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档案第七季分集剧情:福楼拜的三原则是什么

这位朋友，很抱歉，没有找到关于所谓“福楼拜的三原则”的文章。但是却找到了关于福楼拜创作的文章，希望找到的资料能对你了解福楼拜的创作有所帮助。

　　福楼拜（1821一1880）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童年在浪漫主义风靡法国时度过。雨果曾是他心目中的偶像。然而给他的创作定音的，却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法国开始流行的实证科学。他把小说看作“生活的科学形式”①，要求作家象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描绘一切、解剖一切。在福楼拜看来，“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②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③是小说家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观点决定了他在创作上与他所尊崇的雨果分道扬镳，而成为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后继者。过福楼拜在艺术上并未完全步他人的后尘，他另辟蹊径，立志创新，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和发展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
　　福楼拜的最大建树，是从作品中删去了自我，创造了所谓“纯客观”的艺术。 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一样，福楼拜也将文学作品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①也力图同步地反映自己的时代。但前期两位作家是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他们的“镜子”难免会染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充满激情，而且惟恐在作品中得不到充分表现。他们介入主人公的生活，与自己塑造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时时刻刻在剖析他（她）们的心理，评判他（她）们的言行，巴尔扎克甚至以作者身分直接和读者谈心。福楼拜却要求“镜子”排除一切主观抒情成分，对事物作出完全客观的、科学的反映。他认为“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模糊糊地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一行一页，一字一句都不应当有一丁点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痕迹。”②尽管福楼拜天性热情，十分看重人格、正义、友谊，常因见到卑鄙、欺诈的行为而义愤填膺，可是他严禁自己在作品中流露情感，更不要说在作品中插入议论。“他深深地藏匿自己，象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①从来文学作品中，还不曾见过作者的意图隐藏得如福楼拜这样深的。不能说福楼拜这种艺术方法比他的前辈低劣或高明，但毕竟是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一种突破。所以《包法利夫人》一出版，立刻在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圣勃夫从中看出了“新的文学的标志”，②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③，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认为这部“完美无缺的小说”出书以后，“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④。不管这些说法有无夸张的成分，总之证明了福楼拜这一新尝试的成功。普列汉诺夫曾肯定“客观性是福楼拜的创作方法的最有力的一面”，因为这种客观的态度，使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具有了‘文献’的价值”⑤。
　　福楼拜所创立的这种“客观性艺术”，后来被左拉、龚古尔兄弟等自然主义作家向“纯科学”的方向发展了，因而法国文学史上一般把福楼拜看作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法国当代某些评论家甚至因他那种冷漠、客观的艺术风格而称他为现代小说艺术的前驱。
　　虽然福楼拜和许多伟大作家一样，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流派，而且对人们封给他的“现实主义”①或“自然主义”称号感到恼火，但根据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根据福楼拜作品的时代感、真实感及其对社会现实隐而不露的批判精神，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把他列为继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之后出现的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三位杰出代表。
　　正如斯丹达尔将他的《红与黑》题为“一八三○年纪事”，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的大部分作品题为“风俗研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外省风俗”。
　　《包法利夫人》从一八五一年开始写作，一八五七年问世，故事背景放在七月王朝，但更主要是展示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画面。如果说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真实地描绘了法国七月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深刻地反映了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那么福楼拜所刻画的，便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社会风貌。也许不能说福楼拜从宏观上把握住了整个时代，但他无疑抓住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法国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英雄年代过去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也已平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庸的时代。目光深邃的思想家、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在生活中奋力拼搏的斗士，仿佛都一齐销声匿迹，而今活动在生活舞台上的，只剩下一群群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浪漫主义激情已成过去，现存的只是鄙陋、可厌的实际生活。“路易－菲力浦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①一个平庸的作家很可能认为，从资产者的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们的作品不能不求助于杜撰的故事和离奇的情节，福楼拜却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作者怎样叙述、描写和处理。他以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以对资产者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否定作为他创作的基本主题。《包法利夫人》所揭示的矛盾，正是浪漫主义的追求和庸俗鄙陋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福楼拜自己思想上，同样存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他毕生都在批判浪漫主义的影响，恰恰反映了他对现实的厌恶和绝望，他不屑于与庸俗的资产者为伍，一直与社会格格不入。他认为一切向上的挣扎均属徒劳，所以对一切欲望或追求均持否定态度。他曾告诉他的女友：“我所欣赏的观念，就是绝对的虚无。”④这一观念，定下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调。的确，他除了对美的追求外，几乎放弃了人世的一切追求（包括对爱情的追求）。福楼拜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分析，都熔铸在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之中，他要让读者从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他所领悟到的生活的真象。无怪乎他会意味深长地对朋友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①
　　《包法利夫人》引起的风波足以证明：功力深厚的艺术家，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所选择的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及事件的组合，来达到批判揭露的目的，而不一定要直抒情怀。福楼拜认为，“批评、指责和教训，都不属于文学范畴作家所能做的，只是“忠实地去观察生活的实质，并尽最大努力去描绘它。”②“如果从作品里流露出什么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则应是不经过作者的意图，而是由那些最恰当的事实描写自然表现出来的。”③从表面上看，小说的作者对他所描绘的一切都不置一词，而事实上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他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和判断，只是他不愿明言而已。他让事实本身说话，让读者自己从中得出结论。以本书第二部第八章为例，这段关于“农业评比会”的描写，作者始终未发一句议论，却绘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人们熙来攘往，张灯结彩，又敲鼓，又鸣枪，一派庄严隆重的节日景象；店家忙着招揽生意；教堂的杂役趁机捞外快；药剂师先生窜上跳下，到处指手划脚；鲁道尔夫全副精神用来诱惑医生太太；州行政委员象煞有介事地在演讲，冠冕堂皇的高调，恰和鲁道尔夫矫揉造作的绵绵情话组成喜剧性的二重唱；人群里发出种种声响，牛鸣、羊咩乱成一片，难得有几句演说辞传进听众的耳朵。虽说那位官员在演说中把农民捧上了天，评比会上受表彰的劳动者却并不见得有多幸福，也并不见得比得奖的牲畜更受感动。一位老农妇，在田庄服务五十四年，得到一枚银质奖章以及二十五法郎。她又老又瘦，脸上的皱纹比风干苹果还多。一身破烂衣服，袖筒里伸出两只长手。谷仓的尘土、洗衣服的碱水和羊毛上的油脂，使她的手粗糙、发硬，结上了一层厚皮尽管刚刚用清水洗过，仍然显很脏。这双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拢的手，就是她半个世纪辛劳的见证，那枚奖章和二十五法郎，便是对她的全部酬劳。她还是第一次看见自己在这样大的一群人当中，眼前又是旗，又是鼓，又是穿黑燕尾服的老爷和参事先生的十字勋章，她心里害怕，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该逃掉，……最后，她木然地接过奖章，仔细打量，忽然泛起幸福的微笑，咕哝着要把这送给教堂堂长。……会议结束群众散去；每人都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地位，继续按旧习惯行事：主子继续虐待雇工，雇工继续用鞭子抽打牲口，……只剩下大人先生们坐下来大吃大喝。两天以后，鄂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报道展览会的盛况，捎带提到自己的大名。……这段描写，多么朴素，多么真实，却又包含着多少无言的辛酸，多少无言的讽刺与批判！看上去似乎是不动声色的平铺直叙，却又那么绘声绘色，充满动感。众多的人物，喧嚣混乱的场面，象交响乐般有层次有对比地交织在一起，使人不能不叹服作家的艺术功力。
　　应当承认，福楼拜的观察力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同样敏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和他们同样精细，他和他们一样不满足于描摹事物“粗糙的表象”，而是力图深入到对象的“精神和心灵深处”，理解其“深藏的欲望”，探究其“行为的复杂动机”，揭示其“未暴露出的本质”③。但在福楼拜看来，上述这一切固然对文学创作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比起“文体”与“结构”却只占次要的地位。“离开文体无作品”④，这句话充分体现了福楼拜对美的追求。有人因此认为福楼拜有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实他所说的文体美并不是与内容割裂的形式美。福楼拜不能想象作品的内容可以脱离形式，或形式可以不顾内容单独存在。他认为艺术家的天职就是为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寻求最好的艺术外壳。他曾这样教导莫泊桑：“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惟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①
　　福楼拜厌恶夸张和形容词的堆砌，尤其不能容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他所追求的美以准确、简练、朴实无华为最大特色。他的作品表面看去简单、平实，细细领会才知韵味无穷。莫泊桑把他的艺术评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②，可说是评得恰到好处。
　　福楼拜不仅要求文章结构严密，用词准确，还要求散文能朗朗上口，和诗一样具有节奏和韵律的美：“如果文句读起来能适合呼吸的要求，才能说文句是活的，如果文句可以高声朗诵，这文句才是好的。”

　　福楼拜是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体家，他的文笔清澈流畅，简洁而不干瘪，质朴而又鲜明、生动，被公认为法语的典范。福楼拜并不是那种才思敏捷的天才，他的艺术造诣全仗勤奋不缀的艰苦努力。他曾一再告诫莫泊桑：“才能就是坚持不懈。”他信奉布瓦洛的名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有时他终日伏案，所得不过数百字，有时为了寻求一个理想的字词，竟至汗流浃背。所以福楼拜曾不无感慨地说：“写作是一种苦恼的事业，其中充满了焦虑和令人疲惫的努力。”②
　　福楼拜毕生从事写作，而成品数量并不多，只有两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两部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小说――《萨朗波》和《圣安东的诱惑》，三个短篇合成的《三故事》，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布法尔和佩居榭》。总的说来，福楼拜的小说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要狭窄得多，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经历远不如那两位作家丰富和坎坷。福楼拜是个有产者，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父亲留给他的庄园里过着安适的生活。他不必为衣食奔忙，也就感受不到为衣食奔忙者那些含辛茹苦的斗争。他在物质上无求于人，不必强迫自己与世人周旋，于是他遁世隐居，只与少数知己来往。这样一来，他的视野就受到很大局限。他不可能具备巴尔扎克那样深邃的历史眼光，把握整个时代的动向；也不可能有斯丹达尔那样的政治敏感，预测到一八三○年革命的到来。福楼拜自己也承认，他“对生活缺乏一个明确的、总体的概念”①。他把资产者平庸的日常生活当成全部生活，而看不清正在萌发的新的社会矛盾和时代的发展趋向。他对一八四八年的工人起义及后来的巴黎公社革命都缺乏正确的理解，这不能不妨碍他在作品中正确地反映历史和时代精神。他的《情感教育》固然比《包法利夫人》的画面广阔，甚至接触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但也只是一个旁观者在局外获得的印象，虽则真实，却没有立体感。这部小说真正的成就毋宁说是塑造了莫罗这样一个毫无血性的“中间性格”典型。不过，福楼拜的遁世隐居虽说限制了他作品的气魄与深度，却保证了他有足够的精力追求艺术上的完美。福楼拜衣食不愁，不必指望写作提供生活来源，也不会受到出版商的挟制或催逼，他可以从从容容地精雕细刻，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所以，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相比，福楼拜更是个艺术家，而不是历史家或思想家。从宏观的角度，他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显然没能达到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水平；但从微观的角度，却自有超过前人的地方。我国法国文学界前辈李健吾先生说得好：“斯丹达尔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