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j部第二季决定制作: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能解释这句话的出处吗?

罗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中心，交通四通八达，从个行省到罗马都有大路相通，非常方便，所以有此说。后来就转意为达到目的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实际上，伟大的罗马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所以很多谚语都和罗马有关系，譬如“来到罗马，做罗马人做的事”（入乡随俗）、“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等等。

“条条大路通罗马”实有其路，就是古罗马人在欧洲各处以及北非修筑的英语叫做“Roman roads”的大路，那是堪与中国秦“驰道”相媲美的一项欧洲古代伟大工程。

秦灭六国过程中，修筑了许多大路，秦王朝建立以后，继续维护和修筑，形成通往全国主要地区的“驰道”。至今北到内蒙东胜，南到湖南零陵，东到渤海之滨，仍然可以看到那两千多年前浩大交通工程的遗迹。内蒙东胜境内“直道”（直通正北的秦驰道）保存下来的遗迹还有90华里长，路宽仍在35米以上。当年平原地区驰道的标准路宽是50步，秦制1步6尺，1尺约合现在0．23米，可以算出路宽大约是70米，实在应该看作是古代的“高速公路”。路边三丈一树，十里一亭，高速路的附属设施也有了。

有的书上说秦驰道是秦始皇出巡用的“御道”，恐怕不确。从保存下来的遗迹看，它们显然都曾大负荷、长时期使用过。如果我们没忘记当年秦兵出动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少有的，动辄几十万人，后勤补给运输任务的艰巨当不难想见；驰道的修筑，无疑正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罗马大路也是这样，它主要也是一种“military roads”（军用路）。第一条道路，从罗马到意大利南部城镇卡普阿（Capua），是公元前312年由一位名叫“Appius Claudius Caecus”的督察官（censor）指挥筑成的，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做“ViaAppia（英语“Appian Way”，亚必古道）。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这种“大路”修到哪里，而且纵横交错，形成“网络”。在欧洲大陆它们最终都通向罗马，但在大不列颠，却都通向伦敦。

罗马大路的总里程大概不比秦驰道少，但远没有秦驰道那么宽，其路面常常用石块铺砌，是“paved roads”，铺砌方法约与我国南方的卵石路类似，但不同于“石板路”，这就比通常只是夯实土路的秦驰道要好一些。古罗马的基本军事单位是“centuria”（顾名思义可知是“百夫团”），标准建制是42个“centuria”组成一个“legion”（军团），这样一个罗马军团便大约有四千多人。公元前44年恺撒被谋害以后，他的侄孙（grand－nephew）、因被他指定为继承人（heir）而收为养子的屋大维（GaiusOctavius）与安东尼（MarkAntony）争夺继承权，曾把部队扩充到60个军团，但获胜后就削减为28个。罗马帝国用兵规模远不如秦军，通常也就几万人，例如，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公元41－54年在位）征服大不列颠的部队，大约就是4万人。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大路自然不需修得像秦驰道那么宽。

通向罗马的不只是“罗马大路”

在征服大不列颠之外，克劳狄乌斯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颁令允许高卢贵族取得罗马公民权，这对高卢的“Romanization”（罗马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罗马帝国在它征服的其他地方，也推行了类似的应该说相当“开明”的做法；而那样做，实在是有利于把被征服者“罗马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外省人”涌入罗马，凯尔特人（Celts）、柏柏尔人（Berbers）、犹太人（Jews）、埃及人（Egyptians）都有成为罗马公民的，更不用说备受罗马人尊敬的希腊人了。这样，“Roman?就不是一个用于“ethnicde?scription”（种族描述）的术语，而成了一个政治术语（politicalterm）。

取得罗马公民身份（Romanciti?zenship）的“外省人”，许多成为战士，一些人做了官吏，有的当上元老院议员，还有几个甚至当上了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121－180），既是皇帝又是著名新斯多噶派哲学家，而他就来自南高卢（Southern Gaul）。另一个来自南高卢的著名人物是历史学家，《Histories》（历史）和《Annals》（编年史）的作者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公元前55？－120？）。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诗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70－19B．C．，但丁在《神曲》中所写游地狱的向导）和历史学家利维（Titus Livius，59．B．C．－AD．17，《History of Rome》（罗马史）的作者），据说也是高卢人。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这些人当属“成功人士”。对于他们，通向罗马，也就意味着通向“成功”；“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大路在“军用路”（military roads）之外，还是“仕途”（official career）。

公元98－117年在位的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janus），出生在西班牙，不但是第一个当上罗马皇帝的“外省人”，而且成就非凡，从而有“Optimus Princeps”（最好的皇帝）之誉。他一改“开国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以多瑙河为帝国东北部边界的政策，跨过多瑙河攻占了达契亚人（Dacians）的土地，把它变成罗马帝国的一个边疆省，即今天的罗马尼亚（Romania），这样才在东欧斯拉夫语系国家中出现一个拉丁语系国家。为了保证军队供给，图拉真在铁门（Iron Gate）以东的多瑙河上修建了一座石墩多跨木拱桥，总长800米，单拱最大跨度52米。在一千多年的长时间里它不但保持着“欧洲第一”的记录，也是“世界冠军”。秦驰道上迄今尚未发现可以和它相比的桥，所以在路面之外，我们得承认罗马大路在这方面也胜出一筹。

显然，“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谚语应该出现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前，起初它很可能是拉丁谚语，而且很早就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例如日耳曼语，现在德语还有“Alle Wege führen nach Roma”的说法。日耳曼人虽然不像高卢人那样“罗马化”了，但他们也有以罗马为中心、或者为“正统”的观念；德意志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人们常说的“第一帝国”，德语全名便叫“Heilige Romal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盎格鲁－萨克森人渡海来到不列颠，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事；他们演变成“英国人”，他们的语言演变成“英语”，则更晚。莎士比亚之前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因为先后受宠于多位大贵族和国王，曾有幸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旅行，但那时就在意大利，“中心”也已经不是罗马而是佛罗伦萨（Florence），所以他只能感叹“吾生也迟！”。英国人不但创造不出这条谚语，而且把它翻译成英语也是很晚的事。“all roads lead to Rome”中的“road”一词，在古英语（Old English，约公元5世纪到11世纪）里作“raid”，意思是“riding”（骑，驾），但在乔叟时代已经成了一个弃而不用的“废词”（obsolete）。当作“lin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places”（交通线）讲的“road”，迟至16世纪才出现；起初作“roadway”，而且其中的“road”用的还是作“riding”解的“古意”，“roadway”者，骑马、驾马车的“马路”也。“铁路”现在不列颠英语作“railway”（美国英语则作“railroad”），但也开始被简化成“rail”了，其演变似乎正重复了当年从“roadway”到“road”的变化。
参考资料：中华读书报

罗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中心，交通四通八达，从个行省到罗马都有大路相通，非常方便，所以有此说。后来就转意为达到目的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实际上，伟大的罗马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所以很多谚语都和罗马有关系，譬如“来到罗马，做罗马人做的事”（入乡随俗）、“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等等。

“条条大路通罗马”实有其路，就是古罗马人在欧洲各处以及北非修筑的英语叫做“Roman roads”的大路，那是堪与中国秦“驰道”相媲美的一项欧洲古代伟大工程。

秦灭六国过程中，修筑了许多大路，秦王朝建立以后，继续维护和修筑，形成通往全国主要地区的“驰道”。至今北到内蒙东胜，南到湖南零陵，东到渤海之滨，仍然可以看到那两千多年前浩大交通工程的遗迹。内蒙东胜境内“直道”（直通正北的秦驰道）保存下来的遗迹还有90华里长，路宽仍在35米以上。当年平原地区驰道的标准路宽是50步，秦制1步6尺，1尺约合现在0．23米，可以算出路宽大约是70米，实在应该看作是古代的“高速公路”。路边三丈一树，十里一亭，高速路的附属设施也有了。

有的书上说秦驰道是秦始皇出巡用的“御道”，恐怕不确。从保存下来的遗迹看，它们显然都曾大负荷、长时期使用过。如果我们没忘记当年秦兵出动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少有的，动辄几十万人，后勤补给运输任务的艰巨当不难想见；驰道的修筑，无疑正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罗马大路也是这样，它主要也是一种“military roads”（军用路）。第一条道路，从罗马到意大利南部城镇卡普阿（Capua），是公元前312年由一位名叫“Appius Claudius Caecus”的督察官（censor）指挥筑成的，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做“ViaAppia（英语“Appian Way”，亚必古道）。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这种“大路”修到哪里，而且纵横交错，形成“网络”。在欧洲大陆它们最终都通向罗马，但在大不列颠，却都通向伦敦。

罗马大路的总里程大概不比秦驰道少，但远没有秦驰道那么宽，其路面常常用石块铺砌，是“paved roads”，铺砌方法约与我国南方的卵石路类似，但不同于“石板路”，这就比通常只是夯实土路的秦驰道要好一些。古罗马的基本军事单位是“centuria”（顾名思义可知是“百夫团”），标准建制是42个“centuria”组成一个“legion”（军团），这样一个罗马军团便大约有四千多人。公元前44年恺撒被谋害以后，他的侄孙（grand－nephew）、因被他指定为继承人（heir）而收为养子的屋大维（GaiusOctavius）与安东尼（MarkAntony）争夺继承权，曾把部队扩充到60个军团，但获胜后就削减为28个。罗马帝国用兵规模远不如秦军，通常也就几万人，例如，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公元41－54年在位）征服大不列颠的部队，大约就是4万人。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大路自然不需修得像秦驰道那么宽。

通向罗马的不只是“罗马大路”

在征服大不列颠之外，克劳狄乌斯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颁令允许高卢贵族取得罗马公民权，这对高卢的“Romanization”（罗马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罗马帝国在它征服的其他地方，也推行了类似的应该说相当“开明”的做法；而那样做，实在是有利于把被征服者“罗马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外省人”涌入罗马，凯尔特人（Celts）、柏柏尔人（Berbers）、犹太人（Jews）、埃及人（Egyptians）都有成为罗马公民的，更不用说备受罗马人尊敬的希腊人了。这样，“Roman?就不是一个用于“ethnicde?scription”（种族描述）的术语，而成了一个政治术语（politicalterm）。

取得罗马公民身份（Romanciti?zenship）的“外省人”，许多成为战士，一些人做了官吏，有的当上元老院议员，还有几个甚至当上了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121－180），既是皇帝又是著名新斯多噶派哲学家，而他就来自南高卢（Southern Gaul）。另一个来自南高卢的著名人物是历史学家，《Histories》（历史）和《Annals》（编年史）的作者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公元前55？－120？）。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诗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70－19B．C．，但丁在《神曲》中所写游地狱的向导）和历史学家利维（Titus Livius，59．B．C．－AD．17，《History of Rome》（罗马史）的作者），据说也是高卢人。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这些人当属“成功人士”。对于他们，通向罗马，也就意味着通向“成功”；“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大路在“军用路”（military roads）之外，还是“仕途”（official career）。

公元98－117年在位的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janus），出生在西班牙，不但是第一个当上罗马皇帝的“外省人”，而且成就非凡，从而有“Optimus Princeps”（最好的皇帝）之誉。他一改“开国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以多瑙河为帝国东北部边界的政策，跨过多瑙河攻占了达契亚人（Dacians）的土地，把它变成罗马帝国的一个边疆省，即今天的罗马尼亚（Romania），这样才在东欧斯拉夫语系国家中出现一个拉丁语系国家。为了保证军队供给，图拉真在铁门（Iron Gate）以东的多瑙河上修建了一座石墩多跨木拱桥，总长800米，单拱最大跨度52米。在一千多年的长时间里它不但保持着“欧洲第一”的记录，也是“世界冠军”。秦驰道上迄今尚未发现可以和它相比的桥，所以在路面之外，我们得承认罗马大路在这方面也胜出一筹。

显然，“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谚语应该出现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前，起初它很可能是拉丁谚语，而且很早就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例如日耳曼语，现在德语还有“Alle Wege führen nach Roma”的说法。日耳曼人虽然不像高卢人那样“罗马化”了，但他们也有以罗马为中心、或者为“正统”的观念；德意志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人们常说的“第一帝国”，德语全名便叫“Heilige Romal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盎格鲁－萨克森人渡海来到不列颠，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事；他们演变成“英国人”，他们的语言演变成“英语”，则更晚。莎士比亚之前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因为先后受宠于多位大贵族和国王，曾有幸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旅行，但那时就在意大利，“中心”也已经不是罗马而是佛罗伦萨（Florence），所以他只能感叹“吾生也迟！”。英国人不但创造不出这条谚语，而且把它翻译成英语也是很晚的事。“all roads lead to Rome”中的“road”一词，在古英语（Old English，约公元5世纪到11世纪）里作“raid”，意思是“riding”（骑，驾），但在乔叟时代已经成了一个弃而不用的“废词”（obsolete）。当作“lin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places”（交通线）讲的“road”，迟至16世纪才出现；起初作“roadway”，而且其中的“road”用的还是作“riding”解的“古意”，“roadway”者，骑马、驾马车的“马路”也。“铁路”现在不列颠英语作“railway”（美国英语则作“railroad”），但也开始被简化成“rail”了，其演变似乎正重复了当年从“roadway”到“road”的变化。

罗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中心，交通四通八达，从个行省到罗马都有大路相通，非常方便，所以有此说。后来就转意为达到目的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实际上，伟大的罗马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所以很多谚语都和罗马有关系，譬如“来到罗马，做罗马人做的事”（入乡随俗）、“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等等。

“条条大路通罗马”实有其路，就是古罗马人在欧洲各处以及北非修筑的英语叫做“Roman roads”的大路，那是堪与中国秦“驰道”相媲美的一项欧洲古代伟大工程。

秦灭六国过程中，修筑了许多大路，秦王朝建立以后，继续维护和修筑，形成通往全国主要地区的“驰道”。至今北到内蒙东胜，南到湖南零陵，东到渤海之滨，仍然可以看到那两千多年前浩大交通工程的遗迹。内蒙东胜境内“直道”（直通正北的秦驰道）保存下来的遗迹还有90华里长，路宽仍在35米以上。当年平原地区驰道的标准路宽是50步，秦制1步6尺，1尺约合现在0．23米，可以算出路宽大约是70米，实在应该看作是古代的“高速公路”。路边三丈一树，十里一亭，高速路的附属设施也有了。

有的书上说秦驰道是秦始皇出巡用的“御道”，恐怕不确。从保存下来的遗迹看，它们显然都曾大负荷、长时期使用过。如果我们没忘记当年秦兵出动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少有的，动辄几十万人，后勤补给运输任务的艰巨当不难想见；驰道的修筑，无疑正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罗马大路也是这样，它主要也是一种“military roads”（军用路）。第一条道路，从罗马到意大利南部城镇卡普阿（Capua），是公元前312年由一位名叫“Appius Claudius Caecus”的督察官（censor）指挥筑成的，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做“ViaAppia（英语“Appian Way”，亚必古道）。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这种“大路”修到哪里，而且纵横交错，形成“网络”。在欧洲大陆它们最终都通向罗马，但在大不列颠，却都通向伦敦。

罗马大路的总里程大概不比秦驰道少，但远没有秦驰道那么宽，其路面常常用石块铺砌，是“paved roads”，铺砌方法约与我国南方的卵石路类似，但不同于“石板路”，这就比通常只是夯实土路的秦驰道要好一些。古罗马的基本军事单位是“centuria”（顾名思义可知是“百夫团”），标准建制是42个“centuria”组成一个“legion”（军团），这样一个罗马军团便大约有四千多人。公元前44年恺撒被谋害以后，他的侄孙（grand－nephew）、因被他指定为继承人（heir）而收为养子的屋大维（GaiusOctavius）与安东尼（MarkAntony）争夺继承权，曾把部队扩充到60个军团，但获胜后就削减为28个。罗马帝国用兵规模远不如秦军，通常也就几万人，例如，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公元41－54年在位）征服大不列颠的部队，大约就是4万人。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大路自然不需修得像秦驰道那么宽。

通向罗马的不只是“罗马大路”

在征服大不列颠之外，克劳狄乌斯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颁令允许高卢贵族取得罗马公民权，这对高卢的“Romanization”（罗马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罗马帝国在它征服的其他地方，也推行了类似的应该说相当“开明”的做法；而那样做，实在是有利于把被征服者“罗马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外省人”涌入罗马，凯尔特人（Celts）、柏柏尔人（Berbers）、犹太人（Jews）、埃及人（Egyptians）都有成为罗马公民的，更不用说备受罗马人尊敬的希腊人了。这样，“Roman?就不是一个用于“ethnicde?scription”（种族描述）的术语，而成了一个政治术语（politicalterm）。

取得罗马公民身份（Romanciti?zenship）的“外省人”，许多成为战士，一些人做了官吏，有的当上元老院议员，还有几个甚至当上了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121－180），既是皇帝又是著名新斯多噶派哲学家，而他就来自南高卢（Southern Gaul）。另一个来自南高卢的著名人物是历史学家，《Histories》（历史）和《Annals》（编年史）的作者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公元前55？－120？）。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诗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70－19B．C．，但丁在《神曲》中所写游地狱的向导）和历史学家利维（Titus Livius，59．B．C．－AD．17，《History of Rome》（罗马史）的作者），据说也是高卢人。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这些人当属“成功人士”。对于他们，通向罗马，也就意味着通向“成功”；“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大路在“军用路”（military roads）之外，还是“仕途”（official career）。

公元98－117年在位的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janus），出生在西班牙，不但是第一个当上罗马皇帝的“外省人”，而且成就非凡，从而有“Optimus Princeps”（最好的皇帝）之誉。他一改“开国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以多瑙河为帝国东北部边界的政策，跨过多瑙河攻占了达契亚人（Dacians）的土地，把它变成罗马帝国的一个边疆省，即今天的罗马尼亚（Romania），这样才在东欧斯拉夫语系国家中出现一个拉丁语系国家。为了保证军队供给，图拉真在铁门（Iron Gate）以东的多瑙河上修建了一座石墩多跨木拱桥，总长800米，单拱最大跨度52米。在一千多年的长时间里它不但保持着“欧洲第一”的记录，也是“世界冠军”。秦驰道上迄今尚未发现可以和它相比的桥，所以在路面之外，我们得承认罗马大路在这方面也胜出一筹。

显然，“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谚语应该出现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前，起初它很可能是拉丁谚语，而且很早就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例如日耳曼语，现在德语还有“Alle Wege führen nach Roma”的说法。日耳曼人虽然不像高卢人那样“罗马化”了，但他们也有以罗马为中心、或者为“正统”的观念；德意志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人们常说的“第一帝国”，德语全名便叫“Heilige Romal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盎格鲁－萨克森人渡海来到不列颠，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事；他们演变成“英国人”，他们的语言演变成“英语”，则更晚。莎士比亚之前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因为先后受宠于多位大贵族和国王，曾有幸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旅行，但那时就在意大利，“中心”也已经不是罗马而是佛罗伦萨（Florence），所以他只能感叹“吾生也迟！”。英国人不但创造不出这条谚语，而且把它翻译成英语也是很晚的事。“all roads lead to Rome”中的“road”一词，在古英语（Old English，约公元5世纪到11世纪）里作“raid”，意思是“riding”（骑，驾），但在乔叟时代已经成了一个弃而不用的“废词”（obsolete）。当作“lin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places”（交通线）讲的“road”，迟至16世纪才出现；起初作“roadway”，而且其中的“road”用的还是作“riding”解的“古意”，“roadway”者，骑马、驾马车的“马路”也。“铁路”现在不列颠英语作“railway”（美国英语则作“railroad”），但也开始被简化成“rail”了，其演变似乎正重复了当年从“roadway”到“road”的变化。

罗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中心，交通四通八达，从个行省到罗马都有大路相通，非常方便，所以有此说。后来就转意为达到目的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All roads leading to Rome 实有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