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害:出版文化

试论出版文化
　　向新阳
　　摘 要: 出版文化是人类文化长卷中重要的一页。出版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出版观念，在一定出版观念支配下进行出版实践和由出版实践所创造的出版成果及其影响的总和。出版文化横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大社会范畴，跨越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个文化领域，涉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种生产方式。出版文化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传播和积累人类文化的重要媒介，又是发展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既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关键词: 出版文化 内涵 特性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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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文化是人类文化长卷中十分要的一页。揭开它的庐山面目，既可以展示广袤文化空间中的一个新领域，以此拓展人们的文化视野；又可以在文化学科的丛林中树立一枝新秀，从而进一步丰富文化学科的内涵；还可以在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上温故知新，进而更自觉地把出版放在文化的平台上加以审视和进行实践。

　　出版文化的内涵

　　出版文化是在出版实践开始以后，逐渐萌生和发展的。我国先秦时代，就已开始了以复制图籍供给阅读和收藏为特性的出版活动。以后赓续不断，绵延至今数千年，形成了历史极其悠久、内容非常丰富、体系相当完备的出版文化。如果用“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三个层次的文化观（转引自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第7页），来观照出版文化，那么可以说，出版文化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出版观念，在一定出版观念支配下进行出版实践和由出版实践所创造的出版成果及其影响的总和。出版文化的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出版观念，即出版主体在对出版实践的规范和出版成果的利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出版实践及其成果的价值评价；

　　2．体现出版观念的出版政策、出版法规及相关的道德规范；

　　3．执行出版法规、政策，进行出版实践的组织机构及相关制度；

　　4．在一定出版观念支配下进行的出版实践；5．出版信息处理技术及出版手段；
　　6．出版成果及其影响；
　　7．由出版实践而衍生的其他出版文化现象。
　　在这个内容体系中，出版技术的进步与出版观念的嬗变，特别令人注目。在我国，出版技术经历了由笔与刀到铅与火、再到光与电三个阶段，即由手工抄写和刻印，到活字排印，再到电脑打印制作；与之相应，出现了附丽出版（完全不独立）、垄断出版（半独立）和自由出版（完全独立）三种形态，产生了信息崇拜、信息垄断和信息自由三种观念。其中，由铅与火到光与电的过渡，引起了由垄断出版到自由出版，由信息垄断到信息自由的转变。这是一个空前的引发人类社会深刻变革的巨大转变，一个正在演进远未完成的转变。
　　对这个内容体系进行历史的详尽的阐释，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仅仅对现代出版技术所引发的现代出版观念的变化略加阐述，就可以看出这个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迅猛发展的现代出版技术，引起了出版实践的空前深入和丰富，继而导致出版观念的深刻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由自我封闭转向自由开放（面向世界）。以往的出版实践，主要由于出版技术的限制，表现出自我封闭的特点，包括实践范围的封闭，实践对象的封闭和实践过程的封闭，出版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打上封闭的烙印。信息崇拜和信息垄断，都是这种封闭观念的表现。现代出版技术（光电技术、数字技术等）应用于出版实践后，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封闭局面，特别是当出版业由纯粹的文化事业变为信息产业之后，出版业的自由开放更是一股不可抵挡的潮流。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这一潮流的到来。这一潮流将不断地冲刷出版业中的楚河汉界，让人们在世界范围内面对空前的挑战和激烈的竞争。光与电的速度和数字的瞬息万变，将展现出全新的出版自由王国，信息自由的观念将开启一个
　　真正自由出版的新时代。
　　2．由以功利为务转向以人为本（面向受众）。旧时的出版事业，在本质上是少数人的事业，正如出版技术仅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样。出版始终被绑在阶级斗争、政权更迭、意识形态等的战车上。即使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面向民众，也仅仅是出于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个人、集团、阶级的功利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现代出版技术和出版实践，打破了出版成果被垄断的局面，使之从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少数个人、集团、阶级的奥堂，走向大庭广众。在我国的有关规定中，明确提出出版事业的基本任务，是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是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两项任务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普遍意义，反映了大众的共同需求。它的提出，突出反映了出版观念的
　　深刻变化。出版是为了广大民众，广大民众享有出版自由，这两方面的结合，充分体现了现代出版观念中以人为本的思想。

　　出版文化的特性

　　出版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殿堂中，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品类。其特性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横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大社会范畴。所有的社会现象，不是属上层建筑，便可归于经济基础，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一个例外是语言，非此非彼，既不是上层建筑，也不是经济基础。先前人们认为这是惟一的例外，现在又认识到了一例——出版文化，亦此亦彼，既属上层建筑，又属经济基础。出版观念及相关的理论体系等，在上层建筑之列；出版实践所涉及的出版生产资料和出版成果的分配等，在经济基础之列。唯其具有上层建筑的本质，所以出版是一项文化事业；唯其具有经济基础的特征，所以出版又是一种文化产业。出版之所以兼具“事业”和“产业”的属性，正是由出版文化的这一特性决定的。
　　2． 跨越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个文化领域。长久的出版实践，积累了关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丰富知识，构筑了精神文化的宏伟瑰丽大厦，并以此哺育着人类的文明。同时，在漫长的出版实践活动中，出版工具的不断改进，出版载体的不断更新，出版技术的不断进步，出版产品的不断精良，也铸造了辉煌的物质文化。出版文化融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于一体，正如出版产品融精神内容和物质形式于一体一样。由此可知，当出版产品投入市场成为商品的时候，它又是一种不同于只具物质形式的一般商品，而是一种特殊商品。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精神内容和物质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在人类文化的长廊中，常常可以看到“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一类的名目，它们是否也具有与出版文化相同的这一特性呢？答案是否定的。出版文化中的精神内容，主要是用人类所特有的信息符号语言（用文字或声音记录）等形式固定下来的，人们同样可以对这些以语言为主的信息符号进行解读，并予以评价。由此可见，语言等信息符号是出版文化中精神内容的重要标志，这是建筑、饮食、服饰等本身所不具备的，它们只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物质文化而已。
　　3．涉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种生产方式。出版过程包括从获取著作稿到制成出版物，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精神生产阶段和物质生产阶段。通过策划、选择、评价、优化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的编辑劳动，把撰著者提供的著作稿制作成可用于复制的编辑稿（书稿），这是精神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所利用的“原材料”是各类有一定价值的社会信息，所使用的“工具”是脑（用于思维）和手（用于书写），电脑之类可看作脑的扩充和手的延伸。这就构成了精神生产所特有的生产方式。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将编辑稿予以复制，并赋予适合传播或贮存的物质形式，以供发行，这是物质生产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所利用的原材料是各类物质载体，所使用的工具是机械或计算机等。这与一般的物质生产有着相同的生产方式。精神生产所钟情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物质生产所追求的，是由投入和产出形成的“剪刀差”所带来的效益。出版行业多年来所议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出版文化所固有的特性。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它们形成了出版文化内部的一对对矛盾。从本质上来说，矛盾的双方，一则是精神的，一则是物质的；出版文化的本质特性，决定了前者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事实上来说，矛盾的双方是应当而且可以统一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统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正是矛盾双方统一的体现。

　　出版文化的地位

　　出版文化在人类社会结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从来如此，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其地位更显突出。
　　首先，出版文化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随着人类自身的诞生而开始萌发的，它的历史与人类史相依相随。从人类的诞生到文字的创造，从文字的创造到著作物的产生，从著作物的产生到进行复制以供传播，经过了极其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逻辑结果，就是文化与出版的历史结合，就是出版文化的产生。人类文化中物质层面的东西，不断地被创造，也不断地被消耗，能经受住历史长河的冲刷而被保留至今的，较之所创造的数量来，实属凤毛麟角，大多以文物或藏品的“身份”显示其历史文化价值。人类文化中精神层面的成果，也在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但创造远远大于消耗，积累远远多于淘汰，历史越是久远，积累越是厚重，越是丰富。为这种积累所提供
　　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出版，所提供的最广阔的空间是出版文化，其中主要是以各种形态留传下来的书籍。中国是保存古代书籍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其数量多达126452种，除去重复部分，总数不少于10万种（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第4页）。这是一个硕大无朋的文化宝库。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前进的每一个足迹，中华文明创造的每一项成果，都被保存在这个宝库中。[英]李约瑟《中国科学史》指出：中国的《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就有世界上最早的具体的日蚀记载，说明《诗经》时代的先民已观察到了日蚀这一重要天象。《史记·五帝本纪》描写舜为了逃脱其父及异母弟的追杀，从着火的仓廪上“以两笠自扞而下”，可见尧舜时代的祖先就认识到了空气的浮力并加以应用。《汉书·五行志》最早记载了太阳黑子活动。王充在《论衡》中把潮汐现象与月球的运行联系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科学是如此。文学，除了一小部分民间文学口耳相传以外，从《诗经》到《红楼梦》，从屈原到鲁迅，都是借助其出版成果，长久地活跃在中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舞台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版文化，是人类文化荟萃之所在。出版文化中，有着人类文化的无尽宝藏；如果没有这一纷繁茂盛的园地，人类文化必定苍白以至沦为一片荒漠。
　　其次，出版文化既是传播和积累人类文化的重要媒介，又是发展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从文化的传播来看，书籍及其他出版物是推进文明的杠杆；从文化的积累来看，书籍是贮存知识的宝库；从文化的发展来看，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书籍，正是出版文化的直接标志。随着社会信息量的增加，需求信息范围的扩大和时间的延长，面对面的直接传播已远远不能与之相适应，需要一种社会行为介入，这就是出版。出版的实质，就是复制文化信息向公众传播。在现代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前的漫长岁月中，这是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即使在今天，它仍然举足轻重。而积累和传播同根同源，积累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和完成的，所以出版文化同样是文化积累的重要媒介。文化的传播和积累，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最现实的基础。只有继承才能发展，只有创新才能进步。英国著名的文化社会学家K·波普尔曾提出过“三个世界”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世界三”毁灭了，人类就会陷入黑暗的深渊，就要重新经历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艰难历程。他所说的“世界三”包括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这些几乎毫不例外地凝结在出版文化中。人类从早期直立人到晚期智人，文化的发展经过了300万年左右；而进入文明时代，至今只有几千年；尤其是以纸张为物质载体，以活字印刷为手段而产生的出版文化的日积月累、日新月异，导致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思潮的诞生和科学技术的创造，促使最近几个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突飞猛进，空前繁荣。无怪乎
　　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把为出版文化创造了最基本、最重要物质基础的蔡伦（发明纸）和约翰·谷登堡（发明印刷机），列入其所著《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中，并根据影响的大小，将他们依次排列在第7名和第8名。哈特甚至认为，纸的发明改变了中西文化的对比度：在公元2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一直不如西方文化先进，但在公元后的一千年间，中国的成就超过了西方。促进这一变化的关键，是纸的发明及其在出版中的应用。而15世纪以后西方超过了中国，一个单纯的技术上的原因，就是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事情可能并不如此简单，但这样认定出版文化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也不无道理。物质的层面如此，精神的层面更加如此。
　　再次，出版文化既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这是出版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出版文化区别于传统出版文化的重要特征。
　　现代出版文化一方面继续发挥着传统出版文化的巨大作用，诸如对社会信息的传播作用，对民族文化的积累作用，对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对域外文化的辐射作用，等等；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又成为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出版文化的水平，直接反映着经济、政治、文化的水平。出版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和突出，表明现代人类社会越来越需要出版文化。很难想像，一个出版文化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如何能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和优秀的民族。
　　中华民族传统出版文化，其历史之悠久，其内容之丰富，其体系之完备，其传承之严密，在人类文化历史上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辉。人类文明已进入公众理解的地步，民主、公开、透明是现代文化的特点。只要我们顺应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努力发展现代出版科学技术，我们必定能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现代出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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