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两家人图片:史记到底多少篇?

史记共有一百三十篇

《史记》，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史家、西汉武帝时司马迁编写。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汉司马迁著。它记述
了中国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3000多年
的历史,开创了中国纪传体的历史学和历史传记文学,为
中国民族文化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史记》的体制结构 中国的史官设置极早，并且
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记事方法和尊重事实的优良传统。
先秦时代就出现了一批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的《史记》是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和适应历史的
发展并有重大创造的历史文学著作。他从“网罗天下放
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
的要求出发，吸收前人编撰历史的各种方法而加以综合
运用，写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
传，共130篇,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形成
严谨完整的体系，完成了新型历史著作体制——“纪传
体”的创造，从而达到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
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目的。
明代正德刻本《史记》
本纪 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纪者，记也。
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
后代纲纪也。”《史记》的十二本纪写从黄帝到汉武帝
历朝、历代帝王的兴废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中《秦本
纪》）、《项羽本纪》稍有不同）。司马迁是把历代帝
王作为历史事件的中心人物来加以论述的，同时又以他
们的前后继承关系来显示历史的发展，用以统率整个历
史的论述。
表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并时异世,年差不
明,作十表。”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礼》
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
须表明也，故言表也。”《史记》中的“十表”有“世
表”、“年表”、“月表”三种。它们是按朝代的顺序，
把历史分成若干阶段，再分别按世代、年、月写成简明
的大事记，也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
书 《太史公自序》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
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史记
索隐》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
家大体。”《史记》中的“书”是对当时社会重要的典
章制度的专门论述，它们分别叙述礼仪(《礼书》)、音
乐(《乐书》)、军事（《律书》）、历法（《历书》）、
星象(《天官书》)、宗教（《封禅书》）、水利（《河
渠书》）、经济(《平准书》)等方面的现状和发展。它
们与后世的专门学科发展史有相似之处。
世家 《太史公自序》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
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
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史记索隐》说：“世家者,记
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除《孔子世家》
和《陈涉世家》外，所记叙的是春秋战国以来各主要诸
侯国和汉代所封的诸侯、勋贵的历史。其用意与“本纪”
有相近之处。
列传 《太史公自序》说：“扶义□傥，不令己失
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司马迁作列传的宗
旨是使那些品行高洁和有功于天下的人能得以传名于后
世。但《史记索隐》解释说：“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
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显然是把司马迁立传的
范围缩小了。司马迁所记之人和事，都不限于人臣。除
《匈奴列传》、《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南
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是叙述当时中
国境内非汉族君长和外国君长统治的历史外，大多数列
传记叙的人物是非常广泛的。其中有贵族、官吏、学者、
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刺客、游侠、商人等不同阶
层不同职业的人物。
列传根据其叙述人物的方式又可分成 4种类型：①
专传，即一个人一篇传记，如《魏公子列传》；②合传，
即两个人以上合写成一篇传记,如《屈原贾生列传》;③
附传，在一个人传记之后，附带叙述与之有关或事迹相
近人的传记，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主要是叙述魏其侯
窦婴、武安侯田□的事迹，中间插入了灌夫的传记；④
类传，把同类的人物写入同一传记中，如《酷吏列传》。
《史记》五种体裁的名目，不完全出自司马迁的创
造。但把这五种体裁加以改造，互相补充，形成一个完
整体系，却是司马迁的独创，是他对中国历史科学的巨
大贡献。也正因为这样，《史记》成为封建时代各朝编
纂历史的范本，宋郑樵说：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
于制作，……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
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
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
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序》）。
这评价是颇为公允的。
《史记》的思想内容 《史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
由于它能够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映历史面貌，自从它在
社会上流传以来，人们一直誉之为“实录”，称赞作者
“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
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
《史记》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在历史的写作中寄托了
自己的理想，表达了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的认识和
强烈的爱憎，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一系列历史人物，使之
成为科学历史著作和优美传记文学的巧妙结合，鲁迅所
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恰当地指出《史
记》这一特点。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气氛影响下，司马迁
接受了儒家思想。他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同意
董仲舒对《春秋》的一些看法，把《春秋》看成是“上
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
道之大者”（《史记·太史公自序》）。又如把孔子列
入世家，与历代侯王等同，并说：“《诗》有之，‘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
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
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
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为了
说明孔子学派的传授，又作《仲尼弟子列传》，这说明
司马迁十分钦佩孔子的为人，他把自己写作的《史记》，
看成是第二部《春秋》，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但司
马迁与董仲舒并不一样，他没有过分神化孔子，不完全
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在其父司马谈的影响下,他同时接
受了先秦其他诸子的思想，特别是道家。他的思想具有
唯物主义成分，尤其是由于他本人因李陵案的牵累，受
到汉武帝的迫害，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封建统治的残暴，
增加了他思想的反抗性和同情人民的因素。这正是构成
《史记》进步思想内容的根源，也是使《史记》在众多
的封建正史中独放异彩的重要原因。
《史记》进步的思想内容，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
阶级，特别是对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讽刺和揭露上。作
者在《高祖本纪》中不仅突出了有关刘邦的许多神异的
传说，正面描写了刘邦作为创业之君的豁达大度、坚韧
不拔、善于用人等等许多长处；而且也正面点明了刘邦
“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通过表面上颂
扬而实际上讽刺的手法来揭露刘邦的虚伪狡诈的一面。
如对使他免去对太公行家人父子礼的太公家令，刘邦私
心是感激的，故“赐金五百斤”。后来在未央宫建成的
宴会上，在诸侯大臣们面前，刘“奉玉卮，起为太上皇
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
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
乐”。这样描写的实际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但限于本纪
体例要求，以及为避免统治者的迫害，司马迁在《高祖
本纪》中对刘邦的揭露，只能采用较为含蓄的方式，而
在其他人物传记的叙述中，对刘邦的揭露则是相当显露。
在《项羽本纪》中，通过项羽与刘邦对比的描写，着重
揭露了刘邦在秦末群雄角逐中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 《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中，更通过具体事实
着重揭露了刘邦猜忌臣下的心理和功业成就之后诛杀功
臣的罪行。对于汉武帝，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写
有《今上本纪》，而现传本《史记》的《孝武（即“今
上”）本纪》非司马迁原作，因此不能确知他是如何写
汉武帝的。但作者在《封禅书》中写汉武帝迷信方士，
企图求取长生不老之术，虽屡次被骗，但他始终不觉悟；
《平准书》写汉武帝对外用兵和奢侈浪费，消耗了汉兴
以来大量积累，而又把这负担转嫁于人民。司马迁还通
过《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的对比，表达了他对汉
武帝暴力统治的悲愤和厌恶。作者在《循吏列传》中说：
“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酷吏列
传》中他又充分肯定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论
断，表示了他反对“以恶为治”作法。而在这两篇传记
的具体安排上，《循吏列传》写孙叔敖、郑子产等 5人，
没有一个汉代人。《酷吏列传》所写的则全是汉代人，
其中除郅都是景帝时人外，其余 9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
统治的执行者。此外，《吕后本纪》、《魏其武安侯列
传》都是写汉代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
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他们的凶残暴虐的本性。
《史记》中还描写了广大人民对封建暴政的反抗。
就在《酷吏列传》中，在叙述了这群酷吏的“以恶为治”
之后，作者描写了各地民变蜂起的形势，无疑的是肯定
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他的同情是在被压迫、受剥削的
广大人民这一边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地
歌颂了秦末的农民大起义，把陈涉、项羽分别置于世家、
本纪中，使之与诸侯、帝王地位等同。在《陈涉世家》
中，作者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吴广发动起义的经过和他
们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情形，并称赞说：“桀纣失其
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
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
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充分肯定了陈涉
起义的正义性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在《项羽本纪》
中,作者虽然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
“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
全篇的基调仍然是歌颂，说他“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
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
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态度和是非观念。
荆轲刺秦王 汉代石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下层人物，并给
予热情的肯定和赞扬。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主要
写朱家、郭解等人“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振人
之命，不矜其功”的侠义行为，和“言必信”、“行必
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寄托了封
建社会中人民期望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
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写曹沫、专诸、豫让、聂政
和荆轲等五人（高渐离附荆轲传后，不计在内），他们
的行为动机虽杂有狭隘的个人恩怨，但其主线仍旧是反
抗暴政。特别是荆轲，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为反抗强秦的
那种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滑稽列传》所写的
是专替君主侯王消愁解闷的为人所贱视的人物。司马迁
不仅为他们立传，而且肯定了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分和
别致的方式对统治者荒淫奢侈、不恤人力、不爱惜人才
所起的力所能及的抑制作用。
《史记》还写了一系列爱国的英雄人物。在《屈原
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为了维护楚国而联齐抗秦
所作的努力，对于屈原犯颜直谏、不肯与小人同流合污
的品格，对于屈原虽身遭放逐仍不忘怀国安危、至死也
不肯离开故国的爱国精神，给予了热情的颂扬，说屈原
的行为和品格，可“与日月争光”。在《廉颇蔺相如列
传》中，司马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
历史事件的生动描写，既塑造了蔺相如这样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在强暴者面前勇敢机智地维护国家安
全荣誉的爱国英雄形象，又塑造了廉颇这样的率直豪迈、
勇于改过、深明大义的爱国老将形象。他们的事迹一直
在我国人民中间传为美谈。《李将军列传》是《史记》
的名篇。“飞将军”李广，是司马迁同时代人，他曾亲
见过李广,说李广“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以敬佩
的感情为这位勇敢机智、体恤士兵的爱国英雄立传，作
者还以沉痛的心情写了李广虽“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
屡立战功,却一再受到压抑和排挤,最后不得不被迫“引
刀自刭”的具体经过。这既有对李广的深厚的同情，也
寄托了作者不幸遭遇的感慨。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中的表和书，有着
一定的科学性，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本纪、世家
和列传却是它的主要部分，司马迁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创
造《史记》这部伟大著作的，从而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
史传记文学的典范。作者在这些人物传记中再现了一幅
幅巨大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塑造了一个富于时代特
征的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是对上下三千年历史的生动
概括，同时体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强烈
爱憎感情，做到了“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
司马迁在尊重历史的真实的前提下，写出如此众多
的形象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首先得力于对历史材料
的选择、剪裁和集中。《留侯世家》中提到留侯“所与
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即
在写一个人物传记时,不是把一切事件都罗列上去,而是
要选择那些足以表现这个人物特点的重要的、有代表意
义的言和行。留侯张良是古人所谓兴汉三杰之一，刘邦
说他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的举足轻重的人
物。他平时与刘邦谈论的事情是很多的，但写他的传记
只能写与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才能突出张良的
特点及其在创建汉王朝的重大作用。项羽是摧毁秦朝暴
力统治的中心人物,司马迁从本纪的要求出发,在《项羽
本纪》中除了勾勒出秦末、楚汉之间的历史发展的轮廓
外，主要的是集中一系列重要事件突出了项羽的叱咤风
云、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形象十分鲜明,给人以深刻的
印象。至于导致项羽失败的原因，他个人的缺点、军事
上、政治上的错误，作者只在篇末评语中简要点明。司
马迁正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使《史
记》的人物传记既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
作用，又突出了他们思想和性格的主要特征，塑造了完
整的鲜明的人物形象。
司马迁在写作人物传记时，还尽力避免一般的梗概
的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
动，以突出人物的特点，塑造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
传》,作者围绕着信陵君救赵存魏这一主要事件,亲切地
在一篇传记中使用了147次“公子”一词,生动地叙述了
信陵君怎样不顾当时的等级观念，与夷门监者侯嬴、屠
者朱亥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通过这样
的叙述，突出了他仁而下士、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
人之难的性格，也正确地表现了信陵君在游士、门客的
帮助下，得以抵制秦国侵略、救赵存魏、使诸侯振奋的
历史作用。在描写人物的活动时，司马迁还十分着力于
写人物的行动，通过不同人物的形体动作来显示人物的
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如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绘
声绘影地描写了信陵君自迎侯生的情景，交替出现“公
子执辔愈恭”、“公子颜色愈和”、“公子色终不变”
的神情，和侯生始终审视公子的目光以及市人、从骑者、
宾客的反映，仿佛置人们于剧场观看戏剧演出。
司马迁还采用描写人物的生活琐事，以表现人物的
性格，虽然着墨不多，却给人以深刻印象。如《酷吏列
传》中以张汤幼年时审盗肉之鼠的一段琐事作为传记的
开头，生动形象，对张汤冷酷暴虐的性格有着极强的渲
染作用。再如《万石张叔列传》连用了石建奏事误书马
字、石庆以策数马等细节描写，维妙维肖地表现了万石
君一家父子五人的拘谨性格和惶恐心理。他如《陈丞相
世家》写陈平为里宰分肉甚均，《李斯列传》写李斯少
时见厕鼠、仓鼠的感叹，《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受胯下
之辱，都是以琐事写人物性格特征的生动例子。
描写紧张斗争的场面，让人物在具体矛盾斗争的冲
突中，各自表现他们的优点和弱点，这是司马迁塑造人
物形象的重要手法。在《项羽本纪》中，作者连续写了
项羽杀宋义救赵、鸿门宴、垓下之战等一系列紧张斗争
的场面，使项羽的形象更加丰满。特别是垓下之战，写
项羽在汉军数重包围之中，慷慨别姬，溃围、斩将、刈
旗、□目叱汉将、以头赠故人，虽然形势危殆，仍然那
样豪迈而从容。这些激烈场面的描写，成功地展现了一
位末路英雄的悲壮形象，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魏其
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的描写，也是
运用紧张场面表现人物性格的很好的例子。
《史记》的语言也有着极大的特色。首先是作者善
于运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和性格。
项羽、刘邦都曾观看过秦始皇出巡的盛大场面，并都为
此发出了慨叹。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作者正是通过两个人感叹
的不同语气表现了两个人物的性格：前者咄咄逼人，表
现了项羽的强悍和豪爽；后者委婉曲折，突出了刘邦老
练和深沉。《张丞相列传》中，作者用“期期”二字，
表现了周昌在口吃和盛怒的情况下犯颜直谏的神情。利
用人物间的对话，也能很好地突出人物的不同身分和性
格。《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平原君列传》毛遂自
荐一节，都是通过人物对话来表现人物的精彩篇章，确
有着“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
（《容斋随笔·五笔》卷五）的强烈效果。其次，《史
记》的叙述语言也有口语化的特点。它与贾谊、晁错的
政论文不同，很少有排偶的句式，也不以文字整齐富赡
见长，形成一种简洁精炼、流畅生动的语言风格，有着
极强的表现力。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也常有一些作
者发表议论、抒写感慨的文字，但这些文字都不脱离人
物生平的叙述，加之笔端饱含着作者的深挚的感情和强
烈的爱憎，不仅有助于人物思想性格的刻画，而且增加
了文章的抒情性和感染力。司马迁还在《史记》中开创
了“太史公曰”这一史论的方式。它们或写人物的传闻
轶事，或订正史实的讹误，或抒写作者的感想，夹叙夹
议,不拘一格,有的含蓄蕴藉,有的流畅明快,是人物传记
的延伸和补充，而成为人物传记有机组成部分。司马迁
在人物传记的叙述和评论中采用民歌、谣谚和俗语，从
而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生动性。如《淮南衡山列传》
中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
人，不能相容。”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骨肉相残。《李
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用来赞扬
李广的品格和人们对他的敬仰。
《史记》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体现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
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和“善序事理，辨而不华，
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历代的史学家和散文家都十分
推崇，从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古文运动起，历代古
文家或散文家在反对繁缛或艰涩的文风时，都是以《史
记》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在具体写作方法、文章风
格上，唐宋以后的许多作家都是从《史记》中得到有益
的启发。《史记》传记文对中国后世小说、戏剧创作也
有明显影响。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从魏晋的志怪、轶事
小说，唐以后的传奇，一直到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有的写鬼狐花妖，有的虽然写人，但并非写历史，但在
体裁形式方面，它们的作者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史记》
形制中脱化而来。至于《史记》历史人物传记的表现手
法,不仅为文言小说,也为宋元以后兴起的通俗白话小说
所吸收和发展，对形成中国小说的民族风格起着积极作
用。后世的许多小说或戏剧还直接把《史记》人物传记
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作为创作素材而进行再创造，其
中有不少还活在戏曲、曲艺的舞台上，为人们所喜爱。
《史记》的增补及注本 《史记》在《汉书·艺文
志》中列入“春秋家”，称之为“太史公”，亦称“太
史公书”，或“太史公记”，这是《史记》的原名。西
汉时也有“史记”一词，司马迁本人亦多次使用过，但
在当时为史籍的通称，非专指司马迁之所著书。魏晋间
始有以《史记》专指“太史公书”者，至《隋书·经籍
志》立“史部”，以《史记》居首，遂成专名，相沿至
今。
宋代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宋元明初递修本《史记集解》

汉宣帝以后，《史记》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并很快
得到当时文士的重视。许多人因为《史记》记事止于汉
武帝太初年间,就继续搜集太初以后的史料,对《史记》
进行增补,文多亡佚,唯元帝、成帝之间的褚少孙所作的
增补尚有一些保存于今本《史记》中，如《滑稽列传》、
《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皆于传末附有“褚先生
曰”一大段文字，补充了不少史事，尤以《滑稽列传》
中补西门豹惩治为河伯娶妇的女巫一段最为著名。
《史记》在流传中也有散失，到了班固作《汉书》
时,已发现“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
三国魏张晏认为所缺的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
《礼书》、《乐书》、《兵书》(即《律书》)、《汉兴
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
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对张晏的说法多不同意。
今传本《史记》各篇均在，其中有一些篇章不是司马迁
原作，当是事实，但除少数篇章或段落可以确切指出外，
也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历代研究者众说纷纭。
《史记》流传后，从东汉起就有人为之作注，现有
最早最完整的旧注有南朝宋裴□的《史记集解》，唐司
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
家注原本各自单行，到北宋时，开始把三家注散列于正
文之下，合成一编，成为最为通行的本子。《史记》现
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黄善夫本。通行本最完善的是清代
张文虎刊本，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即以此本为底
本。标点本对《史记》原文连同三家注一同标点，并作
了校勘。
关于《史记》的研究著作，有清代梁玉绳《史记志
疑》、日本□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和水泽利忠的
《史记会注考证校补》。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之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所以，应该是一百三十篇。

130篇

10表8书12本纪30世家70列传

13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