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成都沼气研究所:环境保护与道德意识的关系

什么是道德？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广义上讲，道德和环保是一回事。

http://www.setc.gov.cn/zyjy/setc_zyjy_main0013.htm

没关系

目前为止所有的伦理都依赖于一个前提而发展：个体是相互依存的社会的一个成员。个体的本能促使他为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而竞争，但其伦理促使他也去合作（也许是为了能有可供竞争的位置）。
土地伦理仅仅是扩大了社会的界限，使之包括了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共同而言：土地。
这听起来很简单：我们是否已经为免费的土地和勇敢的家园歌颂了我们的爱也尽了我们的义务？是的，但我们爱的是谁？当然不是被我们急急忙忙地送向河流下游的土壤，当然不是我们除了带动涡轮机、浮起驳船和洗去污物就找不到用处的水，当然不是我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毁灭了的植物，当然也不是我们已经灭绝了许多庞大和美丽的种类的动物。土地伦理当然不能阻止我们对这些“资源”的改变、管理和利用，但它确实坚定了它们继续存在的权利，至少，它们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下存在。
简单来说，土地伦理将人类从土地社会征服者的角色变成了这社会的单纯的成员。这暗示着对他的伙伴和这社会的尊重。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已经知道（我希望）征服者的角色最终是不利于自身的。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除了主教之外的征服者知道，是什么使社会前进，在社会生活中，什么和谁是宝贵的，而什么和谁是毫无价值的。而事实往往是他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征服最终打败了他自己。
在生命的社会中存在着类似的状况。希伯来人很清楚地知道土地的作用：它向希伯来人的口中滴入牛奶和蜂蜜。现在，这被我们重视的断言与我们的教育向反。
今天的普通市民假想科学可以弄清是什么使社会前进，而科学家同样相信他并不能。他知道，生命的机制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它到底运转永远不可能被完全弄清楚。
事实上，从生态对历史的阐述中可见，人类只是生命队伍中的一个成员。很多历史事件至今也只被解释为人类的事业，事实上却是人类和土地的生命交互作用。土地的特征有力地决定了这个事实，正如决定生活在此的人们的特征。
譬如，试想向密西西比流域的殖民。在这革命之后的岁月里，三个种族为了它的控制权而斗争：印第安原住民、英法的商人和美国开拓者。历史学家怀疑，若底特律的英国人向倾斜的、决定着向肯德基的藤地移民时的付出的天平中给印第安人一些重量，这一切还会否发生。现在是思考这个事实的时候了：当受制于表现为先锋者的牛犁、火烧和斧砍的特定的混合力量时，长满藤蔓的土地变成了牧场。如果这暗黑与血腥的土地上的植物，用与生俱来的演替，在这力量的冲撞下给我们以莎草、灌木和杂草，又会如何？开拓者们是否还能坚持？是否还有有人涌入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斯和密苏里州？是否还有路易斯安那州的贸易？是否还有横贯大陆的新美联邦？是否还有南北战争？
肯德基州仅仅是历史舞台剧械囊痪涮ù省N颐峭ǔ1桓嬷?死嗾飧鲅菰痹谡馕杼ň缰谐⑹匀プ隽诵┦裁矗??颐呛苌俦桓嬷??堑亩源说某晒?蛉狈Γ?饧?蟪潭日瓜钟谔囟ㄍ寥蓝运?怯谜加邢允境龅奶囟?α康某寤鞯姆从ΑT诳系禄?莸睦?永铮?颐巧踔敛恢?滥敛荽雍味?础??窃??模?故谴优分尥刀啥?吹摹?
将藤地与后来我们知道的西南相比较，那里的先锋同样勇敢、富于谋略和不屈不挠。占有带来的冲击在这里并未带来牧草或其他适于抵挡高强度利用的撞击和震荡的植物。当被家畜啃噬时，这片地域通过一系列越来越没价值的草、灌木和杂草直至来回复不稳定的平衡。每一点植物的衰退产生腐蚀，每一点腐蚀又导致植物更严重的衰败。这导致了今天共同累积的退化，不仅仅是植物和土壤的，也是生活与其上的动物社会的。早期的开拓者们并不期望这样：在新墨西哥州的cienegas山谷上，一些甚至是开辟出来的沟渠在加速这个。这发展如此微妙以至于很少有这片地区的居民在乎它。旅游者很难再看到这破坏了的风景多彩而迷人（向它事实上一样，但它忍受了与它在1848年时的截然不同）。
与这一样的风景之前也曾被“发现”，但有这完全不同的结果。普韦布洛的印第安人们在前哥伦比亚时期曾向西南迁居，但他们恰好没有带上放牧的牲口。他们的文明完结了，但并非因为他们的土地完结了。
在印度，缺乏草地形态植被的地区被移民居入，仅仅是带入给牛的草这权宜之计，显然远比那些恶行不破坏土地。（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只是好运气？我并不知道。）
简而言之，植物的演替掌控着历史的进程；先锋们仅是为存在于土地上的演替证明正确与否。历史会否讲述这精神？当土地作为一种社会的概念真正渗入我们的知识生活时，会的。
生态道德。
环保是人和土地融洽的一种状态。尽管宣传了近一个世纪，环保的收效仍然如蜗牛般缓慢；进展仍主要由信笺抬头式的虔诚和常规的演讲组成。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我们仍然在每个前进的大步中倒退了两小步。
一般对这种两难的局面的解决办法是“更多的环保教育”。没有人会反对这一点，但真的是教育的量需要提高吗？是不是其内容里是否也缺少了些什么呢？
很难对其内容以一种简练的形式给出一个合适的概括，但因为我理解它，充分来说，其内容是：遵守规则、投票获得权利、参加一些组织和实践哪些环保是对你自己的土地有利的；政府会做剩下的事情。
这规则是否太简单而不能实现什么值得的事情？它没有定义对和错，没有分配义务，不需作出牺牲，对当前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它仅仅呼吁文明的利己主义以尊重土地的使用。那么这教育覆盖了我们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例子可能可以提供一部分答案。
1930年，除了生态白痴之外，所谓人都渐渐清楚，威斯康辛州西南部的表层土渐渐向海那边松弛。1933年，农民们被告知如果他们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五年，政府将捐款以安置他们，并加上必要的机械和原料。这提议被广泛地接受了，但当五年合同到期时，这措施也被广泛地遗忘了。而农民们只会做那些短期内就能收到可以看到的回报的事。
这引发了另一种想法：如果自己写规则的话，农民们可能更快地学会这些。因此威斯康辛州的立法机构在1937年通过了《土地保护地方法案》。这有效地对农民们说：“若你制定出了你自己的土地使用条规，我们政府会提供给你免费的科技服务和借给你专用的机械。每个郡都可以写它自己的条规，这些条规将具有法律效力。”几乎所有的郡都迅速地组织了起来去接受提供的帮助，但经过十年的实施，没有一个郡写出了一条规定。在一些实践中也有明显的进展，比如带状播种、牧场革新和向土壤中撒石灰。但没有在牧场周围植防护林[还是“种树而不是开辟牧场”我拿不准]，也没有阻止牛犁上陡峭的斜坡。总之，农民们只选择那些有利可图的补救措施，而忽视那些对共同体[很多之前我翻译成“社会”的“community”，都应看做是自然与人的共同体，是广义的社会]有益但看起来并不那么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措施。
当被问及为什么没有制定出条规，当被告知共同体并没有支持他们；教育必须领先于法规。但事实上除了那些听命于利己主义的，教育并没有提及任何土地义务。纯粹的原因是，我们有多的教育和少的土地，少数的健康的树木和与1937年一样多的洪水。
这状况令人困惑的方面在于，义务的存在，除了利己主义被认为是如此田园的社会事业如对公路、学校、教堂和棒球队的改良的认可[我彻底没看懂这句英文]。它们的存在并未被认为是认可，也不是尚未被严肃地讨论的，改善水落到地面的行为，或者保留农场风景的美好和多样[好像哭，这一段根本就不知所云了]。土地使用的伦理仍然完全被经济上的私利控制，如同一百年前的社会伦理一样。
总的来说：我们请求农民做那些他很便利就能做到的事情来保护他的土壤，而他做了这些，也就只做了这些。那将一个75度的斜坡上的树木清除掉，再将他的牛置于这空旷地，将降水、石头和土壤倒入小溪的农民，仍然是（如果其他方面做得得当的话）一名在社会上获得尊重的成员。如果他再向他的土地里撒上石灰粉、按照地形种他的庄稼的话，他仍能获得《土地保护地方法案》中规定的一切权利和报酬。行政区是社会机器的漂亮的一部分，但它的零件受损了，因为我们太羞涩、太害怕迅速的成功，以至于不敢告诉农民们他们真正所应该承担的义务的量。离开了道德心，义务没有任何意义，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将社会道德心从人扩展到土地上。
伦理上不会达成任何重要的改变，除非在我们理性的突出忠诚、友爱和信任中有了内在的改变。环保尚未接触到这些行为的基本要素的证据在于，哲学和宗教还没有说它。在我们试图将环保变得容易的过程中，我们把它变得渺小了。
土地伦理的替代品。
当历史的逻辑渴望一块面包[什么跟什么嘛]而我们递过去一块石头，我们尽力解释这石头看起来多像面包。现在我就来描述这样一块出现在土地伦理的场合的石头。
环保系统中一个基本的完全依赖于经济的发动的弱点在于大多数这土地共同体的成员没有任何经济价值。野花和鸣鸟就是例子。22,000种高等动植物生活于威斯康辛州，难其中有没有百分之五的可以被出售、喂养、食用或以其他途径得到经济上的利用都值得怀疑。然而这些生态共同体中的生物和成员有资格继续生存下去，如果（如我所坚信）它们的稳定性决定于它们的完整性的话。
当一种没有经济价值的物种受到威胁，而如果我们恰巧喜欢它，我们就会编造理由来说它对经济很重要。世纪之初，鸣鸟被认为几近灭绝。鸟类学家们跳出来，用一些显然不甚可靠的迹象证明一种影响：如果鸟儿们不能控制住昆虫，昆虫就会吃掉我们的一切。这证据必须符合经济利益才能变得有效。
今天来读这些委婉曲折的陈述是如此令人伤痛。我们仍然还没有土地伦理，但至少我们离这样一点更近了：允许鸟儿们作为具有生态权利的一种主体而存在，而不去考虑它对我们的经济利益有没有作用。
类似的状况存在于对食肉哺乳动物、猛禽和捕食鱼类的鸟。为了证明这些生物通过杀死弱者保持健康，或它们为农田控制着啮齿类的数量，又或者它们只是在捕食“没有价值”的那些物种，生物学家有些操劳过度。这里再次看出，这些证据要变得有用，就得听起来有利于经济。只有近年来，我们才听到更真实的论据：食肉动物是共同体的成员，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力可以为了自身的真实或虚构的利益而清除它们。不幸的是，这种文明的观点还停留在口头的层面。在原野上，对食肉动物的捕杀仍在愉快地进行着：证据就是，在国会、环保署和很多州立法机关的许可之下，灰狼正迫近灭绝。
一些树种被有经济头脑的林业官们“从这大家庭里开除”了，因为它们生长得太慢，或者售价太低，以至于无法作为林业作物，这些树种包括：雪松、落叶松、柏树、山毛榉和芹叶钩吻等。在森林生态更先进的欧洲，非经营用的树种被看作原始森林共同体的一分子而受到保护。此外，一些树种（如山毛榉）被发现有价值的利用方式，即增加土壤肥力。森林与其组成成员的树种和地上的花草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物之间的相互依存是被认可的。
有时候缺乏经济价值不只是某个物种和种群的特征，而是整个生态共同体的：湿地、沼泽、沙丘和“不毛之地”就是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办法是由政府将它们转化为庇护所、纪念碑或者公园。困难在于这些生态区往往点缀于那些有价值的私人土地里，政府可能不能拥有或控这些零散的小包裹。单纯的影响在于我们已经将它们中的一部分最终转化消失入大片的地域。如果那些私人拥有者们有生态学头脑，他们会为自己是合理面积的这种地域的管理者而感到骄傲，因为这增加了他的农场的多样性和美丽。
在一些例子里，认为这些“垃圾”地段缺乏益处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只有在它们中的大部分被清除后才得知。在这一点上，现在对麝鼠沼泽的争夺就是一个例子。
在美国的环保中有一个清楚的倾向，将所有私有土地所有者们没做到的工作推给政府。政府所有、业务津贴和规章现在在林业管理、水土管理、公园和野地环保、渔业管理和候鸟管理以及今后更多的领域里广泛流行。大部分这些政府的环保措施的增长是合理的和符合逻辑的，其中一些还是必需的。对此我不表示任何反对，事实上为此我付出了几乎全部生命。不过问题就来了：这事业最终的数量是多少？税收会否将之带入歧途？政府的保护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像乳齿象一样因为其自身的尺度而变得残疾？这答案，如果有的话，看起来就是一种土地伦理，或一些其它的可以给私有土地所有者们分配更多义务的力量。
工业的土地拥有及使用者，尤其是伐木人和放牧者，面对政府对土地的拥有权和法规总是大声诉苦，但（也可见到有例外）他们几乎没有关于去发展仅有的解决途径的部署：自愿地保护他们自己的土地。
当私有土地者被要求做一些对生态系统有利但不赚钱的事情是，他们只有伸出手掌才说同意[就是说向政府要津贴]。只有这事情要花费他的钱的时候，这[政府出钱]才是公平合适的，但当这事情仅仅花费远见、开明的思想或者时间，这提议就变得有争议了。近年来土地使用津贴的疯狂增长很大部分上得归因于政府自己的环保教育手段：土地局、农学院以及其他设施。据我所知，这些机构里并没有讲述伦理上对土地应尽的责任。
总之，一个仅仅依赖于个人经济利益的环保系统是无望而失衡的。它倾向于忽视甚至最终清除很多土地共同体中的缺乏商业价值的元素，但他们（至少就我们所知）对生态的正常机能是必要的。假想生命之轮中有经济效益的部分可以离开没有经济效益的部分而独自运转，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有时他们想转移给政府的职责太巨大、太复杂或分布太广泛，以至于政府无力承担。
对这些状况的仅剩的补救措施就是私有土地拥有者们的那部分伦理责任。
我无法想象一种对土地的伦理关系，会存在于没有对土地的爱、尊敬和钦佩，也没有对土地的价值的更高的赞美的情况下。价值，我当然说的是那些比单纯经济价值更广泛的东西，我说的是这些上的价值。
也许我们在土地伦理形成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在于，我们的教育和经济系统的取向都从一种强烈的土地意识而来，而不是向它而去。你的真正的现代人和土地被很多中间人和无数小东西分隔开来。他跟土地没有任何重要的关系，对他来说城市和庄稼地中间有距离。让他去土地上呆一天，如果去的地方不是高尔夫球场或风景胜地，他会无聊到发僵。如果可以用无土栽培替代田耕，会很适合他，木材、皮毛、羊毛和其它自然产品的人工替代品都会比天然的更适合他。一句话，土地是长大了的他再也穿不下了的一件衣服。
土地伦理形成道路上的拦路石仅仅只是：不考虑土地使用的正确方法而只看到经济问题。仔细想想各个时期里那些在伦理和感觉上是正确的问题，和在经济上是正确的问题。当一件事情倾向于保持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好时，而不是说倾向于别的什么时，我们认为它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