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软认证申请延续:新乐府运动的写作准则是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语文课上说过）。

这个你上网去比较快.咱们就知道看不知道谁写的跟怎么写的,可能写的曲风就是比较新吧,在当时来说的,哦对!是崇尚自由~

文学政治化的典型：新乐府
文学的政治化，最为突出地表现在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中。
乐府从一开始就具有多种功能：以诗合乐，以诗观风。“风”通过声诗的乐音感染，实现讽谕目的。古乐府确实都是些讽谕精神强烈的作品，但自六朝以来逐渐消亡。唐人复古运动的实质是复兴儒学，韩愈以古文为革新对象，白居易则倡导新乐府遥相呼应。盛唐天宝间杜甫开始用新乐府反映动荡岁月，“三吏三别”以及《悲青板》、《悲陈陶》、《哀王孙》、《丽人行》、《兵车行》等诗篇出现在诗坛，集中反映了对时局的关心，对动乱中民生幸福的关切，对不合仁政的一切政治弊端的批判。在形式上，这些作品“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其首创性颇为引人注目。
元、白从前人和当代人的诗歌创作中，看到了人们用新旧乐府来表达政治关怀、兴讽时事的创作现象，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文体自觉的趋势，加以总结和规范，并以自己的作品为示范，确立了新乐府的形式，强化了新乐府的讽谕功能，并一直影响到唐末和北宋诗文革新，所谓“新乐府运动”，也就是这样的内容和线索。
白居易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认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6]诗歌既然具有帮助帝王感化人心、治理天下的功能，为什么不重视它的作用呢？如果统治者用诗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采诗上闻，闻过则喜，岂不就可以“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上下一心，矛盾全无，君王就可以“垂拱而理”了。诗歌的作用如此重大，写诗的人又怎能不认真写作，不时时想到“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白居易不但自己积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言献策，也希望所有文人都这样做。他甚至把写诗看成是用韵文来弥补奏议之不足或不便言说的补充形式：“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于是，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响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为避免以文害情，他强调“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在50首新乐府和10首《秦中吟》中，充分表现了他的政治关怀。他自觉地用新乐府这一讽谕诗体，广阔而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问题。他把诗人“美刺比兴”的社会责任和传统乐府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文体自觉。白氏的贡献，或许这一点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