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财产协议在哪公证:八旗子弟指什么

“八旗子弟”是什么？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但是年轻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了。清兵入关以前，17世纪初，努尔哈赤（清太祖）把满洲军队分成了四旗，每一旗，起初是七千五百人。后来因为人数一天天增加（以满人为主，也包括少量蒙、汉、朝鲜、俄罗斯等族人），又由四旗扩充为八旗。八旗旗色的分别，是除了原来的正黄、正红、正白、正蓝之外，再加上镶黄、镶红、镶白、镶蓝。这些旗的编制，是合军政、民政于一体的。满洲的贵、贱，军、民，都编了进去，受旗制的约束。后来，随着军事的发展，又增编了“蒙古旗”和“汉军旗”。三类军旗各有八旗，实际上共为二十四旗。原来的本部，由于区别上的需要就专称“满洲旗”了。

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些“旗下人”或者说“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骑善射，勇于征战的。入关以后，他们大抵受到了世代的优待。和皇室血缘亲近，地位崇隆的，当了王公大臣，什么亲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之类；地位小的，当什么参领、佐领；最小最小的，也当一名旗兵。由于他们参与“开国”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特别是满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大抵是满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随清宗室到处征战的汉人，即归附已久的“旧人”置身其间。清代的制度，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凭祖宗的福荫，他们好些人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但是家族繁衍，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名义上还是参领佐领，但实际上已经并不带兵，有的人名义还是骁骑校，但是已经不会骑马。更甚的，由于子孙大量繁殖的结果，每家每户的“月钱”不可能累进，“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额有限，也不可能随便入营。加上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大吃空额，能够入营的旗兵相对来说就更加有限了。这样，世代递嬗，不少“旗下人”就穷困下来。他们之中某些有识之士，也觉得长年累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所以就其压倒的多数而论，“旗下人”大抵是游手好闲的。

先代的“光荣”，祖辈的“福荫”，特殊的身份，闲逸的生活（靠领月钱过日子），使得许多“旗下人”都非常会享乐，十分怕劳动。男的打茶围，蓄画眉，玩票〔玩票〕指非职业演员从事戏曲表演。，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闲混过日的法门。到了家道日渐中落，越来越入不敷出的时候，恃着特殊的身份和机灵的口舌，就干上巧取豪夺，诓诓骗骗的事儿了。他们大抵爱赊买东西，明明口袋里有钱，偏要赊，已经寅吃卯粮了，还是要赊。当时好些人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广州曾经是“旗下人”聚居的城市之一，至今市区还留下“八旗二马路”这么一个名称。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早年有个“旗下人”到茶馆喝茶，当堂倌取来冲茶用的盖盅，还没有冲水的时候，他就把一只小鸟放在盅里，加上盖子。当堂倌揭开盖子的时候，小鸟呼的一声飞走了。于是这旗人就撕开颜面，缠着堂倌索取赔偿，狠狠敲了一笔之后，才扬长而去。直到今天，广州的茶馆里，服务员为茶客泡好茶，如果茶客饮后自己不揭开盖子的话，服务员是不会主动来冲水的。传说这种习惯就和这个故事有关。姑不论这是真是假，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可见当年“八旗子弟”给人的印象了。

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到的“八旗子弟”，应该说是一个特定名称，它指的不是清兵入关前后，策马弯弓，英勇善战的旗籍青年；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后，逐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曾经有过旗籍的青年；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旗人”之中，也有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人物。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现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红旗人。他们“旗下人”的身份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它指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的人物。

老舍先生因为是满族的旗人（不像曹雪芹那样是原属汉族而祖先进了满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对于满族旗人，对于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为是知之有素的。在他的《正红旗下》那篇自传体的文章中，曾对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绘声绘色、入木三分的揭露。这里我想引他的两段话，以窥见不少旗人沦落的原因以及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

……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骑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浮沉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姊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注：一种小鸟）。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他们老爷儿俩都聪明、有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哨、干炸丸子……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有点糊涂的梦。

这类人物去当什么“参领”“佐领”以至什么名义上更大的官儿，自然没有办法不把事情弄糟。当年帝国主义军舰开到中国沿海耀武扬威，初次见到那些艨艟〔艨艟（méngchōng）〕也写作蒙冲，古代战船。这里借指军舰。时，扬言“此妖术也，当以乌鸡白狗血破之”的，不就是官阶虽然比他们高得多，但无知和胡混的程度，和此辈也在伯仲之间的八旗王爷将军一类的人物吗！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八旗兵”的颟顸〔颟顸（mānhān）〕糊涂且马虎。腐败，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后来的“八旗兵”已经变得腐朽透顶，在战场上常常一触即溃，和清军初入关时那种秣马厉兵、能征惯战的景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搁起这支老队伍，另行去编练新军。而编练新军，又没法阻止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前来参加，起义新军终于构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军的洪流之一。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见到，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而是凭血统关系，躺在祖先的福荫之下，享受特权，闲逸度生，是终究非衰颓腐败下去不可的。这样的事情，该是顺治、康熙所始料不及的吧！早期的八旗将领，可以说过的是相当艰苦的生活。今天如果到沈阳的故宫参观，可以看到金銮殿下的广场上，两旁分列着八座小殿宇似的建筑，那是八旗主帅进见努尔哈赤，入朝议事时的驻宿之处。那些房屋并不大，大概只相当于现代旅馆每天十块钱的房间的大小，那就是早期“主帅”们的生活标准了，较之后期的王侯公卿的生活水平来，也是相去很远的。

凭血统关系，凭祖宗福荫过骄奢闲逸的生活，可以使人日渐腐朽，终至于烂得不成样子。这种事情，实际上并不独“八旗子弟”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这样的事例。这真是“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前车虽覆，后车不鉴”了。在清代之前，明代原本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活剧。明初朱元璋分封王子为各地的王，这些王的儿子，嫡长的就继承王位，世袭不已。其他的王子王女，也各有封赠。由于人数越来越多，一代代传下去，封号和食禄就依级递减，例如“镇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恩将军”之类。有人统计过，明代开国时的几十个帝王子弟，到了明末，繁衍出来的人数已经数以万计，这些人躺在祖先荣誉、血统关系的账本上，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大抵都成了营营扰扰的庸碌之辈。明朝的覆亡，和这么一大群人都直接间接向农民进行各种各样的需索，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不胜其苦，也是很有关系的。辛亥革命以后，明清式的世袭王公大臣没有了。但是许多地主人家，他们的儿女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地过着另一种“世袭”的老爷少爷、奶奶小姐式的生活，在血统关系的账本上度不劳而获的日子？而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谁知道究竟滋生了多少的浪荡子弟、花花公子、赌徒和鸦片烟鬼？

在这方面，西方的资产阶级，却是不简单地把大量的财产很快付托给儿女，在给他们以相当的教育之后，就鼓励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来获取酬报。例如小孩补篱笆、种树之后才给予一定的奖励，成人参与某种工作之后才按月领薪，并不给予特殊照顾之类。这是有他们比较深远的用心的。资产阶级至少在这些方面，比较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显得稍有见地一些。

在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里，照理说，干部子弟不会也不应该变成“八旗子弟”式的人物，然而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一回事，各家各户的具体环境、具体教育又是一回事。在我们社会里，尽管有大量干部子弟成长得很好，不自命特殊，不躺在父母亲的功劳簿上，也不依靠先辈遗传下来的“染色体”过非分生活，因而，能真正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有些父母教育子女自命高人一等，对儿女千依百顺，处处让他们得到非分享受，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来给他们玩耍；他们干了坏事，就百般包庇，肆意纵容，走后门，企图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致把儿女变成了新型的“高衙内”“鲁斋郎〔鲁斋郎〕关汉卿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一个“高衙内”式人物。”（按：这都是历史故事里著名的白鼻公子）。作为司令公子的“杭州二熊”，后来一个被枪决，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就是著名的事例。这样的事情决不是“绝无仅有”的，而是有那么一小批，因而也就时有所闻了。某市一位副市长的儿子，某县一个县委书记的儿子，因杀人伤人而被处以极刑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等而次之，没有受到极刑，但已锒铛入狱，或者路人侧目的，那就数量更多了。周恩来同志告诫“莫学‘八旗子弟’”，在我们这个封建习气还严重存在的国家，看来是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那些特权人物、特权分子是错估了我们的形势和现实了，因此不必等待“五世而斩”，立刻受到“现眼报”了。

其实，不仅要教育孩子不可变成“八旗子弟”，对于某些大人来说（按：请注意这个“些”字的准确性），毋宁说自己就必须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八旗子弟”，因为人是会变的。一个人从革命者变成了老爷和蛀虫，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事例是常见的。自命特殊，高人一等，自以为置身于法律之上，吃喝玩乐，逍遥度日，以至于利欲熏心，巧取豪夺，肆意横行，违法乱纪，因而落得个众人摇头、身败名裂的事，难道就很罕见吗？不！这也是不时听到的。

这样看来，“莫学‘八旗子弟’”的告诫对象，比“干部子女”还要广一些吧。

写到这儿，《哀“八旗子弟”》这篇杂文，是可以结束了。最后，我想借用一千多年前，诗人杜牧的两句长期应验在某些人身上的话作为结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八旗子弟的原意是上面几位说的那样。

在现代说“八旗子弟”，已经不是那个意思了，其表象为:提笼架鸟、讲名分、讲身份、谈天说地、不爱做具体活计(清八旗是朝廷供养的、不准做工),最可取的就是比较爱国! 在如今沿袭到许多北京人(不是全部)身上,则表现为:不擅商业,再穷也不做苦累没人干的活。

“八旗”以旗帜的颜色命名，分别称为： 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和镶蓝旗。
清兵入关以前，17世纪初，努尔哈赤（清太祖）把满洲军队分成了四旗，每一旗，起初是七千五百人。后来因为人数一天天增加（以满人为主，也包括少量蒙、汉、朝鲜、俄罗斯等族人），又由四旗扩充为八旗。八旗旗色的分别，是除了原来的正黄、正红、正白、正蓝之外，再加上镶黄、镶红、镶白、镶蓝。这些旗的编制，是合军政、民政于一体的。满洲的贵、贱，军、民，都编了进去，受旗制的约束。后来，随着军事的发展，又增编了“蒙古旗”和“汉军旗”。三类军旗各有八旗，实际上共为二十四旗。
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些“旗下人”或者说“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骑善射，勇于征战的。入关以后，他们大抵受到了世代的优待。和皇室血缘亲近，地位崇隆的，当了王公大臣，什么亲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之类；地位小的，当什么参领、佐领；最小最小的，也当一名旗兵。由于他们参与“开国”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
到后来“八旗子弟”指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的人物。

中国清代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满族的先世女真人以射猎为业，每年到采捕季节，以氏族或村寨为单位，由有名望的人当首领，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的组织形式，称为牛录制。总领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意为大箭；额真，又称厄真，意为主）。

八旗的建立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他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立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俗写亦作厢）。旗帜除四正色旗外，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其制规定：每300人为1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 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据史籍记载，当时编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个。此时所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清太宗时，又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同。八旗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旗制终清未改。

八旗制度的特点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 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清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实即禁军。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八旗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如封爵，崇德元年（1636）始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9等。八旗按引军旗色定户籍。 八旗兴办宗室觉罗学、官学等，课其子弟。八旗宗室王公及官兵的婚丧等均有规定。清初定满汉不通婚，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取消禁令，实际上民间早已通婚。

八旗的兴衰 清军入关， 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清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八旗官兵因此获得一部分旗地。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后多迫于生计被典押出去。清统治全国以后，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清王朝虽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陷于贫困的境地。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共存在 296 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曾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更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嬗变，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也日益明显，严重地束缚了满族人民的发展，在征战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八旗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对一些为非作歹、不求上进的官员子女,人们都用“八旗子弟”来称呼他们,“八旗”是什么来由呢? “八旗”...后来,人们把那些靠着祖宗的封荫、不劳而获的人称为“八旗子弟”。

“八旗子弟”是什么？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但是年轻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了。清兵入关以前，17世纪初，努尔哈赤（清太祖）把满洲军队分成了四旗，每一旗，起初是七千五百人。后来因为人数一天天增加（以满人为主，也包括少量蒙、汉、朝鲜、俄罗斯等族人），又由四旗扩充为八旗。八旗旗色的分别，是除了原来的正黄、正红、正白、正蓝之外，再加上镶黄、镶红、镶白、镶蓝。这些旗的编制，是合军政、民政于一体的。满洲的贵、贱，军、民，都编了进去，受旗制的约束。后来，随着军事的发展，又增编了“蒙古旗”和“汉军旗”。三类军旗各有八旗，实际上共为二十四旗。原来的本部，由于区别上的需要就专称“满洲旗”了。

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些“旗下人”或者说“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骑善射，勇于征战的。入关以后，他们大抵受到了世代的优待。和皇室血缘亲近，地位崇隆的，当了王公大臣，什么亲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之类；地位小的，当什么参领、佐领；最小最小的，也当一名旗兵。由于他们参与“开国”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特别是满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大抵是满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随清宗室到处征战的汉人，即归附已久的“旧人”置身其间。清代的制度，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凭祖宗的福荫，他们好些人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但是家族繁衍，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名义上还是参领佐领，但实际上已经并不带兵，有的人名义还是骁骑校，但是已经不会骑马。更甚的，由于子孙大量繁殖的结果，每家每户的“月钱”不可能累进，“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额有限，也不可能随便入营。加上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大吃空额，能够入营的旗兵相对来说就更加有限了。这样，世代递嬗，不少“旗下人”就穷困下来。他们之中某些有识之士，也觉得长年累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所以就其压倒的多数而论，“旗下人”大抵是游手好闲的。

先代的“光荣”，祖辈的“福荫”，特殊的身份，闲逸的生活（靠领月钱过日子），使得许多“旗下人”都非常会享乐，十分怕劳动。男的打茶围，蓄画眉，玩票〔玩票〕指非职业演员从事戏曲表演。，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闲混过日的法门。到了家道日渐中落，越来越入不敷出的时候，恃着特殊的身份和机灵的口舌，就干上巧取豪夺，诓诓骗骗的事儿了。他们大抵爱赊买东西，明明口袋里有钱，偏要赊，已经寅吃卯粮了，还是要赊。当时好些人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广州曾经是“旗下人”聚居的城市之一，至今市区还留下“八旗二马路”这么一个名称。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早年有个“旗下人”到茶馆喝茶，当堂倌取来冲茶用的盖盅，还没有冲水的时候，他就把一只小鸟放在盅里，加上盖子。当堂倌揭开盖子的时候，小鸟呼的一声飞走了。于是这旗人就撕开颜面，缠着堂倌索取赔偿，狠狠敲了一笔之后，才扬长而去。直到今天，广州的茶馆里，服务员为茶客泡好茶，如果茶客饮后自己不揭开盖子的话，服务员是不会主动来冲水的。传说这种习惯就和这个故事有关。姑不论这是真是假，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可见当年“八旗子弟”给人的印象了。

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到的“八旗子弟”，应该说是一个特定名称，它指的不是清兵入关前后，策马弯弓，英勇善战的旗籍青年；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后，逐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曾经有过旗籍的青年；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旗人”之中，也有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人物。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现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红旗人。他们“旗下人”的身份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它指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的人物。

老舍先生因为是满族的旗人（不像曹雪芹那样是原属汉族而祖先进了满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对于满族旗人，对于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为是知之有素的。在他的《正红旗下》那篇自传体的文章中，曾对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绘声绘色、入木三分的揭露。这里我想引他的两段话，以窥见不少旗人沦落的原因以及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

……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骑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浮沉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姊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注：一种小鸟）。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他们老爷儿俩都聪明、有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哨、干炸丸子……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有点糊涂的梦。

这类人物去当什么“参领”“佐领”以至什么名义上更大的官儿，自然没有办法不把事情弄糟。当年帝国主义军舰开到中国沿海耀武扬威，初次见到那些艨艟〔艨艟（méngchōng）〕也写作蒙冲，古代战船。这里借指军舰。时，扬言“此妖术也，当以乌鸡白狗血破之”的，不就是官阶虽然比他们高得多，但无知和胡混的程度，和此辈也在伯仲之间的八旗王爷将军一类的人物吗！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八旗兵”的颟顸〔颟顸（mānhān）〕糊涂且马虎。腐败，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后来的“八旗兵”已经变得腐朽透顶，在战场上常常一触即溃，和清军初入关时那种秣马厉兵、能征惯战的景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搁起这支老队伍，另行去编练新军。而编练新军，又没法阻止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前来参加，起义新军终于构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军的洪流之一。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见到，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而是凭血统关系，躺在祖先的福荫之下，享受特权，闲逸度生，是终究非衰颓腐败下去不可的。这样的事情，该是顺治、康熙所始料不及的吧！早期的八旗将领，可以说过的是相当艰苦的生活。今天如果到沈阳的故宫参观，可以看到金銮殿下的广场上，两旁分列着八座小殿宇似的建筑，那是八旗主帅进见努尔哈赤，入朝议事时的驻宿之处。那些房屋并不大，大概只相当于现代旅馆每天十块钱的房间的大小，那就是早期“主帅”们的生活标准了，较之后期的王侯公卿的生活水平来，也是相去很远的。

凭血统关系，凭祖宗福荫过骄奢闲逸的生活，可以使人日渐腐朽，终至于烂得不成样子。这种事情，实际上并不独“八旗子弟”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这样的事例。这真是“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前车虽覆，后车不鉴”了。在清代之前，明代原本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活剧。明初朱元璋分封王子为各地的王，这些王的儿子，嫡长的就继承王位，世袭不已。其他的王子王女，也各有封赠。由于人数越来越多，一代代传下去，封号和食禄就依级递减，例如“镇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恩将军”之类。有人统计过，明代开国时的几十个帝王子弟，到了明末，繁衍出来的人数已经数以万计，这些人躺在祖先荣誉、血统关系的账本上，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大抵都成了营营扰扰的庸碌之辈。明朝的覆亡，和这么一大群人都直接间接向农民进行各种各样的需索，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不胜其苦，也是很有关系的。辛亥革命以后，明清式的世袭王公大臣没有了。但是许多地主人家，他们的儿女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地过着另一种“世袭”的老爷少爷、奶奶小姐式的生活，在血统关系的账本上度不劳而获的日子？而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谁知道究竟滋生了多少的浪荡子弟、花花公子、赌徒和鸦片烟鬼？

在这方面，西方的资产阶级，却是不简单地把大量的财产很快付托给儿女，在给他们以相当的教育之后，就鼓励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来获取酬报。例如小孩补篱笆、种树之后才给予一定的奖励，成人参与某种工作之后才按月领薪，并不给予特殊照顾之类。这是有他们比较深远的用心的。资产阶级至少在这些方面，比较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显得稍有见地一些。

在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里，照理说，干部子弟不会也不应该变成“八旗子弟”式的人物，然而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一回事，各家各户的具体环境、具体教育又是一回事。在我们社会里，尽管有大量干部子弟成长得很好，不自命特殊，不躺在父母亲的功劳簿上，也不依靠先辈遗传下来的“染色体”过非分生活，因而，能真正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有些父母教育子女自命高人一等，对儿女千依百顺，处处让他们得到非分享受，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来给他们玩耍；他们干了坏事，就百般包庇，肆意纵容，走后门，企图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致把儿女变成了新型的“高衙内”“鲁斋郎〔鲁斋郎〕关汉卿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一个“高衙内”式人物。”（按：这都是历史故事里著名的白鼻公子）。作为司令公子的“杭州二熊”，后来一个被枪决，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就是著名的事例。这样的事情决不是“绝无仅有”的，而是有那么一小批，因而也就时有所闻了。某市一位副市长的儿子，某县一个县委书记的儿子，因杀人伤人而被处以极刑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等而次之，没有受到极刑，但已锒铛入狱，或者路人侧目的，那就数量更多了。周恩来同志告诫“莫学‘八旗子弟’”，在我们这个封建习气还严重存在的国家，看来是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那些特权人物、特权分子是错估了我们的形势和现实了，因此不必等待“五世而斩”，立刻受到“现眼报”了。

其实，不仅要教育孩子不可变成“八旗子弟”，对于某些大人来说（按：请注意这个“些”字的准确性），毋宁说自己就必须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八旗子弟”，因为人是会变的。一个人从革命者变成了老爷和蛀虫，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事例是常见的。自命特殊，高人一等，自以为置身于法律之上，吃喝玩乐，逍遥度日，以至于利欲熏心，巧取豪夺，肆意横行，违法乱纪，因而落得个众人摇头、身败名裂的事，难道就很罕见吗？不！这也是不时听到的。

这样看来，“莫学‘八旗子弟’”的告诫对象，比“干部子女”还要广一些吧。

写到这儿，《哀“八旗子弟”》这篇杂文，是可以结束了。最后，我想借用一千多年前，诗人杜牧的两句长期应验在某些人身上的话作为结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981年底于广州

这篇杂文，阐述的是干部子女应慎防腐化堕落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作者先对八旗子弟的产生，到以后的演变，以及它的结局，做了系统的论述。接着上溯到明代，下延伸至民国，最后转到现实社会，真是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作者还指出，这不仅是个“子女教育问题”，而且也是某些“大人”必须警惕的，这使得文章的思想深度更进了一层。全文资料详实，巧用类比手法，有理有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