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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说与当代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100多年来它对客观世界的深刻改造上，而且体现在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上。今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20周年。为了纪念马克思，缅怀马克思，今天本报刊发此文。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研究经济现象、经济利益关系，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我们坚持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当代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经济情况。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但不能由此认为，它对社会主义没有指导意义。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著，但他的经济学说对社会主义的意义，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研究和把握。下面分别举例阐述。

　　有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般原理，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适用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适用。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对待这一原理，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明确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诸环节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对处理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社会再生产诸环节中，生产具有支配和决定作用。关于这个方面，过去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强调得比较多。但对于分配、交换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则认识不足。然而，马克思的有关原理是：“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所谓“单方面形式”的决定作用，是相对于生产在总体上和多方面形式上的决定作用而言的。比如，消费不能从总体上对其他诸环节及其相互关系起决定作用，但对生产这一方面来说可起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近些年来，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明显地体现了消费需要对生产的决定作用。过去片面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消费的需要，搞为生产而生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还论述了“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的道理：一方面，“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了超常的生产过剩，大量产品积压，不能被用于消费，它们就不是现实的产品，等于没有生产，其实还不如没有这部分生产，因为它浪费了资源。另一方面，“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生产应根据社会的消费需要而进行，生产规模与生产结构应与消费需要的规模与结构相一致。

　　交换与分配也会在“单方面形式”上决定生产。市场扩大，交换范围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扩大。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分配，才有私人资本参与生产。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关于商品生产及其规律的一般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马克思的商品生产及其规律和劳动价值理论，适用于一切商品经济。商品与价值，是一种中性的范畴与关系。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曾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土壤，把发展商品市场关系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认识是不科学、不符合实际的。

　　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发展。近些年来，相关论述较多，这里不再赘述。

　　马克思分析商品生产所揭示的有关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价格运动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依然存在和发生作用。就拿价值规律来说，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搞“一平二调”，违反价值规律，造成了经济损失。实践证明，当违反价值规律、破坏等价交换原则时，经济发展就受到损害；而遵循价值规律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顺利。

　　我国的经济活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国内商品价值会转化为国际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国际价值的概念和原理，指出决定国际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各参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国内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较少的国内价值可还原为较多的国际价值，增加收入；反之，则减少收入。因此，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重视与遵循国际价值的原理与规律，力求降低国内成本，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与国际竞争力。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提出的一些原理和规律，如果抽去其资本主义的特定关系，对社会主义也有意义

　　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对于说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工农业差别及绝对地租等问题，具有理论前提的意义。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在某些方面或轻或重地也会在我国出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随之会出现结构性矛盾，使就业难度增大。考虑到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机构成低，就业岗位多，因而需要处理好产业结构升级中不同类型产业的关系。资本有机构成高低不同的企业利润率高低不同，而部门之间的竞争引起资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最终形成平均利润率与生产价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理论界把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和关系。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的作用下，也会形成平均利润率与生产价格。如果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先进行业利润率低，而有机构成低、生产技术落后的行业反而利润率高，就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利于科技进步和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包含社会化再生产的一些一般原理。诸如国民经济合比例发展的原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原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及其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原理，社会再生产中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原理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关于外延与内涵的再生产原理，我国经济学界经常引用，但存在理解不完整、不准确的情况。马克思曾从两个角度论及外延及内涵的扩大再生产问题。一是从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论述：“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有的学者以此把场所的扩大与效率的提高截然分开，似乎有场所的扩大就没有效率的提高，有效率的提高就没有场所的扩大。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二是从剩余价值用作追加资本的角度论述：“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添设新工厂是外延扩大，但并不妨碍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投资形式上的外延扩大，经营方式上的外延与内涵并举。这里把追加投资用于原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视为内涵扩大，但可以有两种经营方式，一是只增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规模扩大却没有效率提高；二是进行技术改造与革新，增添先进设备，提高效率。不能把外延扩大再生产同粗放经营等同，把内涵扩大再生产同集约经营等同。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其中有些是科学预见，对社会主义有直接意义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生产等问题时，为了对比，有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方面，提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特点和规律性。对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有些曾在我国宣传得比较多，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计划调节等，而有些则宣传得比较少，有的甚至不宣传。比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问题，就曾在理论宣传工作的视野中消失。近些年来，我们已注意并重视这个问题。《共产党宣言》提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社会中，“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而实现这一原则，要以生产力和物质条件的发展为“现实基础”。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论述由社会主义社会转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必要条件时，提及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可见，马克思强调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不仅是从人文的角度去考虑，而且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联系在一起的。

　　再比如，社会主义的要求和任务之一，是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们需要，实现共同富裕。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是很明确并作过突出论述的。《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又说：在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发展了马克思的上述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搞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这两条，那就只能实行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按劳分配，短缺的计划调节，一句话，就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然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对待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方面要继承和坚持，因为马克思主义既是我们进行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不是宗教教义，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研究经济现象、经济利益关系，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国内外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际经济情况，而不能拘泥于他在特定情况下所做的个别论断和具体结论。

http://51ky.com/Study/Article_74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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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樊文说，“在苏联范式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但只研究生产的社会方面，也就是研究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所说：‘政治经济学决不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参见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在樊文看来，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排斥了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二是排斥了交换。

其实，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研究生产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并不只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而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共同主张的观点。樊文在引用教科书时一并引用的列宁的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也有十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工艺学才研究“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0页。）即“人与物”的关系。恩格斯也说：“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樊文的矛头所向并不是什么“苏联范式”，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当然，经典作家的观点也并不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在于：经典作家们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不仅不是樊文所说的什么“问题”，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的一个突
出表现。实际上，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把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之所以把古典经济学称为“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是因为“这种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8页。）而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之所以是庸俗的经济学，也正是因为，阶级斗争采取了公开的威胁性的形式，资产阶级已不敢再研究“人与人”之间即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样具有“爆炸性”的问题，只好用“人与物”的关系来取代了。这不是什么进步，而是一种退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由科学走向庸俗的一个表现。

在这方面，樊文认为：“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人们可以‘同志式地相互协作’，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似乎已不重要，最重要的问题已是人与物打交道，而不再是人与人打交道。”这样一种“推论”显然是不正确的。诚然，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的对抗，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对抗的消失并不等于矛盾的消失，根本利益的一致并不排除人与人之间还存在利益上的矛盾。列宁说：“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注：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282页。）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中都有所论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的观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应该说，今天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方面所遇到的任何一个问题，无一不牵涉到人与人的关系；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发展，社会就不可能得到稳定。在这方面，研究生产关系即
人与人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大有用武之地的，而决不像樊文所说的那样是“很没用”的。

说到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杨永华同志在评论有关“苏联范式”争论时提出的一个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范式是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与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结合”。据说，“最早把经济范畴分成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是列宁在批评西斯蒙第和俄国民粹派时提出来的”。（注：杨永华：《评“苏联范式”之争》，《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为了证明这一点，杨文引用了列宁的如下一段话：“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了解是极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只有按前一个意思来了解‘生产’，才会把‘分配’从生产中划分出来，而在谈论生产的‘部分’中，不是运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运用属于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用这种空洞的废话来抹杀历史和社会的条件。”（注：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页。）但是，实际上，列宁的这段话不仅不能证明杨文的观点，反而是对杨文观点的一个有力的批评。列宁讲得是那么清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只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而“物质的生产”是“工艺学的对象”；如果用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取代社
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就是“用空洞的废话来抹杀历史和社会的条件”。对于列宁来说，经济范畴也就是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这和马克思关于“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关于“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怎么能够说列宁是“把经济范畴分成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呢？又怎么能够说“马克思范式是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与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结合”呢？在这方面，杨文也自知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又提出“补充”的说法：列宁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批判旧世界的经济学”，而不是“建设新世界的经济学”，前者“只能运用社会经济形式范畴”，而“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处于不发达状态”。这同样是说不通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建设新世界的，把批判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提出所谓两种经济学——“批判旧世界的经济学”和“建设新世界的经济学”，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问题还在于，既然杨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属于所谓“批判旧世界的经济学”，“只能运用社会经济形式范畴”，而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只是“处于不发达状态”，又怎么说得上“马克思范式是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与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结合”呢？按照杨文的观点，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全都不属于‘马克思范式’”更符合逻辑吗？

至于樊文批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对象定义“排斥了交换”，同样是值得研究的。我们看到，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一章中，教科书讲到了“在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形态中，物质资料的分配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教科书还引用了恩格斯关于“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只有经过这种研究之后，它才能确定出适合于一般生产和交换的最一般的为数不多的规律”（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的论述。更重要的是，从内容来看，教科书第28章专门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第32章专门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第36章还专门阐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间的新型经济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合作的形式”等问题，怎么能够说“苏联范式”“排斥了交换”呢？

从理论上来说，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并列的概念。现在不少教科书往往把这四个方面并列起来作为生产关系的内涵，并且认为这是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论述为根据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对庸俗经济学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方面并列起来和割裂开来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他所强调的恰恰是：“生产既支配着与其它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物质的生产”），所谓“排斥了交换”的问题就不会存在。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曾指出：“如果我们一贯把‘生产’看作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那么无论‘分配’或‘消费’都会丧失任何独立的意义。如果生产中的关系阐明了，各个阶级获得的产品份额也就清楚了，因而‘分配’和‘消费’也就清楚了。”（注：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167页。）列宁在这里是针对艾弗鲁西
和西斯蒙第的观点说的，只提到了“分配”和“消费”，而没有提到“交换”。实际上，对“交换”来说也是一样的。生产关系中当然包含有“交换”的内容，因为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注：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当然这里讲的“交换”是广义的交换，和狭义的交换（商品交换）是有区别的，但前者可以涵盖后者应是没有问题的。

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要坚持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真谛在于坚持“科学”二字。首先要正确理解“科学”二字的真正内涵。任何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规律。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其中包括商业银行在几百年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在现代商业银行发展过程当中，谁不讲科学，不按规律办事，谁违背了规律性，谁就不可能真正发展，所谓的大胆“试验”，寻找捷径的结果只能是再次以高昂的代价印证规律性的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稳健经营、审慎经营的原则，必须坚持以经济资本约束风险资产的指导思想，把风险资本控制在与经济资本相适应的、恰当的比例范围之内，把风险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其次要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解决发展中碰到的问题。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发展中出现问题、碰到困难，都是正常的。关键是我们以什么心态来看待这些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第一就是要转变观念、统一思想。要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按照商业银行发展的规律来解决我们目前发展中的问题，决不能违背规律办事。现在有些问题，可能存在就这个问题抓这个问题的情况，比如说要抓存款，就为抓存款而抓时点数，把指标抓上去，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绝对不能违背规律来办事。第二要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我们临沂市分行目前面临的较大困难就是存款问题。一个企业衰退首先是市场业务下降，然后资产质量下降——效益下降——收入下降——士气下降——到整个衰退。存款的下降接下去就是收入下降，因为存款是我们的主要产品、效益基础。现在我们存款增长速度放缓、市场份额徘徊不前，深层次的原因，必须探讨。我们要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不能产生这个循环圈。第三要坚定信心，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们始终认为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在当前形势下，全行上下，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有勇气。从某种意义上讲，精神状态决定一切。我相信只要我们全行上下团结一致，我们临沂市分行一定会在已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再向前迈进。
要坚持以人为本。民主是以人为本在政治上的体现，加上经济上的民本和生活上的民富，就共同构成了以人为本的主要内容。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置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就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作为金融企业的建设银行而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和理念。以股东和客户为本，以每一位建行员工为本，实现大家的价值最大化，建行的价值才会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总行为我们全行制订的“三年”规划中提出以中产阶层及其控制影响的公司作为我们的目标客户和构建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体系，就充分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的实质内涵。我们建设银行的主理念：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这就体现了“民本”这个概念。从另一个方面，我行的三年规划在成就客户价值的同时，也考虑了员工的全面发展，九大能力提升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实质内涵。我们要通过提供共同的愿景，将企业的目标与员工的期望结合在一起，要充分信赖和依靠广大干部员工，使员工对建行的发展充满信心和归属感。要通过富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及价值分享系统来满足员工的多元化需求。要通过提供持续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提升员工的人力资本价值。要通过让员工参与管理，授权员工自主工作，并承担更多的责任，保护和激发广大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好地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创造价值，提高客户满意度，提升建设银行的价值，进而提升员工的人力资本价值。
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总行三年发展战略规划中特别强调：建设银行的发展，必须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要统筹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统筹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统筹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统筹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关系；统筹资本、规模和结构的关系；统筹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的关系；统筹业务发展和队伍稳定的关系。临沂行新一届班子成立以后，行党委认真按照总行、省分行党委的要求，结合临沂行的实际，积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注重质量、效益和效率；注重各项业务的统筹协调；注重发展后劲，力求各项业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路是正确的，措施是可行的，关键在狠抓落实。
总体上讲，2004年，临沂行的形势，尤其是效益、资产质量都位列系统前茅，中间业务也有较大进步，全行各项工作也呈现了诸多亮点：一是2004年临沂市分行成功入围全国中心城市行行列，实现了临沂行发展史上的历史突破，为全行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争取到了一个难得发展机遇。二是国电费县电厂项目已得到总行批复，下一步授信总量22亿元的国电费县电厂项目将成为我行新的业务增长点。三是临沂市政府行政收费大厅项目正式落户我行新办公楼，将对推动我行代发工资、行业客户攻关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四是全行全口径存款余额78.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55.3亿元，分别较年初新增10.6亿元、13亿元。中间业务、贴现业务发展速度明显加大。全行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2224万元，累计办理票据贴现20亿元，实现贴现利息及递延收益3402万元。全行实现利润1.2亿元，当期经营效益创历史最好水平。
应该说，现在我们临沂行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是同时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比较多，如何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如何提高风险意识，如何遏制不良资产的反弹等深层次问题还在困扰着我们。虽然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是影响全行业务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想方设法解决。
对于2005年及今后一个阶段，我们必须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为指导，更加注重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更加注重解决事关员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更加注重业务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加注重业务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更加注重全面的风险管理。切实解决好当前改革发展中不够全面和协调的问题，真正促使全行业务发展能够做到“好中求快、稳中求进”。“好”，就是要做到结构更优、效益更佳、资产质量更高、业务的增长方式更科学。“快”，就是要加快各项业务的稳健、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保持临沂市分行在系统内的优势地位。“稳”，就是要切实做到防止业务发展大起大落，防止不良资产反弹，防止案件发生，做到人心思定、业务稳定。“进”，就是要使资产负债业务以及中间业务等战略性业务全面发展，使资产质量和经营管理能力、员工队伍建设都上一个台阶。
要坚持求真务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求真务实，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决不能做无用功、摆花架子。确保下一阶段业务发展“好中求快，稳中求进”，必须真抓实干。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想问题、作决策、干工作的全过程，以长远眼光谋划发展、以全局意识统筹发展、以科学态度抓好发展，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要以员工满不满意、基层满不满意、客户认不认可作为检验我们各项工作的标准。

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

要正确处理好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近一年来，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平稳协调、较快发展的重大举措，两者是完全统一的。现在我们实行宏观调控就是走集约化发展道路，既要集约，也要节约。否则的话，中国现有的资源，无法承载中国发展的重任。因此，中央一再强调发展节约型经济，是很有远见的。作为金融企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决贯彻、认真落实。金融是经济的核心，信贷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当前，我们一定要按照国务院的“48字”方针，加强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采取有效的措施，停止对产业政策明确淘汰产品的信贷支持，控制对采用落后工艺、技术装备项目的贷款，特别是控制信贷资金流入低水平盲目扩张的行业。对风险可控、有还款能力、产品适销对路、符合国家宏观要求和产业发展政策的优质项目、优质客户，要积极营销，积极支持，提供优质服务，要防止信贷的大起大落，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要正确处理好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业绩考核的关系。讲业绩考核，也就是讲政绩观。我们都知道，如果政绩观没有树立好，业务考核的指标就设计不好，因为它是“指挥棒”，它会指挥我们盲目乱干。所以，科学的发展观与正确的政绩观密切相关，不正确的政绩观会导致发展的偏差，严重的还会破坏科学的发展，因此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政绩观，我们要用正确的政绩观保障科学发展观得到落实，要着眼于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政绩的考评体系，以形成正确的政绩导向。业绩考核指标设置非常重要，当前我们要按照重组改制价值最大化的要求，要突出关键业务指标的考核，要十分注重效益的考核，资产质量和内控考核，中间业务和各项战略业务的考核，尤其要十分注重负债业务，即存款的考核，它是人气的指标，效益的基础，银行的盘子。对业绩的考核，我们不仅需要有全面的考核评价规定，还需要有严格的奖惩措施，不仅要考核“显绩”，还要考核“潜绩”，要通过业绩指标的导向，调动广大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实现各项业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要正确处理好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能力提升的关系。科学发展不仅是靠原有传统经验，靠走老路的发展，而是必须用现代的先进科学知识，新的发展思路、工作方法和业务流程，脚踏实地的工作，真正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因此，我们必须加快自身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总行三年规划中就如何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提了9个方面的能力。我们在市分行2004年年初工作会上，提出了“打造六个亮点、努力实现七个突破”的工作思路。“六个亮点、七个突破”是结合临沂市分行当前实际，就如何增强临沂市分行核心竞争力的全面的概括和提炼，明确了我们今年及下一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做好各项工作的途径和目标，为此，我们要围绕“六个亮点、七个突破”，尽快转变观念，加强学习，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提高市分行机关本部的工作效能。市分行这支干部员工队伍总体素质是高的，就单个人来看，能力都非常强。作为管理团队，现在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团结协作，形成合力。关于如何改善市分行机关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效能，能不能提倡“高效而快乐”的工作。下一步我们还要作专题研究，因为这也是团队能力体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要正确处理好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切实抓好当前工作的关系。全面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必须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将科学的发展观的落实体现到各项工作中去。市分行确定的2005年全行总体工作思路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以“发展、效益、标准、能力、责任”十字工作方针为指引，围绕价值创造，加快发展各项业务，围绕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员工素质，加快把我行建设成为最具价值创造力的银行。一是突出市场定位，强化营销创新，努力争创一流的发展速度。公司业务要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发展中长期信贷业务，突出重点项目基本建设贷款和重点客户技术改造贷款，提高中长期贷款的市场份额，增强贷款的持续创利水平；大力发展票据贴现产品，健全市场拓展、票据审查、业务审批等操作流程，强化统一性和专业化管理，控制道德风险，保持票据业务对经营绩效的贡献度；要切实做好中小客户贷款管理办法的试点工作和集团客户统一授信的组织和推进工作，加强对我市优质重点企业、优质行业、优质中小企业客户的全面渗透，努力实现公司客户营销的新突破。个人银行业务要进入全面提速期。要牢固树立个人银行业务是“立行之本”的指导思想。积极实施“产品、客户、队伍、服务、网点”五大精品战略，创造个人银行业务的市场竞争优势。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继续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重。要继续实行一把手负责制，落实战略费用，确保中间业务的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增强；要对中间业务实行各部门之间的联动营销和各产品之间的捆绑式营销，形成全行抓中间业务的良好局面。二是要深化改革，加强创新，努力谋求一流的经营效益。今年是体制与机制的“变革之年”，省分行将陆续推出人力资源管理、营销、内部审计、风险管理、资产保全、财务管理、后勤保障等七项体制改革。对于上级行一连串的改革措施，全行员工要提高认识，顾全大局，服从安排，积极做好协调配合，确保改革平稳推进。在认真贯彻上级行的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根据我行的实际情况，按照股份制银行的标准和市场竞争的要求，将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引入到我行的经营管理之中，利用“无形的手”引导资源配置、促进业务发展。三是要加强基础管理，建立一流的运营机制。要持续推进“贯标”工作。贯标工作贵在坚持，重在执行，要坚持持续推进的工作思路，不断提高员工的贯标理念和按体系文件要求开展工作的自觉性，运用体系管理工具，全面提升我行各项业务的服务、管理水平。四是要加强班子和员工队伍建设，努力培养一流的员工队伍。要以能力提升为重点，全面加强领导班子队伍建设。要结合对省行党委一号文件的贯彻，加强中心组学习，通过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不断提高各级班子的“六种能力”。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集体领导，发挥班子整体合力。开展以“政治素质好、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为主要内容的“四好”领导班子创建活动，把握作风和本领两个方面，努力建设优秀的领导干部队伍。五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创建一流的发展环境。要以提升价值创造力为核心，构建我行特色企业文化。要将建设特色企业文化与全行的发展战略、经营目标以及业务特点相结合，使全行统一的价值观念、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渗透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最终发挥企业文化的倡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为改革发展和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苦思苦想所得，不足之处望见谅。
谢谢。

马克思经济学说与当代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100多年来它对客观世界的深刻改造上，而且体现在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上。今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20周年。为了纪念马克思，缅怀马克思，今天本报刊发此文。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研究经济现象、经济利益关系，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我们坚持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当代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经济情况。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但不能由此认为，它对社会主义没有指导意义。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著，但他的经济学说对社会主义的意义，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研究和把握。下面分别举例阐述。

有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般原理，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适用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适用。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对待这一原理，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明确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诸环节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对处理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社会再生产诸环节中，生产具有支配和决定作用。关于这个方面，过去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强调得比较多。但对于分配、交换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则认识不足。然而，马克思的有关原理是：“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所谓“单方面形式”的决定作用，是相对于生产在总体上和多方面形式上的决定作用而言的。比如，消费不能从总体上对其他诸环节及其相互关系起决定作用，但对生产这一方面来说可起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近些年来，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明显地体现了消费需要对生产的决定作用。过去片面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消费的需要，搞为生产而生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还论述了“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的道理：一方面，“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了超常的生产过剩，大量产品积压，不能被用于消费，它们就不是现实的产品，等于没有生产，其实还不如没有这部分生产，因为它浪费了资源。另一方面，“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生产应根据社会的消费需要而进行，生产规模与生产结构应与消费需要的规模与结构相一致。

交换与分配也会在“单方面形式”上决定生产。市场扩大，交换范围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扩大。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分配，才有私人资本参与生产。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关于商品生产及其规律的一般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马克思的商品生产及其规律和劳动价值理论，适用于一切商品经济。商品与价值，是一种中性的范畴与关系。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曾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土壤，把发展商品市场关系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认识是不科学、不符合实际的。

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发展。近些年来，相关论述较多，这里不再赘述。

马克思分析商品生产所揭示的有关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价格运动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依然存在和发生作用。就拿价值规律来说，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搞“一平二调”，违反价值规律，造成了经济损失。实践证明，当违反价值规律、破坏等价交换原则时，经济发展就受到损害；而遵循价值规律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顺利。

我国的经济活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国内商品价值会转化为国际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国际价值的概念和原理，指出决定国际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各参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国内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较少的国内价值可还原为较多的国际价值，增加收入；反之，则减少收入。因此，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重视与遵循国际价值的原理与规律，力求降低国内成本，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与国际竞争力。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提出的一些原理和规律，如果抽去其资本主义的特定关系，对社会主义也有意义

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对于说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工农业差别及绝对地租等问题，具有理论前提的意义。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在某些方面或轻或重地也会在我国出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随之会出现结构性矛盾，使就业难度增大。考虑到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机构成低，就业岗位多，因而需要处理好产业结构升级中不同类型产业的关系。资本有机构成高低不同的企业利润率高低不同，而部门之间的竞争引起资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最终形成平均利润率与生产价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理论界把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和关系。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的作用下，也会形成平均利润率与生产价格。如果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先进行业利润率低，而有机构成低、生产技术落后的行业反而利润率高，就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利于科技进步和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包含社会化再生产的一些一般原理。诸如国民经济合比例发展的原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原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及其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原理，社会再生产中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原理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关于外延与内涵的再生产原理，我国经济学界经常引用，但存在理解不完整、不准确的情况。马克思曾从两个角度论及外延及内涵的扩大再生产问题。一是从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论述：“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有的学者以此把场所的扩大与效率的提高截然分开，似乎有场所的扩大就没有效率的提高，有效率的提高就没有场所的扩大。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二是从剩余价值用作追加资本的角度论述：“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添设新工厂是外延扩大，但并不妨碍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投资形式上的外延扩大，经营方式上的外延与内涵并举。这里把追加投资用于原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视为内涵扩大，但可以有两种经营方式，一是只增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规模扩大却没有效率提高；二是进行技术改造与革新，增添先进设备，提高效率。不能把外延扩大再生产同粗放经营等同，把内涵扩大再生产同集约经营等同。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其中有些是科学预见，对社会主义有直接意义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生产等问题时，为了对比，有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方面，提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特点和规律性。对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有些曾在我国宣传得比较多，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计划调节等，而有些则宣传得比较少，有的甚至不宣传。比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问题，就曾在理论宣传工作的视野中消失。近些年来，我们已注意并重视这个问题。《共产党宣言》提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社会中，“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而实现这一原则，要以生产力和物质条件的发展为“现实基础”。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论述由社会主义社会转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必要条件时，提及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可见，马克思强调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不仅是从人文的角度去考虑，而且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联系在一起的。

再比如，社会主义的要求和任务之一，是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们需要，实现共同富裕。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是很明确并作过突出论述的。《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又说：在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发展了马克思的上述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搞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这两条，那就只能实行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按劳分配，短缺的计划调节，一句话，就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然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对待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方面要继承和坚持，因为马克思主义既是我们进行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不是宗教教义，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研究经济现象、经济利益关系，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国内外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际经济情况，而不能拘泥于他在特定情况下所做的个别论断和具体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