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金三角枪战片免费:前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又兼任国防会议主席，接着，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4月，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会议认为“国家已经处在濒临危机状态”“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提出“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在这次全会上，叶利钦被任命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联进入全面改革时期。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强调“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并说“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即承认人类的生存”。在1988年6～7月间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会议上，分成三派：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激进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传统派”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新思维“主流派”。1990年3月在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上，决定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当选为首任总统。同月，立陶宛宣布独立，1990年，先后有11个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1991年4月，格鲁吉亚宣布独立；联盟形势岌岌可危。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全民公决，大多数公民主张保留联盟。8月公布的新联盟条约规定各共和国拥有本国领土内的全部主权，改国名为“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该条约定于20日举行。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八一九”事件，不到3天，就归于失败。此后，苏联形势急转直下。2月3日，俄罗斯当选总统叶利钦下令“中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次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11月5日，叶利钦下令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活动，并解散其组织机构。苏联共产党从此解体。在这种形势下，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991年9月，戈尔巴乔夫被迫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了一个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要求苏联停止存在，宣称苏联的法律和其他一切准则在三国内不再适用。21日，俄罗斯等11个苏联前加盟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独立国家联合体首脑会议。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职务，并将核按钮交给叶利钦。当晚，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国旗，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升起。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正式解体。

苏联解体的原因：

1991年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许多人士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影响和后果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视和研究，已经出版的著述和发表的论文数量浩繁，观点各异。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思想理论上，教条主义禁锢、思想僵化，照抄照搬脱离本国国情；政治领域中，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在经济发展上，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收入分配长期搞平均主义，人民生活改善十分缓慢；在对外关系上，搞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全面扩军备战，与美国争霸，消耗和削弱自身实力等。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苏联不承认私有财产也不尊重和保护一切私有财产与公民权利，违背了国际历史文明的发展潮流。

至于改革失败的原因，戈尔巴乔夫在2015年归结为两点：

一是起步太晚，等到他上台启动实质性改革，对积重难返的苏联模式来说为时已晚；

二是急于求成，推动的改革开始后，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引起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当时苏联社会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一、政治：

1、体制僵化：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国家带头开创的个人集权制、任期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斯大林模式）全面背离了民主共和制的基本原则，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苏联的体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主要有以下特征：

①单一的公有制。主要是由没收大银行和大资本家的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和农业集体化的集体农庄形式的集体所有制。

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1925年苏共十四大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全党的中心工作，作为当前时期的总路线。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换取工业化，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③否认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不允许商品货币的流通，全靠中央各部门下发的生产指标进行生产，没有市场。严重浪费和效率低下。

在政治上，有以下特征：

①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的执行机构，党中央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苏共总书记一人，斯大林长期独揽党政军大权。

②一党专政，苏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原因有三。第一苏共领导了十月革命，取得了政权。第二，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曾有与左派革命政党联合执政，后者退出并武装反苏。第三，后来阶级斗争尖锐，党逐渐对政府实行高度集中领导。

③党内民主严重破坏。苏共年会制被破坏，长达13年之久没有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成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

斯大林1922-1941年是党的总书记。1941年5月后斯大林集党的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于一身，独揽党政军大权。1928发生的沙赫特案件，斯大林对苏共党内的反对派以托洛茨基为首进行了大清洗。

苏联的一大批政治局委员、元帅、将军、省委书记、科学家、作家、音乐家等被克格勃暗杀，流放，迫害。个人崇拜极其严重，全党只听斯大林一人，全国各地把斯大林神化。大清洗的后果极其严重，希特勒发动苏德战争初期，苏联的大量部队由于将军、军师长被清洗，没有战斗力。

在文化上，施行高度集中管理体制。各种文化单位有国家包办下来。文化上学术上的是非，往往有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说了算。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斯大林亲自审定，才能出版。

2、官僚腐败：

由于苏联的集权体制导致权力过度集中，从而使得苏共的官员和干部中饱私囊与贪污腐败严重。以权谋私在各行各业及各个领域泛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 伴随着勃列日涅夫等中央执政者的年老体衰, 思想愈加保守僵化, 不思改革进取, 使苏联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暴露出来。在国家中诞生了一批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 300 万之多， 约占全国人口的1.5%。

在苏联强大的官僚体制下，还形成了以苏共官员和干部为首的庞大特权利益集团，从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矛盾。这一利益集团也成为了苏联进行改革最大的阻碍。俄罗斯副总理曾指出苏联权力过度集中的集权体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3、领导失职：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

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戈尔巴乔夫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

对内政策上，苏联经济学家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为戈尔巴乔夫制定了所谓500天计划，在尚未有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支持下，想利用短短500天将苏联原来的计划经济彻底转变为市场经济，结果是国内在价格固定的情况下生产者不愿意亏本出售商品，导致生产力下降，商品供应不足，最终政策被迫终止，但此时黑市充斥着美元，卢布已经贬值到接近崩溃的边缘，1990年的劳动节，苏联领导人在人民的谩骂声中走下红场主席台。

对外政策上，戈尔巴乔夫太过于求助西方社会，不断让步，放弃东德，以期待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结果以英国首相梅杰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作壁上观，致使苏联失去了被拯救的机会。美国向苏联承诺德国统一后加入北约，美国将停止北约东进的步伐，结果轻易相信了美国的戈尔巴乔夫眼看着继德国之后，波兰、捷克、匈牙利也纷纷蠢蠢欲动计划加入北约。

第28届共产党大会上，保守派受到少数派沉重打击，叶利钦宣布推出共产党。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向由于废除一党治而已经成为敌人的苏联共产党妥协，任命了亚佐夫等大批保守强硬派为政府高官（包括副总统、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总理、内务部长），导致自己的亲信盟友，已经通过KGB嗅到政变危险的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愤怒离开政坛，并在辞职时痛斥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府。

二、经济：

1、经济崩溃：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 苏联领导层竭力回避改革, 经济改革措施大多半途而废, 致使经济发展迟滞, 远远地落后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70 年代战略均衡的态势逐渐被打破, 并且苏联的实际军费开支已接近甚至超过美国, 而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只有美国的一半多, 这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不堪重负。另一方面, 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下滑, 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水平, 生产粮食不如进口粮食便宜, 农产品的增长赶不上需求增长。战后到80年代末人民生活水平的各项指标呈逐年递减态势, 苏联经济的各项指标也都出现速度递减规律。例如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 50年代平均增长10.3% , 60年代平均增长6.8%, 70年代平均增长4.9%, 80 年代经济增长率继续下跌, 到90年代则出现负增长。

苏联政府的秘密报告指出，卢布出现严重贬值、老百姓购买力严重下降，国内物资、商品尤其是生活用品极度匮乏，人们要为了购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而一大早就排起一望无际的长长队伍，甚至苏联民众在商店和超市里已经无法买到必要的商品了。当时还出现了囤积物资后再高价卖出的“地下经济”，而这种情况最后还变得越来越猖獗且政府已经无力管控。

同时从1990年开始，苏联政府就再也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对经济状况的统计和报告，也没有按例制定和发布相应的“五年规划”。

20世纪80年代，苏联极度依赖油气出口收入来维持经济运转，油气价格下跌使苏联国力遭受重创。能源出口收入占苏联外汇收入最高曾达到54.4%（1984年），在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期间，苏联大幅增产，拒绝与欧佩克限产保价相配合。其与欧佩克争夺西欧市场，争当西方的“可靠伙伴”。1985年8月，美国里根政府迫使沙特增产，实行“逆向石油冲击”战略，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陷入了用增产维持石油美元收益的怪圈。

苏联农业衰退的基础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苏联选择了斯大林模式，彻底消灭个体经济，组织大规模生产，完全剥夺了农业生产者的物质利益，这使农业发展走向末路。因为政府不愿意、也不打算在农业生产领域实施痛苦的但却必要的市场化改革，这种情况导致了苏联农产品消费市场在1990-1991年间的彻底崩溃。

货币改革失败：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帕夫洛夫政府开始推行货币改革，宣布废止旧卢布的流通而发行和使用新卢布。要求民众将自己持有的旧卢布换成新卢布，然而这却并不是按照等额原则进行兑换的而是政府以一定比例向普通民众进行兑换。

这样的改革是以民众遭受巨大损失为代价的，货币改革之后导致卢布严重贬值，物价极巨上涨，苏联爆发物资匮乏，民众在超市外排起长龙争相疯狂的抢购生活必需品与食物，苏联人民辛辛苦苦一辈子所挣得的财富一下之间就化为乌有。

货币改革最终不仅彻底摧毁了苏联原本脆弱的金融体系破坏了还处于锥形状态的市场经济，搞乱了经济发展的秩序，让苏联政府的金融储备金消耗殆尽，而且更使得民怨沸腾增加了苏联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三、社会：

丧失民心：

苏共（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后，由于自身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及缺乏一个公开、透明和有效的监督竞争机制，使得苏共长期高度垄断了一切的资源和国家的权力而变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阶级，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同时因为没有一个对人民负责的体制，工农阶级的劳动人民只是沦为了一个旗号。权力与资源最终只是为上层阶级服务的。官员干部为所欲为欺压百姓假公济私，越是基层则越是腐败。

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人民更加认识到苏共的本质而加剧了对政府的不满。苏共官员干部大搞裙带关系，官商勾结与权贵资本严重侵犯了老百姓的利益。苏联体制制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上层根本接触不到底层的民众，不了解人民的疾苦，在粉饰下其所看到的只是他们想看到和让其看到的东西。官员干部并不关心人民艰难的生存现状，政府对于人民的态度只是任其自生自灭，面对苏联大量老百姓的贫穷和饥寒交迫苏共则视而不见。最终苏共致使自己完全丧失了民心。到最后苏联解体之时没有一个苏联公民站出来维护苏共和苏联的体制，而叶利钦等反对派却一呼百应得到了人们激烈的支持。

四、军事：

1、军备竞赛：

从20世纪50年代随着冷战的开始，美苏两国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美苏都各自在国际上拉拢自己的盟国组成各自的阵营，美苏两国在军事、科技、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着激烈的对抗。

美国高调推出“星球大战”计划，一旦“星球大战”计划完成，苏联对美国最具威慑的战略核力量优势就会被抵消，面对战略盾牌在手的美国，苏联就更加难以对抗，因此和美国一样开展战略防御计划，也是苏联最自然也是最无奈的应对之举了。在这些高技术领域，苏联向来处在劣势，为了能够和美国竞争，国力不如美国的苏联不得不投入比美国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来进行研制。

1993年5月，美国突然宣布放弃“星球大战”计划，不少人认为美国当初高调推出“星球大战”计划是一场处心积虑的战略欺骗，目的就是要将苏联拖入过度军事竞备，从而拖垮其经济。

尽管美国官方一直表示放弃“星球大战”计划完全是因为技术上的不成熟，并且“星球大战”计划中的一些科研项目实际上还在进行研究。但是从“星球大战”计划提出、推进到最终放弃，和苏联解体的步履如此相契合，不能不让人觉得这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穷兵黩武：

苏联后期在世界各地四处扩张军事基地，甚至出兵阿富汗，给原本濒临崩溃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使苏联陷入了战争的泥潭最终拖垮了苏联这座帝国大厦。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使得自己在道义上成为众矢之的，同时也遭到了阿富汗人民坚定的抵抗，导致苏军在阿富汗的战争旷日持久让苏联耗尽了自己的财政从而加速了苏联的灭亡。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扩军备战，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苏联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与西方对抗花费了7000亿美元，与中国对抗花费了2000亿美元，其它军费开支约100亿美元，这严重消耗和削弱了苏联国力， 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五、外交：

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全球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开展了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大战，把苏联称为“邪恶的帝国”，号召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十字军讨伐”。1983年，美国国会拨巨款，以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共政党和组织，资助“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的活动，加强宣传攻势。长期的争霸，给苏联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拉大了苏联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也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

六、民族：

苏联是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以民族为特征联邦制国家。因而，苏联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被推翻，在长达370多年中，沙俄先后扩张占领了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含侵占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等地，使其版图扩张了8倍，征服的民族达120多个。

苏联的民族政策建立在十月革命时列宁所提出的两项重要原则之上：是民族自决，大民族要补偿小民族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一政策在十月革命后具体体现在苏联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实行以主体民族冠名加盟共和国和行政区域，实行民族—国家联邦制上。

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各共和国通过与俄罗斯联邦签订双边条约的形式结成同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联合的人民委员部(包括军事、财政、劳动、交通、邮电等)，这些委员部在各共和国驻有全权代表。在这一背景下，列宁主张承认少数民族的权利，建立联邦制国家。苏联成立后，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又按民族划分民族自治地区，但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苏联政府常常忽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二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 100 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

1986年3—4月间发生在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族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是阿拉木图事件。1986年12月16日，苏共中央在未与哈萨克当地领导人商量的情况下，任命非哈萨克族出身的科尔宾取代库纳耶夫，引发民族骚乱。从1987年开始，民族运动具有了有组织的特点，被迫害的鞑靼人要求返回克里木、纳—卡地区的归属、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风潮等，让戈尔巴乔夫应接不暇。

在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状况没有好转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又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在人民代表选举、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和总统选举中，民族主义成了合理的要求。

苏联长时期地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导致在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之间，各加盟共和国和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过分相信在民族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对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估计不足，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缺乏警惕，对其迁就妥协，一让再让，最终酿成民族危机。带头闹独立的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紧随其后，纷纷发表“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 戈尔巴乔夫对这些独立宣言都不表态，实际上是默认。

七、历史：

在戈尔巴乔夫推动新思维改革后，一些如波兰的“卡廷森林惨案”和1944年时期苏联政府对车臣族的流放等历史真相被解禁并逐渐被曝光出来，后来这些事件也得到了平反。最终激化并爆发了苏联所长期存在的民族、历史矛盾。

　　编辑本段苏联解体的原因
　　1991年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许多人士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影响和后果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视和研究，已经出版的著述和发表的论文数量浩繁，观点各异。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落
　　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一定像过去苏联教科书所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也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或政权转手，它的世界意义在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在苏联，这一伟大的社会实验曾经取得过辉煌，[1][2][3]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
　　领导人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苏东剧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船长”竟弃船而逃，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然而，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过分夸大一个人在历史剧变中的作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过：是时势造成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恰如其分地评价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外部原因与苏联演变
　　外因论者通常不否认内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们往往凸现和平演变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的所谓“全球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学者还认为，西方大国除有计划地对外渗透、进行和平演变外，特别提到美国诱使苏联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腐败导致党衰国亡
　　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解体前的苏联
　　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有一种观点认为，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具体地说，20世纪 80年代末，这个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苏联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产生的‘自我政变’”。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所诱发的腐败大暴露，以及这些官僚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新制度”的显贵，表面看来，似乎就是这些人搞垮了苏共和苏联，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更深刻的历史根源，以及当时苏联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就不难发现，不能说由于党内出现了腐败和官僚特权阶层就导致党衰国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这类现象的国家，未必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固然在党和国家的上层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作为掌控权力的官僚集团，他们首先要依赖原有的体制和秩序，以维护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们既不可能是积极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进的反对派，由于这个阶层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众多的“关系网”，使其中许多人善于观察方向，见风使舵，最终成为剧变的得益者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苏联解体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问那么多为什么不显得无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