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学一做四个专题材料:<<史记>>的资料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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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 简介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
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作者司马
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左右。司马迁的父亲司
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
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侯,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
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
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漫游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
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
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
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
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
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
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
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
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
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
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
《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
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
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
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
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
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
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有些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为了完成《史记》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有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项羽、刘邦、汉武帝;有家喻户晓的朝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有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其他节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辩型的有张仪、苏秦、郦食其;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优旃等等。他们千姿百态,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有一百多个。

《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鲜明的个性。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我想只要我们细心地把《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列传》中有关“完璧归赵”“渑池会”“易水送别”“秦庭惊变”等情节、场面的具体描写分析一下;把《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有关项羽、刘邦、张良等人物的对白分析一下,我们会深深为作者那种出神入化的匠心独运所倾倒。《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相峙于荥阳时,项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吾趾!’”这对刘邦那种绝顶聪明,那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迅速而自然的随机应变,而同时又是“恢宏大度”、好骂人、好调笑的性格是多么生动的刻画!当项羽被围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的时候,他“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与?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此话可谓道出了《史记》文学性的某些重要诀窍。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我说《史记》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似乎有一种飞跃性的超前的成熟。

《史记》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抒情性。《史记》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长,而通篇像一首诗,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就是这样的。但《史记》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于作品的夹叙夹议,以及融浓厚的爱憎感情于叙事、描写之中。如《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就是这样的。整部《史记》是一曲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部饱含作者满腔血泪的悲愤诗。鲁迅曾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史记》的主观色彩与其抒情性,在历朝“正史”中是最浓厚、最突出的。

《史记》的出现,确定了我国古代传记的基本格局,诸如思想方面的以史为鉴,富有教化作用;形式方面的篇幅短小,强调表现人物性格,而不在堆砌材料的多与全,以及语言的精美、抒情等等。而《史记》写人物、写故事的方法则又给我国后世小说、戏剧以深刻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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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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