风险和更大的单位交易成本，而且还因为国家政策对贷款给私营企业存有一些偏见。当公共借贷者无法摊还贷款时，几乎可以肯定，国家会进行干预，这样银行就不用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承担全部损失。但如果是私人借贷者不能偿还贷款，银行只能从自己的准备金和利润中冲抵损失。只有与不同所有制形式相关的风险不对称被清除，银行才不会认为贷款给私营企业时必须格外谨慎。

因此，银行贷款给私营企业需要更多的动力。这可以是对高回报的预期，但中国的大多数银行都为国家所有，面临的竞争有限，其结果必然是追逐利润的动机很小。此外，金融部门的改革侧重减缓系统内不良贷款积累的步伐，这使银行对风险更是唯恐避之不及。它们的政策只强调避免损失，而对分享风险高但净现值也高的项目所带来的回报却没有多大兴趣。中央银行要求所有银行都实行“责任到人”的政策，即让每一个信贷员个人对贷款负责。这样一种“零风险政策”使银行职员丧失了开展贷款业务的动力。还有一些消极因素也使得银行不愿意放贷：对利率的控制以及对交易和监督费使用的限制，尽管政府已在逐步放开其中的一些限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可以允许在规定利率的基础上浮动30％，农村信用合作社收取的利率可以比基本利率高出50％以上。银行正在利用这一更加灵活的利率体系，但利率仍需进一步放开，以鼓励向私营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贷款。预计中国在准备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会进一步放开利率。

五、抵押和担保

抵押和担保是为了减轻债权市场内在的信息问题而采用的常规机制。这种方式在那些信息不透明的公司尤其有必要，因为对这些公司的特定资产进行评估通常比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评估要容易。在美国，小型企业从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的几乎92％都是有担保的。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由金融机构向小企业提供的几乎所有类型的贷款和租赁——包括根据信用额度所提供的贷款——是有抵押物支持的。

根据对抽样企业的调查，不能满足抵押要求和第三方担保要求是中国私营企业不能获得银行贷款的最常见的原因。直到最近，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司为贷款提供担保还是很普遍的做法。但是政府担保是造成国有和私营企业产生软预算约束问题的主要原因，特别在那些半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由于中央银行不鼓励政府担保和企业对企业担保，因此提供抵押已经成了几乎所有公司获得贷款的唯一方式。但是许多公司没有能力为贷款提供足够的抵押，约有2／3的抽样企业认为抵押是它们获得银行贷款一般的或主要的障碍。这一问题对于在服务业和高技术行业的私营企业来说尤为严重，因为它们的流动资本和无形资产占企业资本的很大一部分。

银行接受各种形式的担保。担保品包括土地、建筑、住房、公寓、可变现的储蓄凭证（储蓄存单和政府债券等）、设备、由信用好的买主所提供的销售合同（买主担保的银行贷款）。然而，在实践中，房地产是最常见的抵押品，在有些情况下房地产还是银行能够接受的唯一抵押品。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完善的房地产交易市场的情况下，住房和公寓的价值与所需贷款的数额相比通常很低。在农村地区，大多数业主只拥有住房的财产权，而不拥有房子所占土地的所有权，因为土地所有权属于村子。在此情况下，银行就不愿意接受房子作抵押。

使用抵押品还会伴有重大的成本，因为为了确立其资产价值，企业需要获得证明材料。管理土地或者房地产的有关政府机构通常会授权一个商业房地产评估公司来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在资产评估后，企业必须在主管政府部门注册自己的资产。此外，资产注册必须每年一续，并且要支付部分或全部年度注册费。在很多情况下，资产评估公司收取的费用是以资产总价值为基数计算的，这促使评估公司经常夸大资产总值，因此给银行造成了潜在风险。重复和任意收费严重挫伤了企业申请贷款的积极性。

六、私营企业借助非正规市场融资

中国当前资本市场环境仍然驱使私营企业从出资人而不是从银行那里寻求融资。在被调查的企业中，大多数使用非正规市场。股票市场和海外市场作用不大。

非正规市场

抽样企业中约有一半曾经借助过非正规市场筹集资金。非正规市场的借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这种借贷通常发生在朋友或者家庭成员之间。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关系网络，其中信誉非常重要。这些因素大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确，信誉和关系常常代替了抵押品的使用。第二，非正规借贷通常都是短期借贷。这主要是因为借款的个人面临流动资金紧张造成的，但高利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短暂的还款期限也降低了借债不还的风险。因此经常有公司接了订单之后用非正规借款购买原材料，在订单结算完毕之后再还钱。第三，非正规借贷的期限比正规借贷更加灵活。私营企业经常只需要资金来完成某个生产周期，在某些特定行业，生产周期可以短至几天。正规贷款通常的期限至少是半年或者一年，并且不允许有宽限期，而非正规借贷期限可以从几天到一年不等，并且允许有宽限期。事实上，正规银行贷款对期限的严格规定是导致私营企业不愿意向正规银行贷款的主要原因。最后，申请非正规贷款不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在一天之内私营企业主就可以从朋友或者家庭成员处借到钱。被调查者不仅强调前面的非正规贷款的方便性，还强调正规和非正规贷款的利率基本相同。这意味着在这方面利用非正规市场借贷并没有什么不利之处。但是，当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行为超越朋友和家庭成员时就遇到了严重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拖欠债款和欺诈行为，这都很难控制。由于借贷通常没有签署书面合同作保障，所以受害人不能诉诸法律寻求保护。在被调查的企业中，只有14％打算将来从非正规市场借贷，而过去有49％曾使用过非正规市场上的贷款。

不久前，农村地区出现了半正规的金融机构，如由县和乡镇政府组织的信贷协会。信贷协会通过提供高利息来吸引储蓄并且向当地企业提供贷款。但是这些协会也遇到了严重问题，这常常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干预造成的。借贷的很大一部分都流向了当地的乡镇企业，造成了这些实体的软预算问题。

为避免发生信贷危机，中央政府下令关闭所有信贷协会。现在几乎所有的信贷协会都已经关闭，地方政府接管了协会的所有债务。

股票市场

在628个被调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股票市场的融资作用非常小。在这些被调查企业中，只有3家挂牌上市。但是15 ％的企业表示计划通过股票市场筹集运营资金。他们上市的主要动机是通过股票期权提高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动力。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人力资本在这些企业的运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海外融资

海外融资尽管很受限制，但其作用在增加。在抽样企业中，有23％希望同外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以便在将来获得资本，11％的企业表示愿意从外国银行贷款。现在香港在向大陆企业提供资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说，顺德的美的公司（md）先在香港股市以h股上市， 然后在深圳股票市场发行a股。1995年中国反通货膨胀措施达到顶峰时， 美的公司就通过在香港的分公司获得了外国贷款。顺德一些发展迅速的公司也考虑在香港以h股挂牌上市。

海外融资利用不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对境内外国银行的限制。直到最近外国银行才被允许从事人民币贷款业务。此外，本土私营公司如想获得外币贷款，就必须获得政府批准，并且要争取把其贷款纳入国家的外债管理计划。即使是国有企业也很难获得批准，更不用说私营公司了。

ifc认为，被调查企业的财务状况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难以获得融资，规模较小的公司问题尤其严重。被调查的私营企业通常严重依赖内部融资渠道，不管是创业资本还是后续投资。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的私营企业相比，中国的私营企业似乎更多地依赖于内部融资，并且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更加有限。难以获得银行贷款部分是由下列因素导致的：由政策诱发的针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偏见；与私营企业的规模、历史和不规范性相联系的固有信息和风险问题；银行方面审贷能力、程序和激励机制的欠缺等等。

向私营企业提供不同的融资机构、工具和技术

ifc认为，中国私营企业面临最严重问题之一是融资障碍。 现存的制约因素来自各个方面。一些来源于向私营企业贷款的政策偏见，这些偏见现在仍存在。其他一些制约因素与私营部门的内部特点有关，如企业规模小，信息不透明，管理和治理薄弱等。还有一些因素与金融部门不够发达有关。

中国私营企业目前所涵盖的领域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需要有各种不同的融资方式与各个企业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相匹配。这就需要有一种多元化的融资体系，为解决不同种类的信息和风险分配问题提供不同的融资机构、工具和技术。

一、改善私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

为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创造平等的机会；强化银行向私营企业贷款的激励机制；监督企业对中小企业借贷激励机制的合并影响；进一步放开利率；允许银行收取贷款审核评估和贷款执行监督费；以及改善信贷担保机构和风险管理的激励机制。

中国的立法者一直在努力跟上实体部门迅速发展的步伐以及所有制形式的不断变化。现有立法中有一些重要部分都是或明确或隐含地针对转制的国有企业，而不是新组建的企业，但其中的一些规定对融资的获得有直接影响。此外，银行在观念上仍然认为国有企业的坏帐不如私营企业的坏帐严重。银行认为：当公有借贷者还不上贷款时，几乎可以肯定国家会插手此事，因此银行不用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吸收全部损失。资产管理公司最近的所作所为强化了它们的这一想法。很明显，私人借贷者不可能指望获得这样的待遇。如果不消除银行在贷款给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时所面临的风险不对称，它们就会认为给予私营企业不同贷款待遇是合理的。

强化银行向私营企业贷款的激励机制。一个重要的举措是通过竞争强化利润激励机制。目前，实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与金融部门的所有制结构不吻合。在金融部门几乎不存在私人所有制。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将要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这将向外国金融机构开放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机会，政府应允许新的国内私有金融机构的进入。为了减少对管理的担心，特别是考虑到最近的金融危机，在最初阶段可在进入和审慎性方面对新的私有金融机构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

私有金融机构会较少考虑政治因素，而是更多地考虑追逐利润。但它们不大可能与现有的国有银行展开直接竞争，尽管私有金融机构的不断进入会加剧竞争，从而增强国有金融部门的活力。新兴银行很自然地将注意力放在那些贷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市场客户，特别是规模较小和成立不久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构成目前私有部门的主干。这些新银行并不根据现有的关系对客户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另外为了努力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它们更易于在业务方面采用新的和创新性的方法。

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型国有银行会继续支配国内金融部门。因此，强化这些银行的利润驱动机制对改善私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将产生重大影响。组建公司、上市、与外国金融机构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其中一些方法。

关注金融企业贷款过程（城乡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基金会、信托投资公司领域）对中小企业借贷激励机制的影响。随着合并进程在金融部门的展开，金融机构会壮大，信贷决定权也会更加集中。考虑到这些金融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管在金融稳定性方面会取得什么成果，它们不应对信息和关系资本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会减少中小企业的融资机会。

进一步放开利率。要改善私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需要进一步放开利率。这一举措对这些企业借贷成本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大多数有能力借贷的私营企业所支付的实际利率比中央银行规定的要高得多。企业家还表示，获得融资机会比资金的成本更重要。

允许银行收取交易（和监督）费。由于大多数私营企业规模较小，信息方面不透明，银行向它们贷款的单位交易成本更高。因此，如果银行采用统一的、对不同类型的借贷者不加区分的贷款程序，它们可能会歧视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交易手续费会促使银行根据企业的不同信用情况对项目建议书分别加以考虑。这会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