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年轻时照片:文言文意思

孔子家语》读书笔记

　　《孔子家语》基本上是一部以孔子为中心的古代传说汇集，与《礼记》中的某些材料相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十七卷”，颜师古表示怀疑，注云：“非今所有《家语》”。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家语》四十四篇，虽孔安国撰次，按后序，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名曰《孔子家语》。”又说：“《家语》汉初已流布人间，又经孔安国撰定。”
　　但后代学者对其真伪却产生了怀疑，认为是王肃的伪作。有的出版社就认定：该书系三国时王肃书目及《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大小戴礼记》等书资料集合而成。王肃伪造此书，意在为《圣证论》提供根据以攻击郑玄之学。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却非肃所作。”指出王肃有所依傍，并非凭空伪作。
　　到了清代中叶，孙志祖作《家语疏证》，范家相作《家语证伪》，逐篇逐章寻出作伪依据，并指出其割裂改窜的痕迹，似乎《孔子家语》是伪书这一桩公案就此判定了。顾颉刚对清人王柏所言“今之《家语》……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十分赞同，认为“绝对正确”，并说：“故今之《家语》，大部分为编辑，小部分是创作。”又说：“《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杂凑书。”实际的情况是，王肃获得了一个早期的本子，然后为了迎合他与对手的论辩，加入了自己的阐释。即便如此，《孔子家语》的编纂要追溯到更古老的传统。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竹简6000余枚，内容有《诗经》、《苍颉篇》等佚籍，都是现存最早的古本，同时出土的木牍文书中，许多语句在今本《孔子家语》中可以见到。李学勤据此认为：“早在汉初确已有《家语》的原型，《史记》世家、列传很可能参考过此书。刘向编集《说苑》，也收录了其中文字。王肃作解的今本《家语》，大约就是在简本的基础上经过几次扩充编纂形成的。”胡平生也根据阜阳汉墓木牍和《说苑》简的材料讨论了《家语》的真伪及成书年代，结论为：（1）从汉初就流传着一批记录孔子及门弟子言行和诸国故事的简书，这批简书应当就是后来编纂《孔子家语》、《说苑》、《新序》等书的基本素材。（2）从汉文帝时汝阴侯墓简牍所见专记孔子言行的篇章，可以看到汉初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家语》的编纂，正是儒术发达以及孔子受到重视的产物，旧说孔安国编纂《家语》并作序，应当是可信的。（3）长期以来，今本《家语》被认为是王肃伪作，细审各家所举“罪证”，按现在所知道的古籍编纂与整理的知识加以考察，证据并不充分。关于《家语》在流传过程中，有亡佚、改易、增益等各种情形，皆属传世古籍所遭遇的普遍问题，不能据此论定其为伪书。这样就澄清了过去以为《孔子家语》是王肃作伪的说法，对于研究西汉初年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阜阳双古堆和定县八角廊汉简与今本比较，一简一繁，说明今本在竹简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广补辑，这是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常有的现象。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增广补辑部分将其视为伪作，也就是说，不能因其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否定《孔子家语》一书本身的价值。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买了一批战国楚竹书，其中《孔子诗论》中有孔子对《诗·召南·甘棠》的解说，将之与《孔子家语》相比较，两者基本接近，因此朱渊清确信：“《孔子诗论》是孔门弟子所记孔子《诗》说，《孔子家语》则很可能就是在《孔子诗论》之类原始本子的基础上钞撮编成。”
　　孔安国，西汉鲁人，字子国，孔忠次子，孔子十一代孙。生卒年月不详。西汉经学家。安国少学《诗》于申培，受《尚书》于伏生，学识渊博，擅长经学。武帝时任博士，后为谏大夫，官至临淮太守。据传，汉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较今天《尚书》多16篇，安国将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并为之作“传”，成为“尚书古文学”的开创者。今传《尚书孔氏传》，一称《孔安国尚书传》，明清学者定为后人伪托。《史记》作者司马迁研究《尧典》、《禹贡》等古文，也曾向他请教。后世尊其为先儒。

　　既然是“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名曰《孔子家语》”，那么，为了追寻孔夫子的足迹，了解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体会他那万世师表的言行举止，感悟圣人情怀，哲人智慧，读《论语》后，《孔子家语》以也应在必读之列。
　　本人读《孔子家语》已经一月有余，只因文言文底子薄，知识储备也有限，悟性又差，所以迄今仍未读完。已经读过的章节，也没完全读懂。只是边读边记，有所感悟，信手涂鸦，连不成篇，自不是钻研之法。我总想，我们作为一般的精神文化的传承者，人类各种精神资源的利用者，只要能对其中的部分内容有所感悟，就达到读书的目的了。当然，这个感悟，是今天的，如果到了明天，在新的语言环境中，也许就有了新的感悟。而且，感悟不是实证，与科学或许无缘。请各位批评者明鉴。这里所列的，是《孔子家语》的一部分，而非全书。就权当是读书卡片吧，为了今后查找方便；也权当是求学作业，恭请各位老师批改指点。

　　点睛于2005年6月17日晚。

　　作者：点睛 回复日期：2005-6-18 8:21:03
　　相鲁第一
　　【原文】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中都鲁邑)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如礼年五十异食也)强弱异任、(任谓力作之事，各从所任不用弱也)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无文饰雕画，不诈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木为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聚土以起坟者也）不树，（不树松柏）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鲁国在东故，西方诸侯皆法则）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
　　【大意】
　　孔夫子开始时出任中都宰，制定了养生送死的规矩，年长的和年幼的用不同的食物；能力强的和能力弱的有不同的任用，男女分路而走；路上没有人拾取别人落下的东西，器皿上没有多余的雕饰；制造四寸厚的棺材，五寸厚的外椁；顺着丘陵造坟，不堆积泥土，不种树。实施了一年，西边的诸侯都学他的做法。鲁定公听说后问孔夫子说：“学你的这种方法，用来治理鲁国怎么样？”孔夫子回答说：“即使用来治理天下都可以，哪止鲁国而已啊。”
　　【杂感】
　　孔夫子出任中都宰时，制定了养生送死的法则。基本精神是厚养薄葬，因人任事，崇尚节俭，推行礼节。有如此的政绩，也如现在某些人事一样，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影响到了国外，才引起鲁定公的注意。
　　儒家最看重的是养老与葬礼、祭礼。其实这是当时风俗中十分看重的事，许多贵族都穷奢极欲，平民也深以厚葬之风为苦。孔夫子在此提出的养生送死之法的精神，就是厚养薄葬，然千百年来，一直被别有用心者所歪曲。有些人为了表明自己的大孝，于是不惜倾家厚葬，以求名扬。为了表明自己的大孝，守制期间造出各种哀伤假象。矫揉造作，华而不实。根本远离中庸至诚之训。《论语》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这里讲的“事人”，指事奉君父。在君父活着的时候，如果不能尽忠尽孝，君父死后也就谈不上孝敬鬼神，他希望人们能够忠君孝父。表明了孔子在鬼神、生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他不信鬼神，也不把注意力放在来世，或死后的情形上，在君父生前要尽忠尽孝，至于对待鬼神就不必多提了。
　　其次是强弱异任问题。世人本来能力不一，因兴趣各异，所学专业也不同，只有因人任事，做自己专长的事，才能使社会发生最大效能。而一旦因人任事，必然会造成贫富差距，因此而造成社会地位的有高有低，这是无法避免的。任何要一律平等的想法，在这社会实际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邓公小平先生深谙此道，所以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尽管贫富差距相距过大，对社会安定也是不利的，这就需要政府动用财政税收政策来调节了。

　　【原文】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称家甲铠也）邑无百雉之城，（高丈长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孙不得意于季氏，因费宰公山弗扰率费人以袭鲁。孔子以公与季孙叔孙孟孙，入于费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及台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勒士众下伐之，费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大意】
　　孔夫子对鲁定公说：士大夫家中不应该拥有武器装备，大夫的封邑不能有超过百雉的城墙，这是古来的制度。现在三家已经超过制度，请下令都减损它们。就派季氏宰仲由（子路）去毁三家之都城。叔孙氏对季氏不满意，就凭着费宰公山弗扰来袭击鲁国，孔子就请鲁定公与季孙叔孙孟孙，进入到季氏的家里，登上季孙武子之台；费人攻击它，达到台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统领士众下讨伐他们，费人败了，就毁隳三都之城。增强了公室，削弱了私家，尊君抑臣，政令教化盛行。
　　【杂感】
　　这“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一语，成为儒家的支派法家的一大理论支柱。正因为如此，君权越来越大，以致无法限制，给社会、给百姓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危害。不过，在当时混乱的社会中，人们确实很盼望着有一强有力的统治者在廓清局面，就像后来法国人当年盼望拿破仑一样，中国终于盼来了秦始皇。然而秦始皇来了，战乱终止了，社会安定了，人们发现自己的活动空间反而更少了。真是个“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乱，百姓苦；治，百姓苦”啊！所以希望通过强化君权来达到社会安定，也不是一条好路子。
　　然而，假如中国也象西欧一样的走贵族共和之路，情况会怎么样呢？无法想象，因为历史不能假设。但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不会形成一个中华民族，也许现在正在像欧盟那样，为“亚盟”宪法的通过而犯愁。那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