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组合:勃朗特三姐妹资料

每个成人都有个孩童时期，每个孩童都曾有过七色的梦。梦本是幻觉：虚悬、飘渺、易失。可就有这么几个女孩把美梦紧紧抓住，她们执着地置身于梦境的编织中，最终将幻想变成现实，获得了人生价值的永恒。这就是19世纪出现在英国文坛的勃朗特三姐妹作家提供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苦难与孤独
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哈沃斯的荒原上孤零零地崛立着一幢用灰色石头砌成的牧师住宅。1821年仲夏，牧师住宅的女主人因进入肺结核晚期已卧榻不起，其六个年幼的孩子乖巧地聚在他们的“小书屋”里看书或低声说话，七岁的大姐则把从报纸上获得的消息轻轻地传达给姐妹……
这是一群天资聪慧且乖觉懂事的孩子，母亲病重的痛苦阴影使他们变得安静，并自觉地用兄弟姐妹间的互相关爱和依恋来替代那过早失去的母爱。牧师住宅外是一片开阔、空旷的高沼地，小伙伴们常常手挽手地在那里散步，大家彼此关照，大一点的都知道照拂尚步履蹒跚的小妹。
母亲去世时，六个孩子中最大的玛丽亚也只有八岁，接下来伊利莎白六岁，夏洛蒂五岁，勃兰威尔四岁，艾米莉三岁，安妮一岁零八个月。病魔并没就此收手，仅隔三年，玛丽亚和伊利莎白又相继被同样的病症夺走了幼小的生命。对这个家庭来说，命运是残酷的，但就尚生存者来看生活又是可以自己创造的。孤独的环境和凄凉的家境不仅没能把剩下的孩子们的意志摧毁，反而催醒了他们智慧之花的绽开与思想性格的早熟。四个相依为命又年龄相近的孩子以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坚定地迈开了人生新的历程。
牧师住宅附近没有学校，孩子们仅有的一点基础知识主要是靠父亲和姨妈的传授。孤独的山庄几乎与世隔绝，孩子们没有外界朋友，没有任何涉外的交际和娱乐，石屋和荒野是他们仅有的活动天地。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文化共同体所占据的空间，至少应该以村庄、部落，或民族、民族群为单位，但这群孩子却自造了一个特定的文化空间，以“家庭成员”的方式在一个封闭的近乎原始状况的自然环境里结为“地方共同体”。她们的家里常年订有两份报纸，早年曾出版过两本诗集与一部进步性散文至今仍保持有“作家”孤傲癖的父亲和喜爱读书的母亲都有不少藏书，求知欲极强的孩子们便贪婪地从报纸和书籍中来汲取营养，了解外面世界，也从而使他们跟书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书报拓展了他们的视野，书报开启了他们的智慧，书报萌发了他们的想象，书报为他们勾画出了一个作家的美梦。这样看来，“一个文化”和“某个文化”这类术语，似乎既可以用来意指文化特质和文化集结的一种独特聚合，也可以用来意指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发现的一组文化特质的文化集结。勃氏姐妹所表现的特定的家庭组合与文化性集结，为她们日后走向文学、攀登文坛，铺出了一条明确的途径，而孤独与苦难，则成为她们后来倾诉与渲泄的内在动因。
二、童趣与天才
1826年的一天晚上，外出归来的牧师为孩子们带回了一套十二个木偶，第二天早上当他的独子勃兰威尔捧着木头士兵出现在姐妹们的房门口时，惊喜的姐妹们从被窝里跳出，每个抢过一个士兵并马上为其命名。夏洛蒂的小人最漂亮，她把它誉为威灵顿公爵；艾米莉的一位小人神情严肃，他们称之为“严肃汉”；安妮的那个模样古怪，个子小巧，自然就当了“侍童”；勃兰威尔也给自己挑了一个，管他叫“波拿巴”。进而他们又驰骋想象，将十二个小木偶变在了十二位活的勇士，开始了他们狂想中的智力游戏。在幻想的故事基础上他们仿照作家编写出了一个剧本——孩子们的处女作——《年轻人》(1826)，此时这些小作者尚只是四个六到十岁的孩子。就在这一年里十岁的夏洛蒂还写了小故事《从前有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安妮》(1828)。孩子们在游戏中还常常以各自理想人物的身份出现进行表演和相互间的论争，他们的思维、想象、语言、逻辑论辨等能力在娱乐和写作活动中迅速提高，其创作的欲望和兴趣也越来越强烈。他们变得聪敏，周围的一切——书报里的人物故事，家人的言语行动，室外那荒漠的旷野、顽强的石楠、飞溅的瀑布、呼啸的风暴都能引起他们的灵感，激发出他们天才的创作情思，相应地他们又用那稚嫩的手笔从事着不倦的写作，一个又一个新作品在孩子们的手里竞相诞生。如受“伊索寓言”的启示写出的剧本《我们的伙伴》(1827)；晚上睡不着觉，几个人瞎诌要各占据一座岛屿而引出岛名、假设岛上的首领、编出岛国上发生的许许多多故事，不仅衍生出了剧本《岛民》(1827)，还构筑出了两个庞大的王国体系，即夏洛蒂与勃兰威尔两人主编的“安格里亚王国故事体系”和由艾米莉、安妮主编的“贡达尔王国故事体系”。这种连绵不断的构思创作几乎贯穿了他们短暂的一生，尽管他们后来曾几度分别离家出外求学或任职家庭教师，但各自的创作都没中断过，其创作题材和样式也不断拓展。现保存下来的他们的手稿就有一百多份，包括戏剧、寓言、诗歌、小说、日记等多种体裁。其中夏洛蒂的创作最多。存稿中有一篇记录夏洛蒂从1829年到1830年间所有作品的名单，有二十二卷的目录、日期和标题，那时她才十三岁。小作家们对自己所进行的创作兴趣盎然、信心十足，为得到某种认可或求得心理满足，他们联手办起了一份“小杂志”，对自己的活动、作品进行记录和评介，同时再配上插图，孩子们的绘画天赋也得以显露。小杂志曾每月一期，当然，其作者、“印刷人”、读者仅局限于四个小合伙人。尽管孩子们最初的创作还显稚嫩，但正是这种对创作的浓厚兴致和勤于实践的精神为姐妹们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孤独的牧师住宅虽然狭隘，近乎与世隔绝，但家庭内部成员的精神生活却异常丰富多彩。几位聪颖互爱、乐于想象、勤于写作的孩子以自己的努力把一个偏僻荒岬之地变成了一个培养天才的摇篮。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教育家罗伯特·F·墨菲说过：“人类学把浪漫主义和启蒙精神紧紧结合起来，它从浪漫主义导出历史性和伴随着稀奇古怪各各相异的可取之处，而启蒙精神致力于在丰富多彩的人类表现中寻找秩序和内在合理性。”[1](P17)从这个意义上看，勃朗特姐妹虽处偏远之地，但地域阻隔并未使她们失去人类应有的鲜活的思想和特具的浪漫精神，相反，她们以浪漫的想象带动了自身的启蒙，又以启蒙的开发丰富了浪漫的想象，浪漫与启蒙伴随着勃氏姐妹度过了她们难忘的少年时代。
三、理想与成功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寻找生活出路的压力所迫，首先是夏洛蒂和勃兰威尔开始主动向社会出击，试图打开作品出版和写作成名之路。1835年至1839年间他俩先后多次分别给当时英国著名的《黑檀》杂志编辑，以及著名诗人骚塞、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写信自荐和寄送作品，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冷遇”。其中骚塞在给夏洛蒂的回信中还谆谆规劝：“文学不能，也不应该是妇女的终身事业，妇女越是投入于她应尽的职责中，就越没有闲暇来从事文学活动，哪怕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消遣也罢”。[2](P40)尽管屡遭挫折和不被那些文学精英所赏识认可，但夏洛蒂姐妹并没气馁，她们仍执着于理想的创作中，情系纸砚，梦绕笔端。遗憾的是勃兰威尔在理想受挫和恋爱失意的双重打击下酗酒自残，竟令人寒心地沉沦下去。
1846年5月，三姐妹诗集出版面世，但反响平平，在此后的一年里又售出了两本。尽管诗集的出版没能达到姐妹们预期的效果，但她们各自的小说创作出版计划却在默默而紧张地进行着。次年，三部小说脱稿，并分别被两家出版公司所接受。1847年年底，柯勒·贝尔（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埃利斯·贝尔（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阿克顿·贝尔（安妮·勃朗特）的小说《艾格妮斯·格雷》几乎同时出版，并且引起英国读书界的极大轰动和评论界的热情关注，人们被作品中那愤懑强烈的女性意识、狂放不羁的人物激情、不同凡响的旷野风骨所感奋。三部小说问世的第二年，在作品的影响和地位尚居高不下时，勃朗特三姐妹的真实身份因出版商之间的争执而被迫暴露——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竟一下子出现了三位作家，且都是女性，这个近乎神话的新闻无疑地同时为作品和作者都增添了无尽的奥秘和神圣的辉光。
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把勃朗特三姐妹的出现惊出奇迹、传为佳话，但我们在赞誉“天才”时，不能不随之思考：一个苦难的家庭何以联袂脱颖出三位优秀的女性作家，披阅中外文学历史，这种文化现象也属罕见。从人生历程看，勃朗特三姐妹出身苦难、倍尝孤独、奋斗维艰，但勃氏家庭却是一个充满诗意和想象的精神家园。苦难、孤独、隔绝、死亡、失败、痛苦，没有击败她们的意志，泯灭她们的追求，相反，身处逆境的生活，却使她们激发出对理想的不懈努力。不能实现的理想属于梦幻，将幻梦变成现实，便是一种成功。勃朗特三姐妹由几个追梦的女孩，用她们纤弱的身躯，积年的心血，战胜苦难，冲破隔绝，不畏冷遇，不怕失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辛勤地耕耘着艺术的园地，编织着理想的蓝天，这不是一种虚构的“神话”，而是一种实在的人生，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丰富性，立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勃朗特姐妹以她们天才的努力，证实了哲人的这一判断。

夏洛蒂·勃朗特
http://baike.baidu.com/view/9155.htm
艾米莉·勃朗特
http://baike.baidu.com/view/832806.htm
安妮·勃朗特
http://baike.baidu.com/view/331264.htm

都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