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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所以居无求安，食无求饱，在于君子一心向仁道，所谓道一日不行于天下，心中一日不安，心之不安，食饱居安会使人能“三月不知肉味”？后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著名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宏扬的就是儒家的这种精神。
当然，在治世，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一心向道，于君子之食居无损；在乱世，则不然了。如果君子只一心向道，心不外务，在古代有明君能与之风云际会，会使道昌明于天下；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遇，就需要君子在物质方面也能使人生存于世方面做出一个好的榜样，否则再高明的道，如果使有道之人不免饥寒，会使一般人的向道之心受到影响。这方面，与孔子大致同时的越国大夫范蠡应该算是有道之人了，虽然他不是儒家。
孔子虽然讲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但需注意，前提条件在下面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并正面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只要能仁心传布，既不必刻意追求富贵，因为仁道流行之后，有德君子自然不用忧衣虑食，因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
敏于事：在人际关系理想其实应该说正常的社会里，做事的质量与数量是衡量一个人水平和价值的主要尺度。在这种正反馈机制下，做事的质量和速度无疑是人成功的重要素质之一。但在劣币追逐良币的负反馈机制比如官员命运单一地决定于上级的官僚体制下，精英被淘汰就成为必然了。因为在这种机制下，做事质量与速度有优势的人如果不能把更多的精力与心思有效地用在揣摸上司心思、讨上级所好的话，不但晋升会成问题，严重者可能正因为其能于做事而被压制、获罪甚至丢掉性命。在这种体制下，做事就让位给人际关系的不正常钻营，甚至不能做事者反而会被披上能于做事的外衣而把钻营掩饰在幕后。因此，如果不看这两种体制对敏于事的内容的具体要求而笼统地谈敏于事，可能会害人害己。
慎于言：慎言是保护自己的一个重要手段。俗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尤其对于法治不健全、存在着特权阶层而这特权阶层又往往其所好所恶又可以被装饰上许多美好的理由与词藻并能随意决定下属及平民的命运甚至生命的社会，不用说因为言语不合而后因为其他行为罗织罪名，就是因为言语不合直接以言语定罪的事也是平常的，但对于正人君子来说，又不能坐视正道被阻滞而不理，因此“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就成了许多人现实的写照。虽然孔子也强调：“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但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做到既不失人，也不失言，是极难的，因此孔子许之为智者。
再者，在这样的社会里，虽然能够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可以相对能免于因言获罪，但如果言语的自由导致言说者随意，尤其是言语如果先于思想行动，必然是不周密的，这样的言语如果作为决策被下属执行下去，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即人们所习称的“一言丧邦，一言兴邦”（当然人们对此的理解已经不同于孔子在《论语》中的解释），能不慎哉？
就有道而正焉：有道之人是指不只掌握了正道诸如正确的政治原则、正确的人生态度、正确的行动策略和正确的言行时机等，而且还能使正道得以实现的人。一个人的所闻所见有限，一个人的体会与创新可能合乎自己一人或周围几个的经验，但与更大范围的实际相对比，能否符合，就非个人所能解决了。
总之：以道为业者，君子也；不以道为业者，未必即小人也。这是从德上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