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浦东南路3993号:帮我举个例子

核心提示
　　他有一个传奇般的经历：14岁被南开大学“数学基地班”免试录取，17岁因学习成绩不及格被劝退，可转年他又以宁安市第一的成绩再次考回南开。就在人们以期盼的目光盼望着他顺利完成学业时，2002年10月23日，他再次让人们震惊，原因还是被南开劝退！一个进入名牌大学易如反掌的考生却为什么不能顺利走出大学校园？

　　张满意第二次被南开大学劝退后便去了南方打工，目前已经一年有余。今年2月，记者多次与其联系未果。据说，他走入社会后已经三次跳槽，别人说他是一个高智商低学历的另类打工者。日前，张满意的哥哥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聪明少年免试进南开功课不及格被劝退学

　　1981年，张满意出生在黑龙江省宁安市卧龙乡共和一村，其父母的文化均不高，他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哥哥张建铎的调教下，张满意从两岁就开始了学习生涯，而且对知识接受得很快。5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个卖鸡蛋的，他和买方正为算不准账而头痛时，张满意却在一旁准确地算出了账目。这件事引起了该村小学校长和教师的极大兴趣，经过一番考核，张满意直接进入小学二年级就读。

　　在学校里，张满意的年龄最小、个头最矮，可他的成绩总是排在第一。五年级，校方让他跳级进入初中学习。中考时，因数理化成绩突出，被重点中学宁安一中破格录取。高中期间，张满意先后参加了全国数理化奥林匹克竞赛，奇迹般地为学校拿回了两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1995年高考前夕，他被国家教委确立为发展基础数学理论国家理科基地的南开大学“数学基地班”免试录取。这一年，他14岁。

　　就在人们为张满意的人生传奇而惊叹羡慕时，他的另一面不足却被忽视了。大学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他有两科勉强及格，两科不及格。1998年10月，张满意因为累计7门功课补考，不及格的课程累计已达25学分，根据该校规定，报经主管校长同意，决定对他做退学处理。

　　回到家乡后，张满意在其哥哥的再三鼓励下，于第二年春天又走进了宁安一中的课堂。当时有很多人劝他从高二读起，但被他拒绝了，倔强的他不肯给自己留退路。

　　高分撞开南开大门重蹈覆辙再次被劝退

　　张满意的聪明再次大放异彩，在1999年的高考中，他以667分的成绩一举夺得宁安市的理科状元，在牡丹江市他英语成绩是第一！他的总分成绩超过了当年清华和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数十分！然而，张满意没有选择清华和北大，而是再次走进了南开大学数学学院。

　　当时，这一新闻震动了全国，其效应比他1995年免试进南开还要强烈。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央视的《实话实说》栏目还请其作为特邀嘉宾，让他讲述关于“神童的烦恼”……

　　张满意为什么选择重回南开呢？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因为他退学时，学校曾有过保留他原有学分的承诺，这样他可以提前两年毕业，为家里减轻很大的经济负担；第二就是他要“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从南开堂堂正正地走出来。

　　张满意重回南开的第一学期，获得了一等奖学金，但这种状况没能持续下去。2001年7月，张满意大学学业再度搁浅，他不仅没能在两年内修完剩下的60个学分，反而因不及格的课程累计又达20多学分，再次达到了被劝退的标准！2002年10月23日，张满意接到了南开大学数学学院的退学通知书。

　　少年不自立荒废学业留惋惜

　　一个很有天赋的大学生两次被著名学府劝退，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最了解张满意的莫过于他的哥哥张建铎了。尽管张建铎是一个农民，但他了解弟弟，而且对张满意的培养倾注了心血。“满意两岁的时候就特别聪明，”张建铎说。那时，张家的炕上、箱子上、桌子上都放了书，让他把书当玩具玩，以强化他对书的认知和兴趣。此外，张建铎还经常给满意讲寓言和童话故事，以撩拨他的求知欲望。满意那时虽然没有什么学习求知的意识，但他对书的兴趣被培养起来。

　　一年后，张建铎开始教弟弟学习拼音汉字和加减乘除。看着课本上那些有趣的图案，听着哥哥寓教于乐的解说，张满意的学习兴趣很快就提升了上来，对知识接受得很快。

　　张满意第一次被学校劝退是张建铎去学校接的。那天早上，他一进入张满意的寝室，就发现他的床上早已空无一人，只有一封他留下的信。他在信中说他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哥哥，也对不起关心和帮助过他的人，所以他无颜回乡，想外出闯荡闯荡。

　　张满意的出走，张建铎没有着急上火，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是最了解张满意的人，他知道只要他在学校等，张满意就不会走得太远太久。因为张建铎最怕的是弟弟破罐子破摔，变得对什么都不在乎，那他可就无药可救了。他的出走，说明他还有屈辱感，还有自尊心，这就让张建铎看到了他重新站起来的希望。

　　两天后，张满意被他的同学们找了回来。为了给张满意以心灵慰藉和让家人有一个接受过程，张建铎没有直接把他领回家，而是领他去了一趟老家山东，到孔府和孟府等名胜古迹去转了转，散散心。两个月后，张建铎才把张满意领回宁安。

　　弟弟第二次重新叩开南开大学的大门，当时令张建铎欣喜不已，也令他放心不下。弟弟入学后，张建铎在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话，目的是为了及时了解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第一学期，张满意的表现还真不错，不但克服了老毛病，还得了一等奖学金。可第二学期，他就有些放松自己了。有一天下午，张建铎打电话到他的寝室，他不在。当晚张建铎再打过去，问他下午干什么去了，他说去打牌了。张建铎当即就劈头盖脸地训了他一顿。

　　2000年冬天，张满意告诉张建铎，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每天去给一个高中生做家教。张建铎告诉他：“你不要去做家教，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抓好学习，如果你缺钱可以跟我说。”而此时，张满意的学习成绩已经大不如前了。张建铎心里很焦虑，急于让他把成绩撵上去。可是，他的成绩再也没好起来。

　　2002年6月份，满意打电话给哥哥，说他不能正常毕业了，因为又有4科差了24学分。

　　2002年11月5日，满意再次打来电话，说：“哥哥，我实在不愿再读下去了，我想先退学找份工作，大学等以后有机会再读吧！”张建铎当时头嗡地一下子就大了：“满意，不管怎么样你也应先把毕业证拿到手，还剩半年你就坚持不下去了吗？”

　　2002年末，满意南下打工去了。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哥哥时，张建铎失望透了，只好说：“你好自为之吧，我再也管不了你了！”今年春天，张建铎意外听说，弟弟于去年10月末被劝退的原因是贪玩厌学导致各科不及格。

　　流落他乡去打工人生遗憾令人深思

　　有人把张满意比喻为现代版的《伤仲永》，对此张建铎不予认同。他认为，方仲永和张满意是两个不同时代的“神童”，二者在求学上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的学业和天赋、兴趣是一体的，可他“泯然众人”的原因是其父的贪婪，“不使学”，天天拉着他去赚钱；而张满意的学业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被劝退是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总是由着自己的兴趣去玩，进而导致厌学，这也许和人为地让其超常发展而忽略其心智培育有关。所以，张满意对现代教育的启示应比方仲永更为深刻。

　　让张建铎改变最大的是他对满意退学打工的看法。他曾认为那是一种屈辱，而现在却觉得那也是一种进步。因为对张满意这个生活能力和社会能力都很差的人来说，能够摆脱由哥哥供养而变得自食其力，自愿去接受社会这所大学校的洗礼和磨炼，正好弥补了他自己最大的缺欠。

　　张满意曾打电话告诉张建铎，他挣的薪水虽不多，却也能安身立命。张满意于2003年1月来到广州后，先是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月薪1500元，后跳槽至珠海一家公司，月薪2000元。在整个通话过程中，张满意的心态很平和，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只是在谈及没有拿到毕业证时有点遗憾。哥哥在电话中真切地感到，他已走出了退学的阴影。

　　2004年2月，记者与张建铎联系，试图与张满意通话未果，据说，张满意已再次跳槽，现在北京一家公司应聘。

　　通过本报，张建铎深情地嘱咐弟弟：“你两次遭到退学处理的结局确实令人遗憾，但那只是你求学的失败，可你还年轻，你的人生道路还很长，机会还很多。如果你能改正自己的缺点，摆正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的方向，脚踏实地，奋发努力，我相信你还会有所作为。我希望在社会这所大学里你能毕业、及格！”

例子：方仲永
王安石有文：
伤仲永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於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於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杨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译文〕金溪平民方仲永，世代以种田为业。仲永长到五岁时，不曾见过书写工具，忽然哭著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惊异，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他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作为内容，传送给全乡的秀才观赏。从此有人指定事物叫他写诗，他能立刻完成，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同县的人对他感到惊奇，渐渐地请他的父亲去作客，有人用钱财和礼物求仲永写诗。他的父亲认为那样有利可图，每天牵著方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

　　我听说这件事很久了。明道年间，跟随先父回到家乡，在舅舅家见到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叫他写诗，已经不能与从前听说的相称了。再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又到舅舅家，问起方仲永的情况，舅舅说：“他才能完全消失，普通人一样了。”

一、一个"弱智"的研究生 一个"禁闭"孩子的母亲 一场失败的教育"实验"

　　 7月，湖南湘北某县。

　　 一则消息令整个县城感到震惊。

　　 “那个天才连研究生都没毕业就回家了，生活上的智商还不如十来岁的孩子！”

　　 引起话题的少年叫严永明，8岁上中学，13岁便以高分考进大学，17岁又考取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20岁肄业回家，现在21岁。 学习上的天才和生活中的“弱智”集于严永明一身，其仅有高中文化的母亲李腊梅从中起了关键作用。

　　 跳级跳过了童年

　　 7月6日晚，严永明在家中与记者对面而坐。他已在家里悄无声息地蹲了一年。

　　 他的手不停地搓着裤腿，间或拿起桌上的西瓜放进嘴里，直吃到露出白瓤，然后把瓜汁抹在身上。

　　 他说话十分有限，加起来不会超过100个单词———“谢谢哥哥、谢谢叔叔”，“是的吧”，“我不知道”……眼神极少与人正面接触。

　　 严永明家中的墙壁上残留着一行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这行字，像标签一样烙在了严永明身上。

　　 1983年出生的严永明2岁就掌握了1000多个字。儿子的过人才智，极大地膨胀了母亲的理想。母爱从此像掘井机一般没日没夜地挖掘着他的潜力。他的生活中，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伙伴，也没有玩具。

　　 1991年10月，8岁的严永明跳到了县属重点中学，也跳过了他的童年。“学生就得读教材，就得围绕教学计划、高考提纲这根指挥棒来转。”李腊梅总是这样说。

　　 “让他母亲陪读是个错误”

　　 为了让小永明在高考中一鸣惊人，李腊梅把他生活上的事全部包办了，甚至连吃饭也喂。儿子稍微不服，就“武力”制服，丈夫干预也无济于事。

　　 1996年9月，13岁的严永明跻身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新生之列。

　　 学校考虑到严永明年纪小，把李腊梅接去陪读。学校破例给母子俩安排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还安排李腊梅在物理系做勤杂工，每月有几百元收入。

二、从中国科大“神童”的命运 看造神的失败

7月1日上午，那些穿着短裤和球鞋的中年男人站在母校宽阔的草坪边互相拍照。这是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成员分别26年之后的首次班级聚会。在合肥的烈日下，昔日“神童”们温和有礼，神态自信。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却仍对这所学校颇感自豪，渴望着能为它做点儿什么。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为校友基金会捐上几笔款项，开办几场讲座，以及为自己的班级树立一块价值10万元的纪念雕塑。雕塑将刻有每个成员的名字，包括张亚勤，也包括宁铂、谢彦波和干政。
　　不过，在他们身后的校史馆里，关于这个班级的陈列却没有这么一视同仁。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的名字在陈列柜中非常醒目。与此不同的是，在几张有宁铂、谢彦波和干政出现的图片下面，他们仅仅被写作了“少年班同学”。
　　这3位当年家喻户晓的“神童”的命运，发人深思。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

　　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回忆说，“那时他们在整个国家都是绝对的明星。”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
　　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他被称为“神童”

　　受宁铂影响最深的是当时的孩子们。这个超乎寻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促使他们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相当多的孩子因此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平凡无奇。一些受到激励的孩子效仿宁铂，开始超前学习并跳级，另一些孩子则倍感压力。
　　“当时父亲拿着报纸，对我说，‘看看人家宁铂，再看看你！’我立刻觉得，如果宁铂愿意做他的儿子的话，父亲一定会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多年以后，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习路平回忆说，“那种痛苦、伤心的感觉我至今不能忘记。”
　　类似事例决非个案。宁铂在1980年代早期的影响力是如此之高，以至20多年后，有人把他与张华、朱伯儒并列为当年的“时代人物”。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级的少年天才。其时，中国百废待兴，举贤正是要务。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当时聪慧的孩子并非只有宁铂一个。“在赣州八中，当时就有许晋、潘辛菱和陈英3人与他不相上下。”当时的班主任余深贵回忆说。在中科大特别组织的考试中，排名第一的是许晋，宁铂只考了第二名。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宁铂被公众看成是“神童中的神童”。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1978年3月，宁铂和谢彦波由此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而其后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来它被认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观点在会议上重新提出。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
　　整个国家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各种赞美也达到了最高峰。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后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宁铂的事迹。几天之后，张亚勤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这一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是，13岁的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了两盘围棋并获全胜。报刊上发表了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这个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来客必须参观的地方。在纪录片里，宁铂率少年班同学仰望夜空、为同伴们指点星象的镜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人们对宁铂的兴趣之浓厚，已使报纸的传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为了手抄本的题材。
　　在这一年，就读于安徽省庐江中学的干政看到了这些手抄本中的一份。在考入少年班之后，干政告诉老师，他是受宁铂的影响才来到这里的。他记得那份手抄本被太多的人传阅，纸张又破又旧，边缘卷了起来。
　　同样，谢彦波也被“选中”了。“宣传宁铂是因为他最有名，”一位当年的少年班校友说，“宣传谢彦波则是因为他年龄最小。”
　　很快，谢彦波天真的微笑、算术板书的背影，也出现在了媒体刊登的照片上。其后几年中，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广告上都有他的身影。尽管他还系着红领巾，又是一个畏惧与人交往的孩子，还是被安排经常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相比之下，干政当时受到的宣传并不多，不过这只是与宁铂和谢彦波相比而已。在当时一本名为《神童的故事》的畅销书中，就写有“干政切瓜”的故事：当时少年班的招生老师提问干政，对一只西瓜横竖各切多少刀，那么会留下多少块西瓜———数字不断上升，12岁的干政却始终对答如流，直到招生老师惊其为天才。
　　许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今，谢彦波也持相似的观点。
　　他们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个中原因，正是多年以来甚少公开过的事实：在那宁铂与谢彦波的时代，两个主人公自己却忍受着苦闷的煎熬。
　　
　　宁铂的“逃亡”

　　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直到毕业之后很久，宁铂还在不断地回忆自己赴中科大报到前一天的那个上午。那天他被倪霖叫到了家里———一切因倪霖的举荐信而起。倪霖说，自己对他有两点担心。这两点是：
　　1.宁铂被捧得太高，如在天上，希望他自己能够清醒认识；2.跟别的孩子不同，宁铂早熟，早恋倾向严重，尽管他的父母都还没觉察到这一点。倪霖警告说，如果宁铂去招惹女孩子的话，那么最终受害的将是他自己。
　　宁铂在1994年说：“遗憾的是，那些年我几乎把这些话给忘了。”
　　在宁铂自己看来，青春期是把双刃剑。比当时大多数孩子早得多，宁铂11岁就进入了青春期。这使得他相对成熟，在学习时拥有比同龄人更强的自控能力。不过发育与年龄之间的落差，似乎又让他备尝苦闷的滋味。
　　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不仅擅长围棋、中医，还是张树新组织的“星期天”诗社的成员。尽管如此，以当时中科大11∶1的男女生比例，以及他的比别人更小的年纪，实现浪漫憧憬的机会还是相当渺茫。另外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他身材矮小，在女生面前的魅力值并不高。
　　真正的苦恼大约出现在16岁左右。“当时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对女孩子感兴趣，”张树新回忆说，“但是他就那样———我是宁铂啊———不说，绷着。”
　　她对宁铂的印象是，极端自尊，又极端自卑。不过，她相当欣赏宁铂的一点：尽管看上去似乎不通人情，实际上他却相当绅士。
　　对于当时的少年班来说，类似的问题并不典型。入学时谢彦波11岁，干政12岁，他们的青春期焦虑还要在几年之后才能出现。
　　大多数孩子是如此之小，以至班主任汪惠迪不得不在早上帮他们冲奶粉，有时还要为每人煮上一个鸡蛋。除了白天的文化课之外，下午她还要给他们加上一节当时学校里还没有开展的体育课。晚上她要去查房，替他们关灯。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了一般同学。然而外界的赞美仍在继续，公众意义上极具天赋的宁铂形象从来就没有被否定过。
　　“其实当时宁铂就不行了。”27年后，当年的同学彭兴说，“他的成绩很一般，而且表现出来的性格很怪。”
　　尽管如此，一条通往圣殿的道路一直铺到了宁铂和谢彦波的面前。这座圣殿就是在当时中国科学界红极一时的理论物理。
　　宁铂、谢彦波和干政3人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干政显然适合这一领域，CUSPEA考试的优秀成绩就是证明；谢彦波的天赋更为明显，甚至在很多年里被周围的人半开玩笑地称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相比之下，宁铂与物理学的结缘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错误。
　　在赣州八中时，宁铂的物理成绩就在各科目中较弱，更重要的是，他对它缺乏兴趣。
　　入学一年后，少年班学生开始选系。宁铂告诉汪惠迪老师，“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汪惠迪帮宁铂打了一份报告，请求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离开科大，也是失败得最干脆的一次。“因为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如今汪惠迪说。
　　她把报告交给了教务处长，报告立刻就驳回了，原话是，“既来之，则安之。”
　　对天文学的爱好受阻之后，宁铂把它转向了对神秘主义“星象学”的研究。在中科大内部，宁铂的“怪异”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彭兴觉得，宁铂后来对宗教和气功的执著似乎与这一时期的爱好也有关系，“当时他就神神道道的。”
　　离开少年班16年后，宁铂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
　　“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顺从、克己复礼，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记录了。
　　1982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然后放弃了。第3次，他又进一步，已经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又退缩了。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正的神童。不过汪惠迪以及身边的很多人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恐惧失败。
　　在第3次退缩时，学校的一位老师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声称，再逼的话他就逃跑。
　　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1980年代后期，在科大天体物理系的课堂上，他开始向学生询问托福考试的情况。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门，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这之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却不得不回到科大。
　　1998年，宁铂参与了一次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探讨“神童教育”。当年的一则报道说：“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抢过话筒发言，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周围观众不时发出笑声，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宁铂。”“第一神童”的倾诉已经无人倾听，属于他的时代彻底烟消云散了。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
　　再一年后，他成功了。

终生的缺陷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
　　彭兴生于1963年1月，入学时16岁，是少数的几个超过15岁年龄限制的学生之一。入学之后他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看着”谢彦波。
　　谢彦波年龄小，自理能力差，自视甚高，尤其不懂如何与人交往。入学时他刚刚11岁，此前只有小学5年级的人生经验。在中国科技大学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是，第一次走进校门时，他还在滚动一只铁环。
　　谢彦波受到困扰的时间要比宁铂晚得多。他回忆说：“在少年班的最初阶段我年龄还小，对外界的宣扬没什么太多的感觉。”第一个学年过去后，打牢了基础的谢彦波选择了物理系。从此，这个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的潜在天资得到了充分表现，一路成绩骄人，直到毕业。
　　不过，从入学时起，老师和同学们对谢彦波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汪惠迪老师说，“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与此对应的是，一些当年的少年班成员承认，他们至今仍缺少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少年班同学秦禄昌说，“一旦过了那个年龄，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982年，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不过，这段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光，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可谓因祸得福，得以跟随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沃德罗普的著作《复杂》中，这位教授被描述为一个深邃而傲气的人。
　　对安德森来说，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那就是比他本人还要傲气。
　　“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谢彦波说，“写的是他的理论的不对。”
　　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
　　本来，事情并非毫无转机，可是恰在这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当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时，谢彦波被怀疑为潜在的危险。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这意味着后者的留学生涯的结束。这件事情后来在中科大内部争议颇多。
　　此前有传闻说，谢彦波曾用手枪或菜刀威胁过安德森。记者就此向谢彦波求证，他神情自然地予以否认说：“那我没有，我没有。”
　　同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与谢彦波的轨迹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都是学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
　　回国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读博士。令大家惊讶的是，干政拒绝了。几年之后，在家赋闲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这一次科大没有同意，当时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
　　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师还劝干政再去读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读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时间还找不到一份工作。
　　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为了泡影。在此期间，他的精神疾病时好时坏。最终，干政被自己禁锢在了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
　　相比之下，谢彦波的“运气”要好一些。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很快他结了婚，没有什么积蓄，分到了一套楼下总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续不断的烦恼中，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才结束了往日的梦想。
　　
　　做不成普通人

　　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少年班同学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
　　“其实他和谢彦波的情况差不多，刚来的时候年纪都小，基础都不行，跟着课程都很吃力，但是天分比较好。”他说，“他们俩的差别，就在于谢彦波被宣传得太多，心理压力大，人也容易张狂。张亚勤受到的宣传就很少。”
　　对于3位“神童”的人生路，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觉得意外。“当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可是，我们眼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当时她不希望这几个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报道，也一再告诫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秦禄昌说。
　　当年的秦禄昌在那个著名班级里不受瞩目，如今则在美国北卡大学物理系和材料系担任教授，因其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而被称为“纳米博士”。
　　在6月30日的同学聚会上，有些当年的少年班同学说，这也许是人生的宿命，因为3位面临问题的昔日神童在童年时期都曾经表现得比较孤僻。不过，立刻有人反驳说这不是问题，“就本来的性格来说，少年班里有几个开朗外向的？”
　　当年的少年班同学，如今供职于旧金山议价金融机构的裴益川说，人生路上变量太多，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宁铂等人的麻烦的真正制造者。
　　“也许我们看到的都是皮毛呢？”他说，“也许这是高智商群体中必然出现的宿命呢？”
　　程陆华的看法与此接近。她是宁铂的前妻。她也相信，造成宁铂等人的问题的因素是无限复杂的。正因为这一原因，在前些年，她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反对矫枉过正，与前夫的思路一直存在分歧。她像别的家长一样，要用约束的、规划的方式培养孩子。宁铂则坚持，决不应该设计孩子的未来，应任其自由发展，哪怕孩子最终只能做个普通的人。他对孩子惟一的教化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要真正地去爱人，关心人。
　　实际上，在成年之后，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张树新说，宁铂等人的麻烦，恰恰在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做普通人看待。实际上，即便是在1996年前后，一些媒体报道宁铂“只成为了一位讲师”之时，众人的叹息仍然基于这位“少年天才”拥有着杰出禀赋这一前提。
　　9年之后，情况又大不相同。如今人们已经忘记了追问宁铂、谢彦波和干政的去向。他们的名字几乎不再出现在新闻之中。即便是宁铂的父亲宁恩渐，也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所有幻想。他现在的期望只是，儿子能够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宁铂还在学习，他还没有完蛋。”这位父亲倔强地说，“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宁恩渐拒绝透露儿子的行踪，因此记者最终也没能找到宁铂。在网络上搜索他的相关信息，同样没有任何线索。
　　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记者找到了宁铂建立的一处同学录，成员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就是他自己。网站记录的建立时间表明当时他已出家为僧，不知身在何处。那是2004年元旦的晚上。

江郎才尽
伤仲永
好的例子也有,比如司马光

南朝时期的江淹
江郎才尽就是说他

科大少年班是全国最好的的少年大学班 13岁就接受大学教育
可是就最近一次科大少年班的调查当年科大少年班毕业的处境都不好 有的疯了 有的自杀了 有的出家了
结局都很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