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的哥斯拉是哪一只:请问一个哲学的问题,怎样论述时代精神说?

试评西方心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

郭本禹

心理学史着重研究心理学思想、理论发展的动因和规律。西方心理学史家在说明这个问题时，往往都求助于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并把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作为心理学历史编纂学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西方出版社的经典心理学史著作莫不如此。希尔加德等人(E．R．Hilgard)曾提出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五个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伟人说和时代精神说原则。[1] 但是，各家处理两者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有人把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作为对立的原则，或重时代精神说、轻伟人说；或重伟人说、轻时代精神说。也有人把两者视为统一的原则，相辅相承、相互补充。什么是时代精神说?什么是伟人说?据以说明心理学思想和理论的发生发展，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了加深对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揭示心理学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有必要对西方心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作一番剖析。

一
关于时代精神，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有论述。西方心理学史中的时代精神，一般来自黑格尔。黑格尔认为：“政治史、国家的法制、艺术、宗教对于哲学的关系，并不在于它们是哲学的原因，也不在于相反地哲学是它们的根据。毋宁应该这样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精神。”黑格尔把时代精神看作一切文化的根源。所以“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2]黎黑(T．H．Leahey)明确表示他同意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说。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却并不偏向‘伟人’说，而倾向于‘时代精神’说。黑格尔首先对时代精神说进行了有影响的叙述。时代精神是一个德文词Zeitgeist，其意为时代(Zdt)的精神(geist)，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深信历史非‘伟人’的行动所决定，而是由巨大超人的非人为力量所决定。宣扬时代精神说的人们说，如果弗洛伊德被扼杀于摇篮中，则会有另一个创立精神分析学说，因为该观念早已存在于19世纪的时代精神之中。”[3]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不可能从历史本身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他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4]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不是从主观动机而是从所谓的“宇宙精神”或“世界理性”中寻找历史的动力。可见，黎黑的观点实质上是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来说明心理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心理学史家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并不都是相同的，比如柏瑞南(J．F．Brennan)认为，时代精神的一种形式是库恩(T．Kuhn)的范式。[5]黎黑也说：“范式可被视作是小规模的时代精神。” [6]范式决定着研究和理论。科学理论是科学家共同体在科学范式指导下创造结果。在库恩看来，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信仰、价值标准、解题技巧的总汇”。[7]范式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人们的心埋上的信仰。所以，把时代精神视为范式，以范式说明心理学理论的产生，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
舒尔茨和波林对时代精神的看法是一致的。舒尔茨认为：“甚至最伟大的思想(特别伟大的思想)往往受到所谓Zeitgeist——时代精神或文化气氛——的约束。所以，对一种发现的接受和使用，受到一定文化、地域或时期的主要思想模式的限制。”[8]他把时代精神规定为一定的“文化气氛”或“思想模式”。波林也认为科学的新发现是否被人们所接受“要受到当时、当地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限制，也就是时代精神的限制”。[9]他把时代精神规定为“文化的思想习惯”。可见，波林和舒尔茨虽然在具体的表述上不尽一致，但他们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把时代精神规定为一定的社会文化状况，决定着心理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并对科学的发展有促进或抑制作用。舒尔茨认为：“一种发现必须等待适合它的那个时代。”[10]波林也认为：‘‘似乎重要的真知灼见等到时代精神准备接受它时，才能降临，否则它如果在时代精神前，来得过早，就将会为人所淡忘和抛弃，一直到了文化转过来准备给它欢迎时，它才能重现于世。”许多历史的预见和同时的独立发现，“都表明了产生伟大人物乃是时代而非魔术”。[11]所以舒尔茨和波林极其重视社会文化条件对心理学发展的作用，而忽略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对心理学发展的意义。同时，他们把时代精神说看成是自然决定论(自然说)。波林认为，历史决定于自然而非决定于个人并不新颖。忽视伟大人物的前行事件就构成了人格说(伟人说)，但一旦查问什么东西造就伟大人物的伟大时，就又复返于自然说了。[12]舒尔茨也指出：“‘伟人’决定论是不错的，但它能否完全解释社会或科学的发展呢?不能。”“也许第二种态度，即历史的自然决定论可能是正确的。”[13]这是自然主义的历史观，这种观点强调了心理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其哲学基础是机械唯物主义。
伟人说又是指什么呢?伟人说是一种常识性学说，不像时代精神说那样复杂。舒尔茨说得很明白：“科学史上的伟人概念是从某些个人伟大成就和贡献引申出来的。按照这种观点，一切进步和变化都是直接由指引和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独特的‘伟人’的意志和力量决定的。这种理论主张，拿破仑或科学上的达尔文乃是伟大事件的主要推动者和形成者。这种理论含有这样的意思，如果伟人不出现，伟大的事件就不会发生。这种理论实际上认为：英雄造时势。”[14]伟人说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仅仅持时代精神说或伟人说的极端观点并不多。即使有像波林、舒尔茨和黎黑等人声称他们主张时代精神说，但也未能坚持到底；虽然他们在前文都表明要用时代精神概念说明心理学的发生发展，但在后文就改口。波林声称“自然说实即人格说(伟人说)”。[15]舒尔茨认为：“恰当地说，一门心理学史必须根据两种理掩来论述。”[16]黎黑表示：“我们的做法乃集伟人说和时代精神说两家合理的部分。”[17]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时常表现出这样的前后矛盾态度。究其原因，是他们没有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其实，大多数学者都主张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的综合观点。综合观点看起来是合理的观点，但由于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在本质上都是唯心史观，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以综合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对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的唯心史观要进一步分析和批评。

二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就是时代精神说，黧黑就认为极端时代精神说的历史观的最著名的例子是马克思主义。柏瑞南也把时代精神说等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但是，马克思的时代精神说与西方心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是有根本区别的。马克思在谈到哲学的意义时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活的灵魂。”[18]但马克思在谈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时又指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存在垂第一性的，社会的精神生活、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9]要求人们“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的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的时代精神概念“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20]它始终坚持“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唯物史观。相反，西方心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从前文的讨论中，我们知道黎黑继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企图从“宇宙精神”、“世界理性”中寻找历史的“巨大超人的非人为的力量”，并作为心理学发展的动力。这是彻头彻尾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柏瑞南等人把时代精神等同于范式，同样没有看到经济、政治因素对心理学发展的作用。波林和舒尔茨把时代精神规定为“文化的思想习惯”或“文化气氛”。认为心理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领域，必然要受到具体社会的思想、文化和习惯传统的制约。从精神领域寻找心理学发展的动因和本质，这并不是说错。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社会存在的第一性、社会意识的第二性的前提下，同时也承认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的诸形式之间相互影响，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虽然波林、舒尔茨看到社会意识的诸形式，特别是哲学、科学和文化传统对一个新的心理学理论产生的意义和作用，看到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的诸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他们无限夸大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把相对性变为绝对性、决定性，没有看到社会意识的诸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有限性、相对性和条件性，没有看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条件”起最终决定作用，从而使自己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所以，我们分析心理学理论产生的条件时，“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1]连巴斯(A．B．Buss) 在批评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时，指出作者对“影响心理学思想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因素没有受到应有的承认”。[22]自然主义历史观否定人的历史作用，而波林和舒尔茨却把时代精神说等同于自然说，因而作出了错误的推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然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只是自然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23]。波林、舒尔茨似乎也知道人的作用是无法否定的，他们又不得不将伟人说召回来，以便补救自然说的不足。
总之，从西方心理学史家对时代精神的看法，可以看出他们在研究、编纂心理学史时的矛盾态度：他们力图寻求心理学发生、发展的动因和内在规律，但他们却以超人的时代精神之类作为答案；他们力图从社会环境而不是从个人的主观角度去认识心理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但是他们的社会环境却是脱离政治、经济状况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他们力图从诸多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去认识心理学的发展，但他们又完全看不见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野心理学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指出，在人们自己创造历史时所遇到的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24]这一精辟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我们分析心理学思想和理论产生的前提和条件。
心理学史中时代精神说违背历史唯物主义，伟人说同样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西方心理学家往往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要么主张时代精神说，否定人的历史作用；要么夸大人的历史作用，主张伟人说。必须指出，否认人的历史作用的观点是片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经济决定论，它从来不主张经济自发地发生作用。因此，它不会忽视个人对历史发展的影响。马克思曾借用爱尔维修的话来说明白己的观点：“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25]这是因为“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的”[26]。因此，个时代都需要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冯特是19世纪后期德国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创立了实验心理学。华生是20世纪初美国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创立了行为主义心理学。
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的伟人说也是片面的。因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续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7]任何人都“没有能够超出他们时代所给予的限制”。[28]伟人、英雄毕竟离不开他们的“时势”。人们不能凭自己的幻想，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个人总是时代的产物，连波林也承认：“如果弗洛伊德窒死于摇篮之中，时代将可能产生出另一个弗洛伊德。”[29]可见，伟人说看不到个人与其时代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忽略个人时代条件(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制约性，一味地夸大个人的作用，势必陷入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当然，一旦时代条件具备了，究竟由谁来做英雄或伟人则纯属偶然性。马克思说过：“如果‘偶然’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尝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30]因此，正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恰巧某个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需要另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出现的，——或好或坏，但随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31]。伟人是时代的产物，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果不产生这样一个伟人，也会产生另一个伟人。但这两个人物可能有一个好些，另一个差些。这正是给个人作用留有余地。
总之，辩证唯物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既坚持了唯物主义，又坚持辩证法。它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西方心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正是违背了社会领域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个致命的缺陷注定了它难以科学地说明心理学发展的规律。因此，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不是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不能作为心理学史的编纂原则。

三
西方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审视，无疑是一项严肃而有意义的工作。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在哪些方面给我们以启示呢?
首先，提出了探索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发生发展的动因和规律的任务。西方心理学史家在研究和编纂心理学史时，力求从心理学与社会环境(思想文化环境)、心理学与杰出心理学家贡献的关系，去寻找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动因，并以此作为贯穿心理学史研究的线索。撇开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本身的唯心主义本质和局限不论，就他们提出探索心理学发展的动因和规律这一任务而言，还是应该肯定的。我们知道，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自身发展必然有其规律性，心理学史应该揭示这种规律性。心理学是人类精神生产的一个领域，必须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的最终制约，并受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相互影响。它的发展动因和规律只有上述诸因素通力作用才能揭示。西方心理学史家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指出了编纂心理学史必须解决这个任务。一本心理学史书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称其为科学的著作了。因此，不管他们能否解决这个任务，但是他们有这种愿望还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重视诸意识形式对心理学发展的作用。一些西方心理学史家如波林、舒尔茨认为，心理学发展必受其时代精神限制，而时代精神又是指一定的社会思想文化状况。故他们对社会的诸意识形式，尤其是哲学、科学、文化传统对心理学产生和发展的作用十分强调。从波林、舒尔茨对主要心理学流派产生条件的分析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他们都认为19世纪的科学(物理学、生理学)与哲学(经验主义)结合为实验心理学准备了时代精神，这个任务由冯特完成；格式塔心理学的最初思想是来源于物理学中的场论思想。在他们看来，没有当时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没有特定的心理学理论的提出，即心理学不能脱离社会意识诸形式而单独地发展。他们力图从心理学与社会环境(思想文化环境)的关系，从心理学的外部环境中寻找心理学发展的动因和规律，这种思想是有合理之处的。他们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他们强调了心理学的发展离不开其他意识形式的发展，而在于他们根本忽视了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对于心理学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
第三，强调了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相统一的原则。绝大多数的西方心理学史家都主张用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相统一的原则来解释、说明心理学发展的动因和规律。他们认为，任何重大的心理学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历史与现实的、理论与实践的前提，因而具有必然性。同时他们对心理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不无崇拜之情，高度评价这些人物对心理学发展的巨大作用，并努力从社会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中找出这些杰出人物作出贡献的社会原因。这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力图突破历史发展的机械论倾向。虽然他们未能正确理解和处理好个人与其时代条件的辩证关系，但毕竟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第四，不自觉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一切史学的方法论。连某些西方心理学史家在研究、编纂心理学史时，有时也不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则。以波林为例，他在分析美国心理学为什么走向机能主义而违背德国的传统时指出：“圆满的回答是，美国是一个新开拓的国家，在准备去开发它，并向大自然夺取生活的强有力的先锋们来看，国土是自由的，适者生存是新世界文化的基础。美国人的成功哲学植根于个人的机会和野心，所以产生大众的民主(‘人人皆国王’)，实用主义(‘淘金王的哲学’)和心理学外一切形形色色的机能主义的背景。”[32]应该说，波林的这段分析是可以肯定的。像波林这样比较中肯的分析，还可以举出一些例证。但由于西方心理学史家缺乏镜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武器，因而不能善始善终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可能是中肯的。但对心理学史的系统观却充斥着唯心史观的见解，呈现出矛盾的态度。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学习和研究心理学史是多么的重要。
总之，西方心理学史中的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具有十分复杂的内容，就其本质而论具有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局限，但同时又具有一定合理的思想。因此，对这类论著，不能采取简单抛弃的态度，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进行分析和批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四期，第43~48页。
[1] Hilgard E．R．et al,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1991,Vol.42,P.92
[2] 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56~57页。
[3] 黎黑：《心理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
[5] Brenna JF．History and system of psychology，1982，P，5．
[6] 黧黑：《心理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7]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69年英文版，序言。
[8]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9]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10]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11]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页。
[12]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62页。
[13]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2页。
[14]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15]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
[16] 舒尔获：《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17]黎黑：《心理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4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 121 页 。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2~4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22]Bussli RB．Psychology in social context 1979，P．6．
[2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57年版，第192页。
[24]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26] 《列宁全集)，第1卷，第37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5页。
[29]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32]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