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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1892－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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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家境贫寒，自幼发愤苦读，学习成绩优异。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青年时代即萌发了富国强兵、拯民于水火的思想。1911年，参加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翌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1914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等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年3月在攻克丰都县城的作战中右眼中弹致残。1923年在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被誉为川中名将。同年秋，结识了共产主义者杨暗公、吴玉章等。1924年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过程中，经过认真探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实现了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与朱德、杨暗公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止川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1927年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时刻，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1927年冬赴苏联，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优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此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并提出了《南昌暴动始末记》的专门报告。1930年夏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2月到上海，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1年奉命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错误地撤销总参谋长职务，任第五军团参谋长。长征中，于1934年底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在这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口，保证了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队司令，与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在进入大凉山时，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接着，率红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与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1937年9月底，率部挺进山西，以太行山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组织所部进行的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等著名战斗，痛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1938年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以及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等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日伪军控制的交通线上广泛开展破袭战。8月，指挥部队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组织实施正太、榆（社）辽（县）战役，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在日伪军加紧推行“囚笼政策”，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形势下，坚决执行主力地方化的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频繁的“蚕食”和残酷的“扫荡”。同时多次反击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与邓小平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返回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全区军民举行对日本侵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9月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所部反击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指挥上党战役，一举全歼阎锡山部十三个师；接着，又挥师东向，发起邯郸战役，歼敌两个军大部，争取了一个军起义。上党、邯郸战役的胜利，创造了组织大兵团作战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成功经验，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要地和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巩固了华北解放区，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同时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对迫使蒋介石同意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焊然发动全面内战。与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十个月内连续组织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战役，歼灭和钳制了大量敌军，解放了大片地区，与其战场互相配合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
　　1947年6月底，根据党中央关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大决策，与邓小平率十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实施中央突破，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连续歼敌九个半旅，巧妙地调动和迷惑了敌人。随后疾速挥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深入敌腹心地区，威逼南京、武汉，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依靠群众，立足生根，多次打破敌人重兵围攻。同年9月起，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兵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经过十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部队进行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取得了歼敌五十五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直出浙赣线，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同年冬，与邓小平一起指挥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一部配合下进行了西南战役，出色地执行了中央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大量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较短的时间内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50年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军民肃清匪患，恢复经济，筹划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为解放西南地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底，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又兼任政治委员。1954年起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9年后负责军委战略小组工作。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军事院校工作中坚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组织了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是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战略的地位的领导人之一。在继承和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军先进经验，为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培养中高级干部，推进现代化、中规划革命军队的建设做出巨大努力。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博采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在用兵作战中讲究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并将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指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同时，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以及部队的教育训练等均有丰富的论述，其军事著作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出版。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事副主席。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红色儒将刘伯承元帅的生平
刘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开县赵家场。
宣统三年(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
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
次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
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团长。
1916年3月率四川护国军攻占丰都时，头部中弹，右眼致残。
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时，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屡打胜仗，被誉为川中名将。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与杨暗公、朱德等发动沪州、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任总指挥，率部同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后转往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失败后经香港转赴上海。
1928年留学苏联。
1930年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12月回国，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用俄语当面怒斥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被撤职，调任第五军团参谋长。
1934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
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1935年5月4日，指挥干部团强占皖平渡，保证全军安全北渡金沙江。随后任先遣队司令，与政委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
进人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并在当地留下民族团结的佳话。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作为总参谋长与朱德随红军总部在左路军。他和朱德坚定地维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在山西前线组织所部进行阳明堡夜袭战、七豆村伏击战等战斗。
1938年后，与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
随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袭正(定)太(原)、平汉、自(圭)晋(城)和(大)同蒲(州)铁路交通线。
1943年9月赴延安。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8月20日，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5年9月至11月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和打通平汉路的企图。
1946年6月，与邓小平政委奉主力部队在十个月内连续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战役，歼敌十二万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947年6月，与邓小平率十二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1947年10月，蒋介石派白崇禧指挥33个旅围攻大别山。12月，刘邓决定以邓小平等率主力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刘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调动敌人。刘邓大军和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互相配合，经十个月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1948年5月，任中原军区司令员。
1948年11月，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
1948年12月15日，与邓小平、陈毅指挥中原解放军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全歼于宿县以南的双堆集地区。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
1949年4月，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道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
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冬，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1958年被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错误的批评。
1959年后曾负责中央军委的战略研究工作。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因年高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红色儒将刘伯承元帅的生平

刘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开县赵家场。

宣统三年(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

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

次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

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团长。

1916年3月率四川护国军攻占丰都时，头部中弹，右眼致残。

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时，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屡打胜仗，被誉为川中名将。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与杨暗公、朱德等发动沪州、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任总指挥，率部同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后转往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失败后经香港转赴上海。

1928年留学苏联。

1930年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12月回国，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用俄语当面怒斥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被撤职，调任第五军团参谋长。

1934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

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1935年5月4日，指挥干部团强占皖平渡，保证全军安全北渡金沙江。随后任先遣队司令，与政委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

进人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并在当地留下民族团结的佳话。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作为总参谋长与朱德随红军总部在左路军。他和朱德坚定地维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在山西前线组织所部进行阳明堡夜袭战、七豆村伏击战等战斗。

1938年后，与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

随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袭正(定)太(原)、平汉、自(圭)晋(城)和(大)同蒲(州)铁路交通线。

1943年9月赴延安。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8月20日，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5年9月至11月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和打通平汉路的企图。

1946年6月，与邓小平政委奉主力部队在十个月内连续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战役，歼敌十二万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947年6月，与邓小平率十二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1947年10月，蒋介石派白崇禧指挥33个旅围攻大别山。12月，刘邓决定以邓小平等率主力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刘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调动敌人。刘邓大军和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互相配合，经十个月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1948年5月，任中原军区司令员。

1948年11月，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

1948年12月15日，与邓小平、陈毅指挥中原解放军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全歼于宿县以南的双堆集地区。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

1949年4月，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道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

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冬，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1958年被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错误的批评。

1959年后曾负责中央军委的战略研究工作。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因年高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刘伯承
1892年生，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起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故事1

巧妙用兵 两伏七亘村

1937年10月25日，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获悉日军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平定县城开进，其运送军械弹药粮草的辎重部队约千余人在测鱼镇宿营。测鱼镇东部的七亘村一带地形复杂，道路弯曲，正太公路由此通过。刘伯承判断，测鱼镇之敌第二天必定经七亘村向平定县城运送军用物资，即令三八六旅三营利用七亘村一带的有利地形，力求打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歼击敌军，夺其辎重，切断二十师团的后方补给线。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听说八路军要在七亘村伏击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非常怀疑。认为国民党的数万正规大军都不能阻挡日军入侵山西，八路军又怎么能与日军相匹敌呢？刘伯承要用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治一治国民党军队的“恐日症”。

10月26日拂晓，天刚蒙蒙亮，驻扎在测鱼镇的日军辎重部队，在200余名步兵的掩护下，沿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平定方向开进。9点钟左右，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了三营的火力范围，三营战士把这股敌人放了过去，其他敌人看到先头部队部队平安无事，即紧随其向前运动。当敌辎重部队进入三营的伏击圈时，三营抓住战机，向其发起突然攻击，以猛烈的机枪、手榴弹火力大量杀伤敌人。顿时，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直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随即，八路军战士个个像猛虎下山，向敌群冲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使敌人的队形大乱。敌人前后被三营的火力和冲入敌阵的战士所截，左右被道路两侧的地形所阻，兵力无法展开，火力不能发挥，掩护部队也发挥不了作用，被八路军战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完全失去了指挥和抵抗能力。后尾掩护的少数兵力见大势已去，惧怕被歼，丢下物资和其他人员，狼狈地向测鱼镇方向回窜。

这次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胜利。

敌运输部队被八路军歼灭后，日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计划落空，前方急如星火，后方亦如热锅上的蚂蚁。日军依据用兵“不得遵常”的道理，认为八路军伏击胜利后，一定会转移别处，绝不再再在七亘村设伏。所以，一面组织部队到七亘村收集、搬运尸体，一面调整力量，准备继续从七亘村一带通过，向平定方向运送军用物资。

刘伯承神机妙算，准确判断敌人运送军用物资未成，前方弹药粮草告急，一定会千方百计再次运送。且向平定前方机动没有道路绕行，七亘村是再次运送物资的必经之路。另外，刘伯承抓住敌人用兵教条的心理，对“不得遵常”的用兵之道，反其道而用之，大胆决定再次在七亘村设伏。为了进一步迷惑日军，诱骗其上当，刘伯承又使用了疑兵之计。当日军派重兵来七亘村实施报复时，他让第三八六旅主力佯装慌忙败退，制造八路军已被驱走的假象。第三八六旅主力在附近山里绕行一圈，乘夜又秘密返回到七亘村设置伏击阵地，主攻任务仍由第三营担负，不过伏击地点由村东移到了村西。

28日上午，敌人由测鱼镇出动，沿原路向平定方向开进。这次，敌人吸取上次遭伏击的教训，以100余名骑兵开道侦察，300余名步兵殿后掩护，辎重部队摆在中间，相信可以万无一失。敌先头部队接近七亘村后，其侦察分队进行了严密搜索。三八六旅三营的战士沉着镇静，严密伪装不动声色，以致敌人走到跟前都没有被发现。在敌人确信没有伏兵，其先头部队的骑兵才摇摇晃晃地通过八路军的伏击地区。待敌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后，三营指挥员一声令下，埋伏在七亘村西侧的战士，对敌发起了猛烈袭击。随后，战士们又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激战到黄昏，又毙敌100余名，缴获骡马数十匹，余敌向平定方向逃窜。

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刘伯承指挥八路军部队，采用“重叠的设伏”战术，在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日军的辎重部队，毙敌400余人，缴获骡马近400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侵华日军尝到了八路军的厉害。

七亘村伏击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将缴获的日军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拿出一部分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让他看看八路军是怎样战胜侵华日军的。卫立煌亲自点验过目，对刘伯承率领八路军战士对日军作战取得的辉煌战绩，敬佩不已，称七亘村伏击战是大胆巧妙用兵的奇迹，不得不承认：“还是八路军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故事2

“狭路相逢勇者胜”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像一支利箭直插大别山。25日夜，当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汝河南岸渡口已被敌吴绍周的八十五师占领了。河上船只，已被敌人搜砸一空。这时，在后面尾追野战军的3个师，距汝河北岸仅五六十里。情况尤分紧急，真有“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之势。

此刻，刘伯承把指挥部前移到六纵司令部。在北岸河口附近一间小屋里，召集六纵干部举行紧急会议。

屋里的人注意力高度集中。一直沉默的刘伯承，微微抬起了头，用他分外沉着、安详的眼光巡视了每张焦急的面孔，他开了口：“同志们！情况确实严重，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仅影响战略跃进，而且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坚毅有力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用拳斗撞击着桌面，更高声地重复着：“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

政委邓小平点了点头说：“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我们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进攻命令，通过电话立刻传遍了整个部队。午夜12点，部队开始行动。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来到河边，具体指挥强渡。

六纵队指战员英勇奋战，终于在天亮前杀开了一条血路，突过汝河，占领了南岸阵地。但整个形势仍很紧张。敌人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企图夺回阵地，堵住口子，阻止大部队渡河。担任打开道路、副食全军渡河的前卫团，遭到了敌炮火的猛烈轰击，炮弹不时地打到团指挥所的院内。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突然来到指挥所。前卫团指挥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劝他们躲开敌人的炮火，他们没有理会，蹲在院子里，摊开地图，仔细地研究起来，敌人炮火更加密集，刘伯承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详细地询问前卫团指挥员是如何部署兵力的，甚至连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也查问到了。

平时，部队指挥员都非常喜欢刘伯承这样提问题，可这会儿，因为担心首长的安全，他们确实有些不耐烦，急得搓手跺脚。刘伯承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严肃地说：“同志啊，不是我信不过，而是你们的任务太重要了！现在，还不能松劲，敌人的反击很猛，能否保住阵地，可是关系到全军的命运啊！”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挥员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经过整整一夜的拚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还不断扩大，在敌阵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后面的大部队和直属机关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汝河。

强渡汝河后，刘伯承又指挥部队徒步涉过淮河，率大军进入了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心脏，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开到了国民党统治区

故事3

“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

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忙着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他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说：“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通讯员急急忙忙距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怎么，华北她得急病了？”妈妈急于弄清情况。

警卫员说：“电话上叫你们马上就去，我去备马。”

刘伯承挡住他说：“等天亮再去吧，免得惊醒大家。”话音刚落，催促他们的电话又来了。

汪荣华说：“可能是急病，别让老师、阿姨们着急了，咱们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骑马。”

走进保育院，孩子们还在梦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紧张地巡视着，办公室里亮着灯光，在场的人都极紧张，焦灼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保育院。

当伯承夫妇一走进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首长，所里今夜出了大事。我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华北她……她被敌人谋害了。”如同晴天霹雳，刘伯承夫妇几乎昏倒，虽然他们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心里却象被戳了一刀，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说：“安定！……孩子在哪儿？”

所长领着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小窑洞里，小床上躺着心爱的女儿华北，汪荣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着扑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睁眼看看爸爸妈妈吧，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颤抖着又手抚摸孩子的脸，眼泪同样从他没有来得及带假眼球的右眼眶里流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

所长悲伤地向刘伯承夫妇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凶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故事4

刘伯承的办学公式

南京军事学院的一些老教员、老学员经常谈起这个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基+麦克阿瑟-“戈尔洛夫”=X？，其实，这个刘伯承办学公式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然，在描述之前，应该稍加注释。

杨得志，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旅长、师长、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著名的战将，入学时为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入学后不久，即赴朝作战，先后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罗哈里斯基，即H·A·韦廖夫金—拉哈尔斯基，苏军中将。1941年8月至1994年6月，任苏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在军事学术上有较深造诣。时为苏军总顾问，率20多位苏军顾问驻南京军事学院。

麦克阿瑟，1903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39岁时任西点军校校长，典型的“西点式”军人 。历任驻菲律宾美军兵团司令、总司令。1941年任远东军总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1950年侵朝战争爆发后，任“联合国总司令”。

“戈尔洛夫”，我国在40年代翻译的一个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盲目自大，保守落后的典型人物。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这个话剧，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这个公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杨得志——在这里代表“我”情。因为杨得志是由军事学院调往朝鲜前线的，是将学院教学与战争实际联系起来的桥梁。以我为主，就是从我军实际出发，为我军建设服务。

罗哈里斯基——在这里代表“友”情。吸取苏军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作为军事教学的参考。

麦克阿瑟——在这里代表“敌”情。即将朝鲜半岛的敌情与军事学院的课堂教学紧密联系，运用最新军事住处辅助教学，有针对性地研究美军装备、编制、指挥、作战等问题。

“戈尔洛夫”——在这里代表保守、落后、机械，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形象化。其意自明，不必赘述。

故事5

“猫论”源自刘伯承

“猫论”，曾和“石头论”一起，被作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第一的两个主要论点。“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下简称“猫论”），作为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仅在国内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在国外也遐迩闻名，广为流传。而邓小平“猫论”的提出却是吸收借鉴刘伯承军事思想的结果。

把“猫论”用来阐释一种思想观点的，首先是刘伯承。刘伯承是我军著名的军事家，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教条，战略战术机动灵活，以打胜仗为最终目的。因之，这位农民出身的军事家，每逢大战在即，经常脱口而出：“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来说明一个相互而深刻的道理：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由于这句话生动形象，很适合当时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 ，深受一二九师和二野指战员的喜爱。

邓小平与刘伯承既是同乡，又是长期共同战斗的战友，加之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指挥打仗，还是领导建设，都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所以，对于刘伯承常说的这句家乡话，自然十分理解，非常赞同，将其从军事领域引入整个社会领域，以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对极“左”思潮，倡导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

1962年，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农业问题上，由于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违反按劳分配的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所以，高速农业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调整时期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认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为了形象地表达这一正确观点，邓小平引用了刘伯承说过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反映了他对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 从此，“猫论”便不胫而走，很快流传起来。

刘伯承（1892－1986）

四川省开县人。一九一二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一九一四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长。后留学苏联。一九三零年回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刘伯承（1892－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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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家境贫寒，自幼发愤苦读，学习成绩优异。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青年时代即萌发了富国强兵、拯民于水火的思想。1911年，参加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翌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1914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等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年3月在攻克丰都县城的作战中右眼中弹致残。1923年在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被誉为川中名将。同年秋，结识了共产主义者杨暗公、吴玉章等。1924年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过程中，经过认真探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实现了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与朱德、杨暗公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止川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1927年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时刻，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1927年冬赴苏联，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优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此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并提出了《南昌暴动始末记》的专门报告。1930年夏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2月到上海，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1年奉命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错误地撤销总参谋长职务，任第五军团参谋长。长征中，于1934年底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在这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口，保证了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队司令，与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在进入大凉山时，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接着，率红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与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1937年9月底，率部挺进山西，以太行山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组织所部进行的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等著名战斗，痛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1938年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以及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等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日伪军控制的交通线上广泛开展破袭战。8月，指挥部队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组织实施正太、榆（社）辽（县）战役，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在日伪军加紧推行“囚笼政策”，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形势下，坚决执行主力地方化的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频繁的“蚕食”和残酷的“扫荡”。同时多次反击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与邓小平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返回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全区军民举行对日本侵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9月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所部反击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指挥上党战役，一举全歼阎锡山部十三个师；接着，又挥师东向，发起邯郸战役，歼敌两个军大部，争取了一个军起义。上党、邯郸战役的胜利，创造了组织大兵团作战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成功经验，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要地和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巩固了华北解放区，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同时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对迫使蒋介石同意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焊然发动全面内战。与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十个月内连续组织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战役，歼灭和钳制了大量敌军，解放了大片地区，与其战场互相配合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
1947年6月底，根据党中央关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大决策，与邓小平率十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实施中央突破，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连续歼敌九个半旅，巧妙地调动和迷惑了敌人。随后疾速挥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深入敌腹心地区，威逼南京、武汉，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依靠群众，立足生根，多次打破敌人重兵围攻。同年9月起，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兵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经过十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部队进行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取得了歼敌五十五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直出浙赣线，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同年冬，与邓小平一起指挥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一部配合下进行了西南战役，出色地执行了中央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大量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较短的时间内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50年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军民肃清匪患，恢复经济，筹划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为解放西南地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底，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又兼任政治委员。1954年起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9年后负责军委战略小组工作。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军事院校工作中坚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组织了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是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战略的地位的领导人之一。在继承和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军先进经验，为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培养中高级干部，推进现代化、中规划革命军队的建设做出巨大努力。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博采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在用兵作战中讲究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并将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指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同时，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以及部队的教育训练等均有丰富的论述，其军事著作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出版。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事副主席。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