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车落地要放个红包:想了解一下秦代的军衔制度，给个资料吧。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定二十等军功爵：
一级公士，
二上造，
三簪袅，
四不更（以上相当于“士”），
五大夫，
六官大夫，
七公大夫，
八公乘，
九五大夫（以上相当于“大夫”），
十左庶长，
十一右庶长，
十二左更，
十三中更，
十四右更，
十五少上造，
十六大上造，
十七驷车庶长，
十八大庶长（以上相当于“卿”），
十九关内侯，
二十彻侯（以上相当于“诸侯”）。
彻侯得食县（设令、长），关内侯食租税于关内，余大庶长以下十八等，则如吏职。凡斩获敌首级一颗，即赐爵一级，还要有赐田宅和服役人员一名的优待。有爵级则可为官，斩敌甲首一颗，赐爵一级，愿做官的，可以作“五十石之官”，即斗食小吏。

秦军的军衔制度
http://www.junshijia.com/q/html/2005-10-8/2005108140602.htm

一、品位与职位

本书把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官僚等级制度，或说官阶制，作为叙述和研讨的对象。

说到这个时期的官僚等级，那么汉代以“若干石”构成的禄秩等级、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品之类，马上就会浮出读者脑海吧。对禄秩和官品，各种政治制度史的专著一般都辟有专节介绍；同时还有那么多的论文，直接或部分地涉及了它们的细部考析。有关变迁好像不怎么复杂：汉代的禄秩等级已经很严谨了，大略有十七八个层次；魏晋以来出现了九品官品，构成一个较大转型；北魏孝文帝进而把九品官品析分出了正、从、上、下共30级；此后还有梁武帝别出心裁创十八班制，以及西魏、北周参照《周礼》改用九命、九秩等级的事件。隋唐以至后世，继承的是孝文帝所创之法；但为了简洁起见，也有略去上下阶而仅存正从十八等的时候。诸如此类的级差调整、名目改换过程，看来都已一清如水、尽人皆知了，此外真的有什么剩义可发，足使一部新书成为必要，而不至陈陈相因、遭“著书而不立说”之讥吗？

确实，官品官阶什么的看上去有点鸡零狗碎，研讨的余地不怎么太大了。不过就像研究宇宙和研究粒子是等价的工作一样，论题价值不一定就取决于题材的巨细，价值的大小也在于如何发掘处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事物的任一片断都包含着整体的全息。对官阶制同样可能找到某种视角，得以用不尽相同的方式组织材料，从而为这个论题注入一些新意。

“分科分层”是官僚制度的最基本特征，它提供了一个分配权力、责任和资源的等级架构，同时也提供了官僚个人获得报酬、地位和声望的基本级差[1]。在有些场合，文官的待遇和职权级差的影响大致只限于政府组织之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官阶制的影响还可能变本加厉，进而还成了社会制度的骨架[2]。古今中外各色官阶制的千差万别，都能折射出其时政体的不同形态和倾向来。较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官署和职掌之上，新近的创新寻求又提出了“运作机制”、“政治文化”等等论题；除此之外，我们以为官僚等级制的研究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同样是一块值得继续发掘的沃土。

汉代担负监察任务的刺史秩六百石，受其监察的郡守国相则秩二千石。这种等级安排极具匠心，并被顾炎武称之为“百代不易之良法”：“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3]有些官位被置于崇高的品级，但实权却给了另一些较低的官员，某些时候三公与尚书令就是这种情况。这个精心设计就显示出了传统政治的特色：既要优礼笼络年高德劭的大臣元老，又要保证政务的高效处理、维持皇帝对权势的予取予夺。有时文臣、武将在官品上平起平坐，但实际位望高下悬殊，在历史后期尤其如此。担负实际事务的胥吏们不仅是行政地位较低而已，还在身份上被视为士大夫的“另类”，在等级制上以“流外”形式与士大夫划开鸿沟。这些也都是传统政治特质的折光。官僚们依照等级被授予了种种权益，其中一部分相当薪俸，此外衣饰、房舍、舆马、仪卫、礼节、丧葬等方面的礼遇差别，法律、经济和文化的种种优待，还进而表现为特权。

套用“干部决定一切”这句老话，不妨说在传统中国是“官僚决定一切”。这是一个“管理者的政权”[4]。我们当然并不会贸然接受“治水社会”、“亚细亚的停滞”等说法，不过两千年中专制集权体制和儒生官僚体制的存在及其连续性，确实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权重，它使经济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形态“变化率”，相对大为减小了。曾有人断言传统中国“国家权力只达到县一级”，这未必是全部的真实[5]。在讨论中国法律的阶级性质时，瞿同祖先生指出：“八议者，其他官吏及上述二种人的亲属，因其法律上特殊的地位，我们不妨称之为法律上的特权阶级。”[6]政府里的官位高低同时也是社会上的贵贱尊卑，官僚明确无误地构成了传统中国的支配阶级；进而今人的官僚等级制的研究，也就显示了更大一些的意义。

仍来看瞿先生发人深思的论断：“贵族官吏在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及种种特权已如上述，最令人惊异而感兴趣的是以官抵罪的方式。官职以今日的概念言之，原是行政上的一种职位，在古代则视为个人的一种身份，一种个人的权利……若从去职的官吏仍能享受这种特权的一点事实来看，我们更可以看出官职是一种身份，是一种权利，罢官所丧失的只是某种官位的行使职权，身份权利则属于个人而永不丧失，除非有重大的过失而革职。我们或可说在通常情况之下所丧失的是职而不是官，所以致仕官的生活方式同于现任官，法律上的种种特权亦同于现任官。”[7]这段叙述，提示了一种“官”、“职”有别的观察方法，“个人的一种身份”、“行政上的一种职位”被区别开来了。这很有启发意义。

于是，我们离本书“官阶”论题所采取的视角，就一步一步地接近了。由上述“官”、“职”两分或“身份”与“职位”两分的思路，我们将进而揭著“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概念，它们是从现代行政理论的“品位分类”(personnelrankclassificationsystem)和“职位分类”(positionclassificationsystem)引申而来的。

现代文官等级制有所谓“职位分类”概念。它首先涉及工作种类、工作简繁、责任轻重、所需资格及报酬等分类标准[8]。并且，“许多国家虽然也有职系和职等、职级的划分，但是只限于工资类别和等级的划分，同职位分类不一样。职位分类与工资等级的不同在于，职位分类的内容不限于工资待遇，更重要的是要规定每个职位的工作标准、工作责任、所需资格、考核标准、奖惩措施等。”[9]为此，就要对每一职位进行科学的评估和归类，这是个相当复杂的工程[10]。不过若将“职位分类”只看成“明确的指挥体系”(chainofcommand)和“工作内容的明确规定”[11]，便容易忽略另一重要特征。“职位分类”之不同于一般“工资类别和等级的划分”，还不仅仅在于在它具体规定了各个职位的权责、资格、等级与报酬，建立了职门(service)、职系(series)、职级(class)、职等(grade)的体系；它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在和所谓“品位分类”[12]的比较中显露出来的。

“品位分类以‘人’为中心，依地位高低来分类和定待遇，职位分类以‘事’为中心，依工作职责和贡献大小分类和定待遇”[13]的说法简单了一点，另一些阐述更为清晰详明：

西方国家文官系统的结构类型分为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两种。

在品位分类结构中，文官既有官阶，又有职位。官阶标志品位等级，代表地位之高低，资格之深浅，报酬之多寡；职位标志权力等级，代表职责之轻重，任务之简繁。官与职是分开的，既可以有官无职、有职无官，更可以官大职小、职大官小。总之，品位分类是以人为中心的，着眼点在人而不在事。

在职位分类结构中，文官本身的等级和行政部门中职位的等级合二为一，官和职融为一体，不存在品位分类结构中那种独立于职位的官阶。……总之，职位分类是以事为中心，等级随职而定而非随人走。[14]

品位分类制最主要之特点——是对“人”的分类，而非对“事”的分类。对“人”的分类，系指对人员的品级官阶加以区分，而不涉及各等级人员所担任之“事”，即工作职务的分类。

品位分类制重视人员的品级、官等、年资与资格，而不是工作职责的性质与程度。人事行政学者多强调品位分类不是工作职务与责任的分类，而是人员的资历与品级的分等。[15]

那么“职位分类”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级不随人走”，就在于“官和职融为一体，不存在品位分类结构中那种独立于职位的官阶”。在这里，职等、职级的等级都是从属于职位的，它们不是文官个人的等级，所以若无职位，便无等级可言[16]。比如说：“美国文官的等级具有职位属性，而没有人身属性。这就是说文官的工资级别一向是跟职务而定的，文官本人没有级别。工资随职务而定有按劳付酬的好处。”[17]

至如“品位分类”的特点，可以随手拈来军衔制作为例子。军衔与军职分离为二：上将、中校、少尉之类军衔是从属个人的品位，师长、团长、连长等军职才是系以权责的职位。中国在1956年7月向国家工作人员颁布了30级“职务等级工资制”。在这个制度下，同样是局长或县长，其“行政级别”及工资待遇却可能大不一样，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由此而生；若逢工作调动，这位前任局长或县长的“行政级别”将跟着他到达另一职位。这种“行政级别”，也是一种相当典型的“品位分类”。在上述情况中，职位确定权责和任务，官阶则确定官员自身的地位和报酬。由于二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常能看到官大职小、职大官小的事情，甚至有官无职的现象。

品位分类是以“人”为中心的，结构富于弹性，官阶的存在给了文官较大的稳定安全之感，职务变动也不致丧失位阶、待遇下降，而且它比较简单易行。职位分类则以“事”为中心，因而避免了同品文官职位不同、因而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它强调专才专用，重视科学管理与效率，保证公开性与民主性。所以学者的如下说法就不足为怪了：从历史看，“在开始实行常任文官制度时，一般都采取品位分类结构”[18]。较早出现的官员等级制多呈品位分类，这是因为传统社会更重身份，而身份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地位。“品位等级代表人事制度中升迁与待遇之地位，位高者权重，优遇荣宠，自属荣耀之事，故古代文官莫不以获高官厚爵为荣，品位秩等适足以满足此等希名求位心理而鼓舞其上进。现代文官固然不以热中名位为根本要图，但公务人员在品位观念影响下，仍以享有品级地位为荣，是不容否认的，在这方面，品位制确比职位分类制更具激励作用。”[19]

西方的文官制度改革始于英国，这时的文官制度就属于“品位分类”[20]，人们或以“绅治型”、“贵族型”概括之，说它“出身与考选均有不同，次一等级的人员，很难晋升高的等级，身份难以流通升晋，男女待遇亦不平等，有似封建时代的贵族制”[21]。英国文官制形成较早，残留着浓厚“绅治”、“贵族”色彩并不在意料之外。台湾公务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几大类，每类又分若干阶，这也是“品位分类”的例子。台湾学者把它称为“名器尺度”[22]，这种论调，传统气味扑面而来。此外日本曾把官吏分为敕任、奏任、简任三大类，亦属同类。不过在60年代末英国文官制已向“职位分类”靠拢，台湾、日本在数十年前也都发生了类似的转型。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向“职位分类”的过渡，不过刚刚开启而已。美国则早在20世纪初就率先推广了“职位分类”，其文官体制被认为是这种分类的典型[23]，而且和美国政治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息息相关[24]。有一种文官制度的分类，把德国、法国的称为“官僚型”，把英国的称为“贵族型”，而把美国的称为“民主型”[25]。当然，“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二者其实也是利弊相兼的。最新的动向显示，以效率为目的并强调按劳取酬的“职位分类”，实践中也存在着改良余地[26]。

“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概念已经简介如上了，继踵而来的问题便是：对中华帝国的官僚等级制研究，这些概念到底能提供什么启发呢？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相当精致发达，其等级制度是相当完备的。虽如前述，传统的官员等级制大多采取“品位分类”形式，不过若从品级从属于职位、还是另有“从属于个人的品级”这个区别着眼，那么即使在本书所论的汉唐官阶制范围，还是能看到复杂得多的情况。进而再把“职位分类”重效率、以“事”为中心，“品位分类”重“身份”、以“人”为中心一点纳入考虑，我相信就能够提供一个新鲜视角。本章下一节就将提供一些情况，显示秦汉以“若干石”禄秩来标志的官僚等级，具有从属于职位的意味；同时唐宋“散阶”则构成了另一类型，它作为官僚们的“本品”，无疑就是跟人走的“品位”。那么“品位-职位”框架，看来就是个很便利的工具，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汉代禄秩和唐代散阶之间的差异，从而为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官阶研究注入新意，收“以论带史”之功。

不过若把“职位分类”一语直接用于古代，在初步尝试之余，犹疑依然挥之不去。在最初的思考中，我曾把汉代禄秩称为“以职位分类为主”的制度，把唐宋阶官称为“以品位分类为主”的制度。也就是说，还不打算把禄秩、阶官分别与“职位分类”、“品位分类”等同起来，而只是以何种特色“为主”[27]。还曾考虑可以更谨慎一点儿，采用杨树藩先生的成说，把唐宋散阶称为“阶职分立制”(详后)，另创“秩职合一制”指称汉代禄秩。最终我还是感到，“职位分类”概念是很富现代性的，它伴随着职门、职系、职级、职等的精密规划，伴随着对权责资格的复杂考察，两千年前的等级制在这一点上很难与现代比拟。尽管汉代禄秩可能显示了从属于职位的色彩，而后代有些时候职事官品与官僚“本阶”被区别开来，但传统政治秩序中依禄秩或官品而授予的身份特权，依然使各种等级都染上了“品位”色彩。

事实上，“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这种现代概念，在制订时并未考虑传统中国的政治现实，二者间存在着一大片尚未清晰定义的灰色区域，给自由引申留下了不小余地。一方面，若是断言传统官阶制，包括汉代的禄秩等级，全都属于“品位分类”，人们完全可以振振有词地给出许多“说法”；而另一方面，“是否存在着跟人走的等级”这个视角，确实有助于区分历代官阶制间不容忽略的差异，弃之可惜而不宜割爱。根据对史实的了解，我们有信心令“品位-职位”框架显示出锐利的分析价值，不过在这会儿做一些必要修订，使之尽量切合于研究对象的性状，当是明智之举。

在设计分析框架时我们遵循如下原则：尽量充分考虑各期各类官阶制的不同特征，并尽可能地以最便于把它们区分开来的方式定义概念。由此，本书最终的概念策略是：改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二词，对“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二词取而代之。“分类”的字样改换为“分等”，便可以淡化与现代制度的可能联想，并“稀释”其职门、职系、职组等横向的“分类”意义，同时在纵向的“分等”上凸显一个关节之点：这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还是另有独立于职位而跟个人走的位阶；进而再把重效率、以“事”为中心，还是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问题，纳入考虑。

一番修订之后，这个由“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而衍生出来的“品位-职位”视角，或许就具有了更大可行性。在此之后，若有人坚决主张各种传统官僚等级制都属“品位分类”，传统中国并不存在“职位分类”的话，这和我们的视角已不存在冲突牴牾。我们已预先避开了他指责的锋芒，让他扑了一个空儿：本书所用术语已经是“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而不再是“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了。从这两种“分等”出发，考察所涉各种不同官僚等级的特征，及其来源、变迁和意义，由此就成了研究官阶制时可选择的思路之一。

进一步说，这个“品位-职位”视角的价值，还可以通过与另一组概念的结合，而变得更为精致丰满。考察时我们的关注并不限于官品官阶本身，也关注着由官品、官阶的变迁而投射出的传统官僚的性格变迁，由文官等级制问题进及于帝国官僚政治问题。这就将涉及专制强度与官僚特权之间的制约与均衡，官僚对专制者的从属程度，其与各个社会阶层的关系，其自主性的限度、其贵族化倾向，以及官僚自身构成一个阶级的可能性，等等。在此不必过多征引以免枝蔓横生，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得提供的一个分析框架，我们觉得已足够清晰明快了。在艾森斯塔得看来，帝国官僚可能呈现的政治取向大略有四：

1．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

2．演变为仅仅是统治者的被动工具，几乎没有内在的自主性，或几乎不为民众的不同阶层提供服务；

3．取代了其为不同阶层和政权服务的目标，代之以自我扩张目标，或为一己和(或)他们与之密切认同的群体的利益而僭夺权力的目标；

4．以自我扩张和谋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取代了其服务于主要阶层的目标，但同时又保持了为政权和统治者服务的目标。[28]

现实中的官僚取向被认为是以上四者之一或其重叠；中华帝国的官僚被认为属于第一类“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他们极大地顺从于统治者，同时因科举制度，他们也构成了士人群体或绅士阶层的一部分；不过在各王朝的衰落时期，则官僚们往往显现出第三项“自利取向”。

为了便利起见，不妨以简化方式着重观察其第二和第三项，即“服务取向”(serviceorientation)和“自利取向”(selforientation)，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在第二项“服务取向”的情况下，官僚完全顺从于君主，只有很小的自主性。统治者坚持认为他们只是统治者或“国家”的“个人仆从”，对官僚强大的、经常是残酷无情的支配，使之成为动员资源、统一国家和压制反抗的卓有效能的工具。特别是在新王朝的初期，统治者有能力不循规蹈矩而把官僚任意调任，破坏确定的晋升模式，并施之以严刑峻法。在这类情况中，中上层官僚总是从下等阶层或弱小的中等阶层中录用的，录用程序使官僚与其由之而来的阶层疏离、与传统社会的身份疏离，并建立了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官僚为唯一顶端的身份等级制。

而在第三项“自利取向”情况下，官僚则极力强调其自主性和自我利益，甚至要求摆脱政治监督，淡化职业责任。这时官僚将变成一个效率低下、谋求私利的群体，主要通过在官僚内部引荐亲私的方式进行铨选，将其职位仅仅视为薪俸之源、视为私有甚至世袭财产。由此便有超出行政需要的官额膨胀，部门增殖而效率下降，越来越多的繁文缛节和形式主义。这时官僚已演化为独立的半贵族阶层或“绅士”阶层，甚至变成了既存贵族阶层的一部分。

我们打算，把“品位-职位”框架与上述的官僚取向分析结合起来，做出如下设定：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与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贵族化”倾向具有更大亲和性；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分等”，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呈内在契合关系。相应的理由过于简单，我想就不必赘述了。本来，从不同文官分等制度的以“人”为中心还是以“事”为中心的区别，转入到传统官僚政治的特性问题，其间还有一步之遥；但是现在我们又引入了“自利取向-服务取向”概念，就填上了预设概念中的空档或缺环。由此，“品位-职位”视角就变得更充实、更切题了。

说到这儿，对所谓“贵族化”一词还得略作说明。这里的“贵族化”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被使用的，用来指称这样一个进程：在其两端，分别以纯工具性的行政官僚和世袭的或封建的贵族作为起点和终点；由前者到后者的蜕变演化，则包括特权的累积、身份的凝固、作为阶层的自主性和封闭性的不断增强等等。早在1821年，黑格尔就曾论及官僚获得贵族式独立地位的可能性[29]。政治学家拉斯基也早已说过：“在极端的情况下，官僚还会变成世袭阶级(ahereditarycaste)，为他们的个人私利而操纵政权。”18世纪的法国官僚就曾经变成了贵族[30]。王亚南先生在论述传统官僚政治之时，也曾提出过“官僚贵族化与门阀”这样的论题[31]。当然也存在相反的进程，例如贵族性官员的“官僚化”变迁。

本书用以考察汉唐官僚等级制的分析框架，就是这么构筑起来的。随后就将展开这样的尝试：对中华帝国的各色文官等级，观察它们是偏重从属于官员个人的，还是偏重从属于职位的；并由“品位分等”较重身份、“职位分等”较重效率一点，进而探讨历代官僚政治的倾向与性格，亦即“自利取向”和“服务取向”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若考察发现某朝官阶更富“品位分等”色彩，我们推论这与其时官僚的更大“自利取向”和“贵族化”倾向相关；若发现某朝官僚等级较具“职位分等”意味，我们推论这与其时官僚的较强“服务取向”相关；其间因果，则涉及皇权的专制强度和官僚的自主程度。

当然，概念只是经过抽象的“理想类型”而已，现实的官僚取向必定存在着大量重叠或居间的情况，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官僚层次也可能呈现出不同取向，并进而导致不同性质的等级制的同时并存。比方说吧，在官、吏两分的时候，就可能为士大夫官僚提供了跟人走的品位性质的等级，而对“吏”的高下安排，则使之近于“职位分等”。分析框架的简明性，不应该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也并不等于研究结果。

史学家们对所谓“理论”有两种态度：一是将之看成历史规律的归纳升华，二是将之看成研究者预设的分析工具。这两种态度各有偏重，我之所取则为后者。作为预设的分析工具，它必须切合于特定对象才有意义[32]。在科学演算之中，“公式”好比炊具，“得数”就是垂涎以待的佳肴；但人文研究有时候就得换个比方了：有时“公式”、“得数”不过餐前小菜、餐后水果而已，不吃也罢，“演算过程”本身倒成了餍人口腹的正餐。生活之树长绿，理论总是灰色的，只有在具体叙述之中，干巴巴的概念才会真正鲜活起来。那么随后的任务，就是把分析框架和历史事实编织在一起，并尽力使之融洽无间。假如到目前为止，对本书的“品位-职位”视角仍有不解，或作者还没说明白的话，那么不妨借用一句古语：“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随后的四节中，随着事实的提供、叙述的展开和分析的推进，就不难逐渐体会出来。

二、禄秩与散阶

秦汉以“若干石”的俸禄额度来标志官僚等级，是所谓“禄秩”；用作官僚等级的“品”，则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品。从词源角度看，“品位”之“品”可以追溯到九品官品。然而，称“品”不等于就存在着“品位”。在本书脉络中，“品位分等”意义上的“品位”是一种“跟人走”的地位；可官品只是级差而已，千官百职罗列其中，仅凭其本身还不能认定这品级到底是“跟人走”的，还是跟职位走的。对形形色色的传统官僚等级的性质，还要作具体辨析。从法律特权角度，瞿同祖先生论述了古代“官”、“职”有别，也就是“个人身份”和“行政职位”存在区别，这就使问题进了一步。其实在官阶方面，中华帝国确实曾发展出一种“阶”、“职”有别的等级体制。

《新元史》卷一八五《王磐传》翰林学士王磐有言：

历代制度，有官品(按此官品实指散阶)，有爵号，有职位。官爵所以示荣宠，职位所以委事权。臣下有功有劳，随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随其所堪，处以职位。此人君御下之术也。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五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

在传统官僚等级架构中，存在着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号等等不同序列，它们各有其用，相辅相成。“勋以叙功”，这主要是指军功；“爵以定崇卑”，古老的“爵”号为官僚身份涂抹上了贵族色彩；职事是帝国军政的最基本单位，王朝对“有才有能”者，应该“随其所堪，处以职位”；对才能欠优却“有功有劳”者，则升迁其散官而已，即王磐所谓“官品”。如此，才能和功劳各得其宜，这正是“品位”系统富于灵活性的地方。

“阶”、“职”分离之制，以唐制最为典型。在唐代的官僚等级制下，“散官”与“职事官”判然两分。在职事官之外，存在着文散阶和武散阶序列，它们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被称为“散位”、“本品”或“本阶”。文散官一共有29阶。开府仪同三司居从一品，特进居正二品；自从二品到从五品下的11号都以“大夫”为名，分别是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自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分别是朝议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朝请郎、宣德郎、朝散郎、宣义郎、给事郎、征事郎、承奉郎、承务郎、儒林郎、登仕郎、文林郎、将仕郎。武散官也是29阶[33]。自从一品到正三品分别是骠骑大将军、辅国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冠军大将军；自从三品到从五品下分别为云麾将军、忠武将军、壮武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定远将军、宁远将军、游骑将军、游击将军；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上阶为校尉、下阶为副尉，分别是昭武校尉、昭武副尉、振威校尉、振武副尉、致果校尉、致果副尉、翊麾校尉、翊麾副尉、宣节校尉、宣节副尉、御侮校尉、御侮副尉、仁勇校尉、仁勇副尉、陪戎校尉、陪戎副尉[34]。白居易《轻肥》有句：“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依照唐制，四品、五品官服绯衣，二品、三品官佩紫绶[35]，“大夫”与“将军”都是就散阶而言的。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对唐代的职位与品级有这样的概括：

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其辩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为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则简而易行。

文中的“品”指的是九品三十阶，它只构成了一个级差，职、爵、勋、阶罗列其中。“阶”就是散官，它与“品”分列，是从属于个人的位阶，也称“本品”。《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

凡九品已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迁徙出入，参差不定。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武德令》，职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阶不至为兼，职事卑者，不解散官。《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其欠一阶，依旧为兼，与当阶者皆解散官。永徽已来，欠一阶者或为兼，或带散官，或为守，参而用之。其两职事者亦为兼，颇相错乱。咸亨二年，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