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溢 2008北京:谁有切·格瓦拉的生平简介

??切·格瓦拉，一个被称为“红色罗宾汉”的游击革命家，一个被誉为“共产主义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者，用他39年的短暂时光谱写了一部生命传奇。
?? 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省。他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身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根廷人的格瓦拉，本来可以选择稳定安逸的生活，然而，他却抛弃了这一切，投入了拉丁美洲的革命烽火。1955年，格瓦拉在墨西哥流亡时与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结识，从此加入了古巴的革命斗争。革命胜利后，曾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为了把古巴建设成为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剥削的新国家，格瓦拉多次出访国外，成了古巴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但是，1965年3月，在他出访亚、非国家回到哈瓦那后，古巴政坛上再未出现格瓦拉的身影。原来，这位天生的革命家已经辞去了古巴党、政、军的一切职务，去其他国家继续进行反帝斗争。这一切连他最敬爱的母亲都不知晓。
?? 格瓦拉在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说：“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而在他看来，非洲无疑是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最严重的地区。切·格瓦拉先在刚果东部金沙萨领导游击战争，1966年返回拉丁美洲，深入玻利维亚丛林开展“游击中心”的革命活动。1967年10月7日，格瓦拉的游击队伍被玻利维亚政府军包围，格瓦拉被俘。1967年10月9日，他被玻利维亚当局杀害，时年39岁。
?? 格瓦拉是个满怀激情的革命家，是一个为正义，为真理献身的理想主义者。他写信给子女：“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身为阿根廷人，为了正义，他投身于古巴的革命事业；作为古巴国家的开创者，为了真理，他放弃了已有的一切，深入玻利维亚丛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反帝的游击战争。他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传奇人物，总是不经意间给世人以惊奇，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悲壮历史。
?? 作为个人，格瓦拉是坚强、刚毅的。在两岁时，他患上了哮喘病。与疾病的长期斗争磨练了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在茂密的丛林，方脸、白皙、剑眉、大胡子、头戴圆形软帽、右手握着冲锋枪、嘴里叼着雪茄的格瓦拉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游击战争，他被亲切地称为“红色罗宾汉”。临刑前，格瓦拉面对敌人的枪口，毫不退缩，“开枪吧，胆小鬼！你要打死的是一个男子汉！”这是一个英雄的声音，是一声为了真理而不屈的怒吼！
?? 格瓦拉牺牲以后，世界各国人们纪念他，出版了各种语言的传记、影视作品，怀念他、赞扬他。在世人眼中，切·格瓦拉已经超越了革命者的身份，成为追求真理、正义的理想主义者的象征，成为拯救人类于苦难的精神偶像。

切·格瓦拉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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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一个被称为“红色罗宾汉”的游击革命家，一个被誉为“共产主义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者，用他39年的短暂时光谱写了一部生命传奇。
?? 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省。他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身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根廷人的格瓦拉，本来可以选择稳定安逸的生活，然而，他却抛弃了这一切，投入了拉丁美洲的革命烽火。1955年，格瓦拉在墨西哥流亡时与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结识，从此加入了古巴的革命斗争。革命胜利后，曾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为了把古巴建设成为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剥削的新国家，格瓦拉多次出访国外，成了古巴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但是，1965年3月，在他出访亚、非国家回到哈瓦那后，古巴政坛上再未出现格瓦拉的身影。原来，这位天生的革命家已经辞去了古巴党、政、军的一切职务，去其他国家继续进行反帝斗争。这一切连他最敬爱的母亲都不知晓。
?? 格瓦拉在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说：“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而在他看来，非洲无疑是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最严重的地区。切·格瓦拉先在刚果东部金沙萨领导游击战争，1966年返回拉丁美洲，深入玻利维亚丛林开展“游击中心”的革命活动。1967年10月7日，格瓦拉的游击队伍被玻利维亚政府军包围，格瓦拉被俘。1967年10月9日，他被玻利维亚当局杀害，时年39岁。
?? 格瓦拉是个满怀激情的革命家，是一个为正义，为真理献身的理想主义者。他写信给子女：“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身为阿根廷人，为了正义，他投身于古巴的革命事业；作为古巴国家的开创者，为了真理，他放弃了已有的一切，深入玻利维亚丛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反帝的游击战争。他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传奇人物，总是不经意间给世人以惊奇，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悲壮历史。
?? 作为个人，格瓦拉是坚强、刚毅的。在两岁时，他患上了哮喘病。与疾病的长期斗争磨练了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在茂密的丛林，方脸、白皙、剑眉、大胡子、头戴圆形软帽、右手握着冲锋枪、嘴里叼着雪茄的格瓦拉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游击战争，他被亲切地称为“红色罗宾汉”。临刑前，格瓦拉面对敌人的枪口，毫不退缩，“开枪吧，胆小鬼！你要打死的是一个男子汉！”这是一个英雄的声音，是一声为了真理而不屈的怒吼！
?? 格瓦拉牺牲以后，世界各国人们纪念他，出版了各种语言的传记、影视作品，怀念他、赞扬他。在世人眼中，切·格瓦拉已经超越了革命者的身份，成为追求真理、正义的理想主义者的象征，成为拯救人类于苦难的精神偶像。

walker8260朋友，你好。切.格瓦拉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古巴革命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南海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切.格瓦拉传》，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切·格瓦拉，一个被称为“红色罗宾汉”的游击革命家，一个被誉为“共产主义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者，用他39年的短暂时光谱写了一部生命传奇。
以下是切·格瓦拉的生平简介：
切·格瓦拉 原名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1928年6月14日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一个资本家兼庄园主家庭。在危地马拉，由于格瓦拉常用“切”(表示友好)这个感叹词，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切”。这个绰号成了他战斗的代号，同他的姓名融合在一起。

1941年，格瓦拉进人中学学习，文学和体育是他最喜爱的两门课。

1947-195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读书。决心用医道造福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在大学期间，格瓦拉利用节假日外出考察旅行。

1949年，为了取得研究麻风病和热带病的第一手资料，格瓦拉骑自行车和徒步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中，格瓦拉亲眼目睹了印第安人的贫苦生活，加深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

1950年，在油船厂上当水手，漫游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

1953年3月，25岁的格瓦拉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获得医生资格。凭格瓦拉的成绩，他完全可以获得一份理想的职业，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到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所麻风病人收容所工作。当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车站与父母告别时，意味深长地说:“一个美洲士兵向你们告别了!”

1955年6月的一个夜晚，格瓦拉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小公寓里见到了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共同的志向，使俩人一见如故，通宵畅谈革命形势和策略。在卡斯特罗的再三邀请下，格瓦拉参加了正在组建中的古巴远征军，成为这支远征军中只早的成员之一。

1956年6月8日，格瓦拉因参加卡斯特罗的远征军，被墨西哥警方速掳，囚于墨西哥城监狱。同年8月，获释出狱。

1956年11月25日凌晨2时，82名古巴远征军成员在墨西哥湾的图斯潘港悄悄登上了破旧的“格拉玛”号游艇，缓缓地向古巴出发。想到即将投入到一场革命的风暴中去，格瓦拉兴奋不已，和卡斯特罗领着大家不停地高唱古巴国歌和《七月二十六日赞歌》。经过7天7夜的漂泊，他们终于到达古巴东南部科洛腊多斯海滩一个叫贝利克的地方。不料，他们刚一登陆，就遭到巴蒂斯塔政府军队的袭击。结果，82名远征队员中有70人丧生。格瓦拉作为随队医生，一面救死扶伤，一面参加战斗。在突围的过程中，格瓦拉的哮喘病复发，又在战斗中负了伤。他以顽强的毅力，忍住疾病和伤痛的折磨，和卡斯特罗一起率余部冲出重围，转移到层峦叠嶂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创建了游击运动基地。

1957年1月14日，游击队在拉普拉塔河口打了第一个大胜仗。不久，游击队成交了由6人组成的指挥小组即总参谋部，格瓦拉是成员之一。5月28日，格瓦拉参加了著名的乌维罗战斗。6月5日，他被任命为第2纵队司令(后改称第4纵队)。纵队有75人，下辖3个排，相当于连队。7月，格瓦拉被授予起义军的最高军衔--少校。此后，他亲自指挥了布埃西托和翁布里托等多次战斗，与卡斯特罗密切配合，将政府军逐出了马埃斯特腊根据地。1958年5月，游击队转入反攻。格瓦拉奉命率“西罗·雷东多”第8纵队，冲破政府军的阻拦，向拉斯维利亚斯这个古巴中央省挺进。12月下旬，格瓦拉率第8纵队攻打拉斯维利亚斯省会、战略重镇圣克拉腊市。经数日血战，于1959年1月1日，解放了这个重兵守卫的拥有15万人口的城市。此战，震惊了古巴全国，巴蒂斯塔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独裁政府如鸟兽散。格瓦拉也因此而名声大振。随后，格瓦拉乘胜挥师西进，于1959年1月4日，一举攻占首都哈瓦那。一时间，在古巴，乃至整个中美洲地区，格瓦拉成了传奇式的人物，被誉为古巴起义军中“最强劲的游击司令和游击大师”。

1959年2月9日，古巴政府宣布格瓦拉为古巴公民，此后，又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和地位。格瓦拉先后担任过古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主任、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在他看来，革命尚未完成，拉美大多数国家，包括他的祖国仍被独裁者所统治。

1960年2月9日，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第一次同米高扬见面。5月，切的《游击战》一书在哈瓦那出版。10月22日--12月9日，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1月18日--12月--1日，访问中国期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主席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及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接见。

1961年2月23日，被任命为工业部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不久该委员会委员，不久该委员会也归其领导。4月17日，雇佣军入侵吉隆滩。切负现指挥驻防绋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6月2日，同苏联签订经济协定。8月，代表古巴出席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泛美社会和经济理事会特别会议。在会上揭露了美国建立“争取进步联盟“的目的。访问了阿根廷和巴西，同弗朗迪西总统和夸德罗斯总统进行了会谈。

1962年3月8日，被任命为全国领导成员，3月12日被任命为革命统一组织书记处书记和经济委员会委员。4月15日，在哈瓦那古巴劳动者工会会议上发言，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8月27日--9月3日，率领古巴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继访问莫斯科之后，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10月下半月至11月初，负责领导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

1963年5月，由于革命统一组织改组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切被任命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7月，率领政府代表团赴阿尔及利亚，庆祝该共和国独立一周年。

1965年1月--3月，访问中国，马里，刚果（金），几内亚，加纳，达荷美，坦桑尼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团结组织第二届会议。2月3日，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抵达北京，在机场受到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和北京市市长彭真的热烈欢迎。2月9日，结束在中国的访问，邓小平和彭真再次亲自前往机场，为他送行。3月14日返回哈瓦那。3月15日，向工业部的工作人员报千国外之行的情况，这是他在古巴最后一次公开讲演。4月1日，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写了告别信。辞去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军籍和军衔。为了避免连累古巴，他还宣布放弃古巴国籍。【他对单一的苏联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忧虑，因为他发现不少的革命者都是在豪华的汽车里、在漂亮的女秘书的怀抱里丧失了往日的锐气。所以，为保持革命者的完美形象，他只能选择战斗，选择一个凤凰涅盘式的壮美结局】。10月3日，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读切·格瓦拉的告别信。

1965年6月，格瓦拉率领一支有125人的古巴游击小分队，开赴非洲的刚果(现在的扎伊尔)金沙萨地区，化名“塔图司令员”，指挥那里的起义军，想在非洲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新古巴”。然而，格瓦拉领导的起义军屡遭挫折，格瓦拉认为这里不适宜建立游击中心，便撤回了古巴游击队。格瓦拉决定在玻利维亚的尼阿卡瓦苏建立游击中心。尼阿卡瓦苏位于圣克鲁斯省一个被峻峭的丛山所包围的峡谷之中。格瓦拉准备以此为中心。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化名“拉蒙”，并化装成一位秃顶、圈眼镜的乌拉圭商人，从蒙得维的亚经巴西圣保罗市乘飞机抵达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1967年，3月22日，以拉蒙为化名的切·格瓦拉领导游击队（玻利维亚民放解放军）开始军事行动。4月17日，切·格瓦拉的《通过三大洲会议致世界人民的信》在哈瓦那发表。7月29日，拉配美洲团结组织成立大会在哈瓦那开幕。会议主席团根据许多代表团的建议，宣告象征性地成?quot;拉配美洲国“，并宣布“敬爱的游击队员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拉配美洲--的荣誉公民“。……游击队的秘密仓库被捣毁，城市中的联络网也遭到破坏。8月31日，游击队分两路突围。由于华金率领的一路在横渡马西库里河时，遭到玻政府军的袭击，全军覆没。格瓦拉北领的17名游击队员被围于尤罗峡谷。10月8日下午l时，格瓦拉率游击队员滑下峡谷准备突围。傍晚，格瓦拉腿部不幸中弹。一个游击队员将他由谷底拖到山顶。当他正埋头包扎伤口时，玻政府军枪口已对准了他。格瓦拉镇静地说了句：“我是切·格瓦拉”。 格瓦拉被俘的消息象闪电一样迅速传到了玻利维亚最高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次日黎明，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亲自乘直升飞机赶到现场，确认被俘者就是格瓦拉，并对其进行审讯。格瓦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拒不回答任何问题。 审讯一无所获。最后，审讯者问：“你现在在想什么?”格瓦拉坚定地回答：“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1967年10月9日下午，审讯者见从格瓦拉口中得不到任何口供，便将格瓦拉枪杀，年仅39岁。 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已将格瓦拉视为心腹大患，曾多次派特工追杀他。格瓦拉遇难后，西方阵营一阵欢呼，并切下烈士的双手运往巴拿马美军南方司令部以“验明正身”。

1967年10月9日，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游击中心”理论倡导者切·格瓦拉在前一天战斗中负伤被俘后，被美国支持的玻利维亚军人政权枪决。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切·格瓦拉的名字便在世界传扬。当年中国也曾称赞过他在古巴推行的游击战道路，而西方对他则冠以“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等称号。 直至2000年，北京舞台上演的话剧《格瓦拉》还曾轰动一时。那个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传奇革命家，其战斗和生活的轨迹其实曾与我们紧密相关，其悲欢也值得国人品味反思……

以毛泽东著作为师，为穷苦人的利益而抛弃了医生的职业到古巴打游击

在古巴革命中闻名的格瓦拉，原本是阿根廷人。他于1928年生于较优裕的家庭，毕业于医学院，在行医中痛感人民苦难非药可治，在阅读了马列著作后决心从事政治斗争，以解放整个拉丁美洲为己任。1957年，他在墨西哥结识了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并与其结成密友，两人很快便率一支小队乘船潜回古巴，登陆后他们上山进行游击战，一年多后就推翻了亲美的独裁政权。

在“七支步枪起家”的斗争中，格瓦拉读过西班牙文本的《毛泽东选集》后深受启发，后来他一再说：“毛泽东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翌年，格瓦拉便来华访问。他见到了被自己奉为导师的毛泽东，两人亲密地拉着手说话。回国后，格瓦拉便拿起甘蔗刀下田，宣布这是仿照人民公社的榜样，并号召民众学习中国专家不计较工资只讲奉献的精神。

格瓦拉做体力活并不是装样子给群众看的，而是实实在在地真干，业余时间特别是星期六下午，他的时间主要用于义务劳动。他公私分明，年幼的孩子生了急病，他也绝不许用自己的公车送医院。在当时物资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发给每个高级领导人一张特殊供应卡，位居国家第二把手的格瓦拉马上退回，而且始终要求家人到商店同普通百姓一样排队买东西。至于他那些同战士一样站岗，治疗被视为瘟神的麻风病人从不戴手套一类的故事，更是广为传扬。正是这种毫无利己动机的献身榜样，使格瓦拉能够超越时空，被贫困国度的民众和许多富足的西方人同时接受和称赞。卡斯特罗对这位战友的评价则是：“一个在行动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中毫无瑕疵的典范就是切！”

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使他离开古巴进入他国丛林

在革命胜利后的古巴，格瓦拉在取得古巴国籍后只呆了六年。当时，中苏论战势同水火后，他感到两面为难，便在1965年2月再次来华访问，他主张同苏联停止论战，但他的建议未被接受，他也没见到毛泽东。带着忧郁离华后，格瓦拉便在公开场合消失，并登报宣布放弃职务和国籍，使古巴政府不必对其行为负责。

后来人们知道，1965年春，格瓦拉进入了刚果（利）东部，指导当地的左派游击队。几个月后，他失望地离开，因为他感到当地人不愿认真打仗，所以失败无法挽回。隐蔽回古巴休整几个月后，1966年11月，格瓦拉又带领几十个说西班牙语的外籍人进入玻利维亚，在丛林中展开游击战。

对于格瓦拉为什么出走，三十多年来不少研究者有过多种解释。多数意见是，他想摆脱国际共运的分歧，在南美洲再树立起一个革命榜样。不过，从近些年发掘出的他的一些当年的文件笔记中看，格瓦拉其实有更深层次的想法，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诸多疑问，想另辟一条新路。

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是首任国家银行行长，可他却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从事建设时，他反对“物质动力”，主张消灭个人主义，要求用劳动竞赛来驱动。由于美国的封锁，经济难以自给的古巴不得不大量接受苏援，在体制和指导原则方面也学习苏联模式，对此格瓦拉很失望，认为从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先例，而只有战争条件下同志关系才是真正纯洁的兄弟关系。他这类理想主义的主张，在和平建设的现实生活中注定难以实行，到另一个国度用以往的战争方式再做新探索就势在必然。

抛弃古巴优裕且安宁的城市生活，再进入毒蛇蚊虫出没的南美丛林，对从小便患哮喘病的格瓦拉绝非易事，但是为了理想他义无反顾。在近一年艰难的山区游击跋涉中，格瓦拉只靠一匹骡子驮行李，忍受了诸多困苦，面对追剿和陷入绝境也毫不动摇，并宣布绝不让敌人活捉自己。在1967年10月8日的最后战斗中，他因负伤并犯了哮喘病，才当了俘虏。

“游击中心”理论随着他的牺牲而终结，忘我的人格魅力却长存人间

格瓦拉学过中国的游击战理论，他提出的“游击中心”论却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特别强调少数精英的作用，认为到处游击示范便可让民众一涌而起推翻反动政府，而很少注重根据地建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格瓦拉最后在玻利维亚的牺牲虽然悲壮，却说明了外籍人到别国输出革命很难成功，实践标准也对其游击理论做了最无情的检验。

记得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曾翻译过格瓦拉的《游击笔记》（内部出版），笔者曾问过许多熟悉游击战的老前辈的观后感，回答都是叹息不已。从书中可看出，格瓦拉最后近一年在山区到处游动，他想“解放”的当地农民对其却非常冷淡，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甚至向政府军告密。这支队伍成了无水之鱼，人越打越少，能坚持那么久全靠顽强的毅力和信念支持。

格瓦拉的小队遭伏击覆没，本人被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同他谈了话，出于敬佩曾主张送到关塔那摩关押，玻政府却坚持处决。因该国已取消死刑，刽子手便于10月9日把格瓦拉带出来，迎面用冲锋枪向他扫射，然后拍照后公布说格瓦拉是阵亡。面对枪口，格瓦拉昂首挺胸，无愧于一个战士的形象！

格瓦拉牺牲后，比生前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亚非拉国家有了众多崇拜者。在许多国家的群众集会上，经常可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像并列。那幅穿作战服留胡子的照片，成了为摆脱苦难而奋斗的许多人的精神偶像。

苏东巨变后，全球虽出现了意识形态趋向淡漠的情形，众多人却仍有“格瓦拉情结”。1997年是他牺牲30周年，恰好其遗骨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南美许多国家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阿根廷还专门为他拍摄了故事片，并在国会大厦前举行诗歌朗诵会。更有成千上万各国青年聚集到格瓦拉牺牲的玻利维亚尤罗山谷，昔日冷寂的失败之地召开了欢声鼎沸的大会；古巴的悼念活动更是盛况空前……随后，在北京话剧舞台上出现的格瓦拉，也造成过轰动效应。剧中主人公谴责种种社会不公后大声说：“不革命行吗？”观众（多是年轻人）立即报以一阵掌声和呼喊。当然，剧场内同时也有笑声和叹息，表现出中国新时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情感的多样性。

国际范围内“格瓦拉热”几十年不衰，比格瓦拉本人的胜利和悲剧更值得人们思考。如今，在我们这个喧闹的世界上虽然物欲横流，人们需要物质利益，然而对美好精神境界的追求却没有泯灭。只要社会还存在着压迫和不公，切·格瓦拉那种为解放苦难者不惜献身的精神便永远会受尊崇，众多青年人仍会高呼着：“切！切！”

切·格瓦拉：永远的怀念

刚刚与我们告别的一九九七年适逢拉丁美洲革命者切·格瓦拉牺牲三十周年。

在这个所谓的“后冷战”时代，在这个被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宣布为“历史终结”的二十世纪末，多数中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世界目睹了一场纪念一位六十年代英雄的隆重场面。
这绝不是世界几个地点的几次游击行动所能解释的现象，仅纪念活动的规模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拉丁美洲纪念活动的中心分别在古巴、阿根廷和玻利维亚这三个与切·格瓦拉最有关的国家。十月八日——切·格瓦拉被俘的日子，一部由阿根廷人导演的传记片《直到最后胜利》在布宜诺斯埃利斯举行了首映式，四万人云集的首都足球场上，人们为来自各国著名歌手们的深情演唱不断欢呼；由现任总统个人倡议，阿根廷发行了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纪念邮票。在玻利维亚，两支由拉美青年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聚集在烈士遇难的伊格拉小山村，一支从古巴出发，一路汇集北部拉美国家的自愿参加者；一支由切的故乡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出发，一路接收南部国家的青年。在向烈士默哀的人群中，有玻利维亚一位前总统的两个儿子，有许多欧洲来访者，包括西方著名人权主义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遗孀。墨西哥萨帕塔运动命名了一个“反叛者切·格瓦拉镇”，葡萄牙离首都二十五公里的卡斯卡伊斯地方政府命名了一条“切·格瓦拉街”，伦敦加勒里学院挂出了展示切·格瓦拉一生的照片，西班牙大学校园里燃起了无数堆祭奠的篝火……无法一一尽数拉丁美洲、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的种种纪念活动、出版物、音像制品。

由触机引发的历史场面一定有它的历史积蓄，就像火山的喷发与熔岩的运动，只是后者往往没有引起人们足够注意。三十年来，切·格瓦拉的影子从来没有离开世界。在每年十月八日这一天，总有青年学生和各种人物来到寂静的伊格拉村，为英雄点燃一支守夜的蜡烛，献上一束朴素的鲜花。直至九十年代，在先后爆发于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的上百万人的各种抗议游行中，切·格瓦拉的肖像仍被高高举起。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爱者一方的表达方式主要是沉默寡言的：一束花，一张肖像，一支心中反复吟唱的歌，一本翻旧了的《日记》。相反，恨者一方一直动用着他们强大的财力、势力：诋毁的文字不计其数，歪曲的影像接二连三，庸俗的商业网络也竭尽大众文化之消解能力。然而，竟然是无言战胜着喧嚣。切·格瓦拉像一个不朽的谜，这个谜的力量来自人们的感情和直觉。我发现，这种力量的强大甚至也打动了相当麻木的中国人。不久前，一般中国人对切·格瓦拉的知识大概仅仅是一本六七十年代被批判的“灰皮书”，即被界定为“游击中心主义”的《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以及两本七十年代初内部翻译的切·格瓦拉传记，其中美国人詹姆斯写的一本恰恰是最右翼的一本，甚至受到其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尽管如此，不少从事西班牙语工作的中国人在与拉丁美洲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心里渐渐滋生出一种对切·格瓦拉的敬仰，这只能说是受到了那股巨大的感情潜流的感染。

在传记问题上，也表现出这种爱的沉默和恨的宣泄。有关专家们在十年前做过一个统计，在本世纪，切·格瓦拉可能是死后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截止一九八八年，一共出现了二十六种切·格瓦拉传记，其中十六种出版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年之间。但正面评述切·格瓦拉的仅有一本，那是前苏联人写的，即我国七十年代翻译的两本传记中的一本。作者虽然对切充满了感情，但也不忘渲染苏联的功绩。

九十年代以来，这种一方的沉默似乎被打破了，切的生前战友们、美洲大陆上自豪地自命为“切·格瓦拉主义者”的人们开始大量发言，其中某些作品在巴黎的销量达到上万册。与此同时，另一类似曾相识的传记也不失时机地在“周年”出现。国内已有两篇书评以相当可观的篇幅介绍了一本美国人J·L·安德逊据说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切·格瓦拉：革命生涯》。我没有看过这部传记。但如果两篇书评的引用和综述可靠，这部传记不过是在重复三十年前的同一主调：格瓦拉是一个性格怪僻的病人，一个极端的职业革命家，一个为政治目标不惜牺牲普通人利益的战争狂人，一个冷战政治的牺牲品。

如果书评中的结论性语言所依据的就是这部传记的内容，那么看来这部传记有许多无视历史事实的地方。比如，在涉及古巴背景时，书评中写道：“美国因其财产被古巴国有化和古巴向外输出革命而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然而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古巴革命政府开始并不希望与美国关系紧张，还曾派人到美国去通报情况。为了加速社会改造，古巴政府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没收了许多与前独裁政权有关的资产。由于美国在古巴的资产很多是挂在古巴人名义下的，这一

政策必然影响到美国财团的利益。革命政府答应付给美国投资商赔偿证券，美国政府坚持要古巴政府提高赔偿标准，古巴予以拒绝。于是，来自美国的各种颠覆活动包括空袭开始了。一九六○年，美国宣布停止购买古巴蔗糖，切断对古巴的原油供应，严重影响古巴国民经济，于是，古巴宣布没收全部美国资产，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一九六一年，美国宣布与古巴断交，一千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被歼灭。一九六二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

这一历史过程不应被歪曲和简单化。还必须考虑一个深层因素：古巴在革命前对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全面附庸地位，也即美国在古资产的合“法”不合“理”问题。另外，美国在谴责别人“输出革命”的同时无法解释自己历史上无数次对别国的公开武装干涉和直接颠覆行为，而在古巴已从国外撤回了全部军援并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九十年代，美国不顾联合国大会连续六年通过的谴责决议，继续对古巴实行变本加厉的所谓制裁。

书评中有一个细节暴露了这部传记的粗糙和作者不负责任的态度。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刚成功的第一年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有一则他自己承认的笑话：卡斯特罗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问“谁是经济学家”，走神的切误听成“谁是共产主义者”，就举起了手。在西班牙语里，“经济学家”与“共产主义者”的发音很相近；而在书评里，后者变成了发音与前者风马牛不相及的“革命家”。当然，不知是传记的美国作者在把西班牙语译成英语时出的错，还是中国的评介者在念英文时弄错了。

一九九六年，墨西哥出版了该国作家帕科·伊格纳西奥·泰伯二世写的新传记——《也被称为“切”的埃内斯托·格瓦拉》。作者阐明自己的方法是充分叙建立在大量调查基础上的事实，大量并完整地引述切·格瓦拉本人的论述和文字，让读者在此基础上思考自己的结论。作者在前言中提到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与另一位意见不尽相同的墨西哥作家——他也发表了一部关于切·格瓦拉的新传记——的商讨、争论，并得出了以下结论：围绕切·格瓦拉的有价值的分歧在于对相同史实的不同认识。更引起我重视的是，这部传记附有一个详尽的分章资料来源，具体到有名有姓的被调查人，并把各种相左的材料、说法如实列出，然后谨慎地表明个人的基本看法。相对于上述美国人写的传记，这位态度严肃的墨西哥作家使我觉得更可信。下文中的部分内容引自这位墨西哥作家用西班牙文撰写的切·格瓦拉传记。

回到切·格瓦拉本人。围绕切有两个基本命题：人、革命。

我一再强调蕴藏在拉丁美洲人民心中的对切的怀念。如此感情是罕见的。当帝国主义者制造种种荒谬的谣言时，民众只是沉默地怀念；当理论家们冷漠地分析“格瓦拉现象”时，民众只是固执地怀念。这似乎不够理性。其实坚持常常暗含着没有被表述的真理。相反，仇恨也是一种教育。当某些人竭力把切·格瓦拉描写成病人、狂人、疯子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内心的虚弱，他们所害怕的往往是与他们所描写的截然相反的东西——人的爱和被爱的力量。“爱”大概是这个虚伪的世界上被言说得最多的词，而世道的扭曲又使“爱”成为极难被人相信的事。连切·格瓦拉都不得不这样说：“让我冒着让人嘲笑的危险说出来吧，引导真正的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

在青年格瓦拉对拉美大陆进行的四次打工式长旅中，他学会了热爱美洲，热爱底层人民。他在水泥水管中与一个流浪的乞丐一起过夜时，后者听说了他的旅行计划，惊奇地问他：“您就这样白白地浪费力气吗？”这句淳朴的问话使他懂得了什么叫“穷人”。他在玻利维亚看见农民代表在拜见部长前，被门卫往身上喷洒滴滴涕。他在智利矿区一对矿工夫妇家过夜时，发现他们盖的被子根本无法御寒，就把自己随身带的被子给他们盖上，后来他回忆道：“那夜我虽然被冻得发抖，但我感到了自己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兄弟。”从医学院毕业后，切放弃了难得的从医机会，第四次踏上长旅之路，告别时，他突然从火车上向亲友喊道：“一个美洲的战士出发了！”从此后，他不断地“在爱的引导下”一次又一次地出发。

古巴革命成功伊始，担任各种要职的切天天惦记着给哈瓦那一个贫穷的居民区。切每天都在工地上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参加各种劳动，一向讨厌被拍照的切，那次被一位著名的摄影师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在艰苦的建国岁月里，切常常每个季度义务劳动二百四十个小时。在这样忘我的工作中，切给自己留下的，几乎只有读书和睡觉的时间，一位有心的摄影者拍下了切来不及系好鞋带的一张照片。为了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切在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向经济专家学习请教；在出访外国时，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对方的建设经验；在担任工业部长时，坚决撤换所有没有按他的规定通过文化考试的各级干部；面对美国的封锁，切亲自带领人们设计、试验甘蔗收割机。尼加拉瓜神父E·卡德纳尔访古时，一路搜集了人们主动讲述的无数例。难怪多少了解这些情况的中国人，在读到上述书评之一中“为什么格瓦拉偏偏不能理解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这句话时，都愤慨得按捺不住沉默。

切·格瓦拉不是一个孤立的神话，他是一种精神的杰出代表。在他辞去古巴党、政高级领导职务后于一九六六年再次赴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时，自愿与他同行的有十七位古巴革命者，其中有四名古共中央委员，这十七人中没有一个年满三十五岁，而且都有家室和子女，他们也都分别给亲人们留下了深情的告别信。

十七人中有十四人英勇牺牲，其中一人在被俘后为了避免在昏迷中说出游击队的秘密，要求医生在给他做手术时不要使用麻药。游击战士在牺牲前如果来得及，都将自己的手表摘下，请切转交给他们的子女；一九六七年九月，即切·格瓦拉牺牲前一个月，有人记录下，在他的挎包里有四块手表。

敌人在切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本手抄的诗集，其中有一首是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的诗，人们当时误传为是切写的诗。诗中写道：“基督，我爱你，并非因你自一颗明星降临，而是因为你向我揭示：人有热血，泪水，痛苦，钥匙，工具，去打开紧锁着的光明之门。是的：你指点我们说，人是上帝……”切·格瓦拉被杀害时，伊格拉村附近有一位多明我会神父，当他听说切被关在伊格拉村时，立即找了一匹马赶往那里，他想对切说：“上帝一直相信着您。”神父在半路上听说切已经被杀害，只得赶到被当成屠场的小学校教室现场，默默擦去地面上的烈士血迹。

格瓦拉的一位也叫格瓦拉的古巴同事曾问切他们之间是否有什么血缘联系，切在给她的回信里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亲戚，但是，如果你也像每个格瓦拉那样，每逢世界上发生非正义事件时就气愤得发抖，那么我们也许是亲戚。切在出征玻利维亚前留给孩子们的信中也这样写道：“你们应当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关于切·格瓦拉是否在当年的导弹危机时说过“如果按钮在古巴人手里，导弹很可能就发出去了”的话，甚至用不着去查。 切的恨只是一种表达，他恨的是作为压迫者的敌人，而不是个人。在打退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战役后，一位欧洲女记者在一旁观察切如何温和地开导一个黑人俘虏兵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在玻利维亚尤罗山谷战斗中被俘后，切向敌军军官要求允许他为政府军方面的伤员医治伤口，而他第二天即被残酷地杀害……

有一种说法，认为作为个人，切·格瓦拉是伟大的，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是错误的。我认为，切·格瓦拉的人格是不朽的，他从事的革命也是不朽的。在后来人采访切·格瓦拉战斗过的玻利维亚山区时，农民们转述了切对他们讲过的话。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再次采访这一地区的记者们发现，人民仍像当年一样贫穷，为了抵消游击队的影响曾有过的一点改善，又都衰败了。其实早在当年，当“切为了帮助穷人而牺牲”的消息一经传开玻利维亚农民就已经开始变化，无论悬赏再高，残存的游击队员毕竟没有被告发，甚至受到了保护。

这些朴素的事实说明，革命的衰亡取决于非正义的社会的衰亡，只要非正义继续存在一天，革命在本质上的合理性就存在一天。今天的世界继续用事实这样教育着我们。至于用什么方式革命，那是人民的选择，但对道路的选择并不能否定人走路的权利。智利前总统阿连德在七十年代主张通过议会道路进行社会变革，后来被美国支持的右翼政变军人杀害。在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切·格瓦拉和阿连德成为一对形像的兄弟，互补互证，都代表着正义的事业。一九六七年身为参议员的阿连德还曾亲自从智利首都赶到智、玻边境，准备营救被打散的切·格瓦拉游击队队员。

再有一种说法，认为切的人格是伟大的，革命是正义的，但切选择的革命战略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涉及人们议论得最多的问题：切为什么要离开古巴到玻利维亚再次打游击？

有人说切·格瓦拉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其实他的玻利维亚之举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见《环球》一九九八年第二期《格瓦拉离开古巴的前前后后》)。这一行动不是扑朔迷离的阴谋，而是光明磊落的阳谋。在一九六七年自玻利维亚丛林写给三大洲会议的《致世界人民的信》等文章和许多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切·格瓦拉详细说明了他的战略考虑：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代表，只有削弱它的力量，人民的事业才有希望；处于弱势的人民从技术上是无法与它抗衡的，但是可以把它拖出本国，开辟两个、三个乃至许多越南，在它所不熟悉的土地上到处打击它，在长期的战斗中削弱它的士气，同时期待美国本国人民的革命。

回顾当年的世界形势，切·格瓦拉这种思想逻辑难道容不得我们一点理解吗？这与帝国主义为了扩张和奴役他人而干涉他国的行为能够同日而语吗？当今世界上霸权主义的强大阴影和它对弱小势力分而治之、逐一蚕食的策略，难道不能使我们从反面重新咀嚼一下当年切·格瓦拉式的忧虑吗？切勇敢地实践着自己的战略，以一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做好了长期战斗和牺牲的准备，这种必胜的信念和勇气，对于渴望正义的弱小者难道不是一种永世的鼓舞吗？至于切的这个行动是否含有难言的苦衷，可以留待时间去给以最终的澄清。

但是，切的行为绝不是被迫的，而是对理想的实践。关于切的具体策略，每一个善良、严肃的人都在反思。切活着，他是来得及自己去纠正错误的。

在切的玻利维亚之举中，有一个无可指责的美的行为，它是切一生的必然归宿，也是切一生的光辉升华。那就是他辞去了高官和权力，重新走向一个包含着艰苦和牺牲的开始。

青年格瓦拉于一九五二年结束第三次美洲之旅时，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将站在人民一边。”切经历了七八年的社会主义时期，也当了七八年的国家领导，七八年中他没有一刻背叛过自己的初衷：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官”，在他的身上没有“特权”的阴影。每一个热爱他的人都是因为这一点，中国人也许更应该理解这一点。他留下了一连串当官不像官的美丽传说。他参加劳动可不是铲一锹土、种一颗树，他砍甘蔗一砍就是一个月，于是被人照下了那张晒黑了脸、一副农民模样的照片。他像矿工一样赤着膊、穿着裤衩、光着脚在井下视察工作，体验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工作条件。他把裤脚从天天穿的靴子里拉出来参加“正规”的外事活动，他在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上签上人民送给他的绰号“切”

……这一切都是他本能抵制“官僚化”的显露。他在给阿根廷亲人的信中曾用玩笑的口吻自我嘲讽道：“我已经成了一个大腹便便、习惯定居式生活的合格官僚，头上戴着对孩童时代向往的光环。”切不仅用自身的行动，也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表达他的思想：在革命逐步走向体制化的过程中，“我们手中最主要的制动器是一种担心：担心任何一种形式的东西使我们脱离群众，忽略具体的人，忘记革命的最高、最终理想是使人摆脱异化，走向自由。”使人震动的是，在一次对公安部门的讲话中，他要求各级警察“不要只是汇报可能存在的阴谋——因为我们有全体人民帮助我们监视着，而要经常汇报人民对某个部长以至整个政府工作的反映；了解这些不是为了记下谁的名字，惩罚提意见的人，而是为了纠正我们的工作……人民永远不会错，会犯错误的是我们。”

切·格瓦拉在《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这篇文章中(见复旦大学出版社《传奇式游击英雄切·格瓦拉》附录)相当充分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通过革命和革命后的革命使人战胜各种社会里的异化，走向彻底的自由。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反复思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仅是革命者的义务，而且是革命者的需要。”切可能本能地感到，只有用再次放弃安逸、走向牺牲的行为才能给蜕变者以鞭挞，只有血才能擦亮人们的眼睛。二十世纪的革命潮起潮落，敏锐的政治家先后预见到了革命之后权力的阴影。“新阶级”、“新思维”等理论所欲推动的变革都在社会本身的压力下发生严重的扭曲异化，而切·格瓦拉的献身行为却繁衍为永恒的精神。如果说对人民的赤子之爱使切·格瓦拉在拉美穷人中获得了一种尘世基督形像的话，那么，这种以个人牺牲实践革命理想的彻底行为，使当代伟大哲学家萨特称他为“完人”。欧、美进步青年三十年不变向往的，就是这种“完人”形像。在他的身上，革命精神是自由精神的体现，革命并没有悲惨地遭到异化，革命与人，两者已经没有矛盾。

切·格瓦拉的人格是一个被人广为议论的话题：他的哮喘病和他战胜痛苦的超人意志，他的勇气和刻己精神，他的圣徒般的容貌和个人魅力。仇恨和害怕他的人千方百计把他丑化成一个扭

楼上的 你跟我有同感啊 谢谢你哦 你在回答我的莎士比亚耳环问题上 我想关于他穿耳朵的事情也没必要记载到史书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